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光 武诗敏:个人破产立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8: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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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光   武诗敏  
中国民间潜在的债务问题以及个人破产和债务催收法制的缺失有可能在未来引发越来越多暴力纠纷和社会矛盾,迫切需要通过个人破产制度来应对。由此也可以看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在集体清偿和按比例分配破产财产之后,即便最终未能获得破产免责,也不能因此怀疑甚至否定该破产程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其次,不能将可能存在欺诈情形的债务人阻挡在破产程序之外。对于转移财产、隐匿财产的债务人,如果具备了破产原因,也应当允许其进入破产程序,然后通过破产撤销权、无效行为制度等手段打击逃废债务的债务人,并且可以在集体清偿和按比例分配破产财产之后,不批准债务人免责。在企业破产法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将此类债务人排除在破产程序之外的做法,更有在启动了破产程序之后,发现债务人有欺诈情形之后再驳回破产申请的个案。这种做法将债务清偿问题推给社会,并让抢先执行、暴力催债行为愈演愈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36 号)规定:“对于已经出现破产原因的企业,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符合条件的破产清算申请,通过破产清算程序使其从市场中有序退出。对于虽有借破产逃废债务可能但符合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条件的非诚信企业,也要将其纳入到法定的破产清算程序中,通过撤销和否定其不当处置财产行为,以及追究出资人等相关主体责任的方式,使其借破产逃废债务的目的落空,剥夺其市场主体资格。”这是一种正确的司法逻辑。笔者注意到,《深圳条例》第14条将“申请人基于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人信誉等不正当目的申请破产”列入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情形,已经受理但尚未宣告破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笔者认为,该项规定有待商榷,不符合前述司法政策确立的司法逻辑,也不利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价值的充分实现。

  

   最后,集体清偿与按比例分配是“一体两面”,也是破产程序区别于执行程序的关键所在。有学者早年敏锐地指出:“按照民法通则的精神,不论债的发生原因和时间先后, 各债权人都有平等受偿的权利。然而,采取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就会产生不平等的清偿结果。先告者先受理,往往也是将已执行款给付已判决的债权人,其他债权人不能得到清偿,未能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26]这种从债权平等受偿的角度来论证个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已经认识到个人破产制度的根本属性,也反映出合理界分执行与破产程序的重要现实意义。简言之,执行程序建立在债务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基础上,贯彻普通债权“先到先得”的清偿原则;破产程序建立在债务人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基础上,贯彻普通债权平等受偿原则。执行与破产的衔接发生在债务人无(足额)财产可供清偿的时候,普通债权的清偿原则也因此由“先到先得”转入平等受偿。[27]在个人破产制度中,必须坚持以按比例分配为基本原则,这也是现代破产制度财产分配的核心原则。[28]一方面,任何意欲打破按比例分配原则以获得优先清偿的债权,除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之外,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司法个案中基于所谓的利益平衡或者以社会稳定名义而裁量认定某类债权获得优先清偿顺位,都应当视为是对按比例分配原则的破坏。另一方面,立法规定任何一类债权可以获得优先清偿顺位,都必须有充足的论证理由,而且,原则上应当由破产法本身来完成这种立法任务,按比例分配原则与债权优先清偿必须在这种张力中得到约束和实现平衡。

  

   (二)拯救理念:破产免责与全新开始

   现代个人破产制度中的破产拯救理念日益凸显,代表性的制度设计就是破产免责。历史上第一次规定破产免责是英国《1705年破产法》,被宣告破产的人交出财产之后,允许他们从财产中支付必要的生活费用(allowance for maintenance),更为重要的是,批准免除他们在破产程序启动时仍然欠付且在破产程序中未能清偿的债务,此即现代个人破产制度所必备的破产免责制度(discharge)。免责制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破产人可能是令人怜悯的对象,而对债务人的无限制的监禁根本无法补偿债权人的损失。[29]随着免责制度的引入,英国法律具备了现代破产制度的所有要素。后续的破产法发展历史主要是关于破产财产的管理问题,立法者脑海中的问题集中在,究竟应当由国家还是债权人来主导破产程序。[30]

  

   免责制度现已成为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标配。世界银行的专项报告指出,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救济可能是个人破产制度长期以来的更为显见的主要目标,免责也因此成为了现代个人破产制度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如果一国破产法不包括债务免责,或者使得债务免责相当困难,即使有破产程序可供使用,消费者个人也很少申请破产程序。[31]在美国,如果破产法没有可自由获得的免责,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32]为个人债务人提供一个“全新开始”(fresh start)的社会效用深深植根于其破产法之中[33],这不仅关乎债务人重新站起来,更是关系到社会整体福祉,因为“社会利益将由此得到增进”,而“让债务永恒化的权力不会给债权人带来任何好处”。[34]

  

