刘波儿:民国“中华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9: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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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儿  
都逐渐同化于我”,从而使共同体得以牢固存在下去。尽管这一思路有应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内在考量,但总的来看,学界显然是希望通过建构共同的历史想象来建构共同的观念和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提供佐证,而这种关于历史交往图景的描绘,最终走向了论证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交融、相互依赖关系的宏大视域,这是国难背景和现代国家重构过程中学术界对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国家的共同认知和自然选择。但是,如果就此说凌、芮二人的研究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顺应主流学术的文本书写,则忽略了他们研究中反复提及的“苗性”与“他性”所暗含的问题意识和学理意义,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中国民族学界对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关键时期。

  

  

   三、同心并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追求

  

  

  

   顾颉刚未曾阐明的“希望”,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民族学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民族学以边政学的形式与中国语境相结合,民族学家在广泛的边疆实践中密切了与非汉文化群体的接触,开始主张从学理角度重新讨论“‘中华民族’是什么及‘民族’又是什么”,讨论的核心正是对“同源论”的批驳。岑家梧一面表示,“中华民族是个博大的综合体”,一面指出这个综合体里的人民,“有不同始而同终的,也有同始而不同终的”。但这并不影响国家的团结,因为对于不同始而同终的各族,“不特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今后的趋势”,至于同始而不同终的,“他们既自来是同源,只要提起他们的民族意识,自然也不难使其由小异而归大同”,并以苗族为例,指出“今后应就苗、仲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上作深入研究,阐明其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卫惠林则批评“由若干浅薄的历史考证来说明边疆民族之与汉族同源”的“民族一源论与边族否定论”是“陷于一种独断主义的错误”。他指出,中国的边疆问题与国内民族问题,是现存事实,无须历史学家的考证,无论是从学理或政治方面,都不能不承认边疆民族在语言、文化与政教制度上的特殊现象,这一事实已构成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真实性,无论国内民族是否改称宗族,或从历史考证上是否可以证明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皆不能改变。在他看来,“以政治主张为基础的历史观念之宣传”是建立在“由种族主义所构成的民族思想”之上的,但事实是“现在世界上之大国极少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汉族没有成为标本的必要,“边族”也没有分裂自立的可能,这种宣传自然无甚意义。不难发现,在民族学学人看来,非汉文化群体的存在是无须回避的客观事实,只要能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不会影响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事实上,这种思路显示出民族学界开始思考跳出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进行统一国家构建的可能。那么,这个统一国家的凝聚机制是什么?

   1941年,陶云逵指出,“所谓文化的统一化并不是说主观的以固有的中原文化标准而把其它的同化,也不是说取某一个边社文化为标准而把中原文化与其他边社文化同化起来”,“乃是把边社的文化也跟中原人群的文化一样的‘近代化’起来。换言之,就是全国近代化的统一化!这里包括教育的近代化,经济的近代化,政治的近代化,军事的近代化,交通的近代化等等”。此后,“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民族学界论及文化融合问题时的通行解决方案,民族学学人将这个过程视为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过程。然而,如何使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个新文化?“现代化”与人们熟知的“汉化”“同化”又有何区别?

   1942年,凌纯声指出,所谓“现代化”应是实现“边疆文化国族化”“边疆政治民主化”“边疆经济工业化”,他强调“所谓国族化者,并非旧式方法的汉化,更非消灭边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之意”。这一解释对“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大体勾勒,但尚未厘清它与“汉化”“同化”的区隔。其后,民族学学人尝试对这一问题继续作答。1943年,吴泽霖指出,“同化的最后目的在使各个民族在血统上熔合成为一体,在文化上采取一个中心民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与道德标准,使各个民族汇合于中心民族的巨流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绝对的同化会导致小民族的特性不复存在,所以应该“旨在培养各族间一种共同的意志,产生一种同类意识”,以求“对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上大家都同心同德,统一步骤的去图谋解决”。吴泽霖初步提出了“同化”的方向应该是“同心同德”而非“绝对同化”。这一观点得到了卫惠林的赞同,他强调,“我们的民族主义,应建立于文化政治的观点上,以促进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综合发展为目的,已往的‘我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偏狭思想,自秦汉以来早已放弃,今日无再强调此旧论之理”。岑家梧接着指出,要改善边疆社会状况必须通过“加速提高其经济水平,改良其政治,促进其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奠定民族同心之基础”。

   1947年《边政公论》杂志社召开“边疆自治与文化”座谈会,与会学者进一步阐发了民族同心,共同发展的愿景。芮逸夫“主张让各族自由发展,使它们混凝成一种共同的新型文化”,并且强调“所谓自由发展,应以趋向现代化为依归”。其他学者也纷纷指出,现代化是将民族文化“选优去劣,发扬光大,殚尽文化传承、改进与创造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应互相交融学习、共同向外吸收,“以世界各民族的进步文化为准绳”,“在科学化、世界化的先提下,创造综合性的国家文化”。会后,马长寿又专门撰文再次指出,就政治改革而言,改革的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无论中原边区都向政治民主化的目标迈进,这便是中国政治统一,亦即边疆政治的同化了”;在文化改革方面,应“重新估定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凡是符合现代化标准的都应“引之为统一文化或同化文化之资”。将“现代化”作为共同目标,各民族同心并行,共向发展此时已经成为民族学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识。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史研究“很多时候也是在一种平等融化、相互同化之意”上使用“同化”一词,并没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进一步阐明了“同化”的“现代化”内涵,使多民族国家团结一体的立足点脱离了“同一化合”的历史叙述,不仅具有了更加清晰的意象,而且也体现出新的时代意义、更加直接的号召力和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结  语

  

   中国民族学从一开始就将学科的建构与“强国”目的联系在一起,学人不断尝试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规界并试图说明其作为团结统一体的逻辑自洽性,他们相信“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为此,在西方进化论、种族学说、民族理论的影响下,从构造“同质精英”的种族改造方案到以“同一化合”为基调的民族史书写,学人不断尝试将“中华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理论之基构建在“一族一国”的西方民族理论之上,然而最终在实践与理论的困境面前,学人离开了这一设想,从民族的交融凝聚提炼出高度凝练的多民族“同心并行”,并指出它的现代化方向,使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族类在新的国家话语体系中找到位置。这既是对“文明体”中国的理解与尊重,也是一种新的解释体系。尽管这一体系仍不完善,但它的建立过程,正是民族学界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视域之外,根据中国实际进行知识生产,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寻找内在理论逻辑的过程,展现出中国学者从仓促套用西方理论到展开独立思考的历史图景。

   通过这段历时性考察,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学人在吸收舶来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尊重学术发展规律,探索建立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缩影。它提示我们,学科的本土化并非简单地将西方理论用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也不是以中国现实去套证西方理论,而应该是立足于本土资料和现实情况,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搭建新的知识框架体系。也正是由于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初期,学者就将学科定位、学科发展与建立公共信仰,构建现代国家的时代需要紧紧相连,民族学才能在中国土壤中落地生根,发展壮大。这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和对观。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民族学界从“文明体”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国家凝聚机制的设想,客观上突破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国家组织原理的宰制性解释,同时也是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与超越,既提示了当代边疆研究离开西方理论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也为廓清相关研究与旧式刻板“大一统”观念之间微妙但重要的歧异提供了空间,为阐释“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路径。这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线索在当下边疆学构筑中的重要意义。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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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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