   中国个人破产立法应当引入破产免责制度,并且认真研究免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规范。《深圳条例》的出台告诉我们,破产免责制度设计将是我国个人破产立法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首先,正确理解破产免责的涵义。“免责制度产生之前, 破产主要是作为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工具和手段存在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掘债务人的财产;免责制度出现之后,破产程序的推动主要依靠债务人基于免责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35]不少人习惯于将个人破产与破产免责相提并论,并将个人破产免责等同于债务豁免。实际上,个人破产免责最初的历史形态是以财产豁免的形式出现的,其渊源是古罗马的立法。债务豁免则是18世纪的产物,又可分为债权人多数决之下的债务免除和立法规定或司法批准之下的债务免除,前者以合意免责的样态出现,后者则以清算免责的形式存在。因此,个人破产免责事实上是由财产豁免、合意免责、清算免责等多方面构成的体系化的制度。现实中将破产免责简单等同于债务的豁免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其次,认真研究破产免责的理论基础。破产免责制度与社会经济演进乃至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变迁有密切的关联,[36]虽然现代各国破产法纷纷确立了免责制度,但却面临该制度本身合宪性与否的质疑。[37]为此,有关破产免责正当性的理论也不断出现,主要包括债务人合作理论、人道主义理论和社会效用理论。任何国家的破产免责制度设计都是多元理论影响的结果。债务人合作理论认为,免责是摆在债务人面前的诱惑,诱使债务人在破产案件中与受托人、债权人就债务人资产的定位、收集和清算进行合作。如果债务人合作,就准予免责;如果不合作,则不予免责。[38]据此,免责可以引导或诱导债务人减少欺诈或不诚信行为,在破产程序中努力配合法院和管理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才是通向获得免责待遇的正确路径,否则,一旦被认定为不诚实的债务人,即便在自动免责的国家,也会被施加破产限制令。这就是“胡萝卜”与“大棒”共同作用的结果。人道主义理论认为,对被债务淹没的个人的仁慈是破产免责的正当理由,把“无可救药”的负债人从债务中解救出来是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债务人从这些债务中解脱出来有助于恢复债务人的自我价值感,而社会亦可以从债务人的自我价值恢复中获益。[39]因此,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破产制度设计可以保护债务人的生存权和人格尊严权,具体体现在自由财产的范围界定和免责例外情形的列举等技术层面。社会效用理论将个人破产制度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范畴考察,认为给予绝望的债务人免责对社会普遍有利,而不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对债权人有利。[40]一方面,把债务人从过去的债务中解脱出来,鼓励债务人恢复为商业社会中“有生产力的成员”;相反,在债务的重压下,债务人工作的动力应该更小,因为他的债权人可以通过诸如扣押之类的催收努力来拿走其工作的收益。[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指出,破产法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把诚实的债务人从沉重的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让他重新开始,免除因生意上的不幸而产生的义务和责任”[42]。这一目标既关乎私人利益,也关乎公共利益,因为它给“诚实而不幸”但又愿意交出自己破产时拥有的财产用于破产分配的债务人一个生活机会,一个不受先前债务的压力和挫折约束的新的生活机会,一个未来努力的明确方向。[43]此外,从更广泛的层面考察,社会效用理论还表现在对风险投资环境的塑造层面。个人破产法对于企业家越宽容,相当于给予其额外的保险,企业家从事风险性投资活动的意愿就会越高;反之,个人破产法对于企业家的失败越严苛,企业家也就越不敢于冒险,对风险投资的需求当然也就越低。[44]因此,基于社会效用理论的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目的并非基于特定债权人和债务人孤立的收益,而是基于更广泛的社会收益,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的功能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破产免责让个人破产制度融入破产拯救的理念,也为个人破产立法带来技术层面的挑战。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贝尔德教授指出:“规范个人破产的法律很复杂,不是因为案件本身。再次重申,个人破产的案件很简单,也不怎么耗费司法资源,其复杂性在于必须用某种方法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和滥用破产程序的人区分开来。”[45]事实上,现代个人破产立法都是诸多理论综合影响的结果,我们在确立免责制度时,也需要综合多种学说理论,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方可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破产免责制度。考虑到中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以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再加上调查债务人欺诈和识别“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所需要的制度手段和技术经验欠缺,我们一方面应当基于债务人合作理论,选择许可免责的立法例,并建立严格的破产限制措施,发挥“胡萝卜”与“大棒”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应当融入人道主义理论和社会效用理论,在个人破产免责的例外情形设计方面把握宽严之度,以防止免责制度阻碍个人破产制度充分发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和赋予债务人“全新开始”的功能价值,真正让个人破产立法“逐步实现对个人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低到高的保护”[46]。

  

最后,正确对待破产免责与“逃废债”的关系。在我国,反对个人破产立法者的最大担忧是破产制度的实施可能使个人债务得以合法免除,从而使个人更容易利用破产制度去隐匿财产以逃避债务。诚然,我们无法保证个人破产制度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逃废债务的情形,但正如学者所言,允许个人破产与其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并无必然联系,没有破产能力的债务人,同样存在着故意转移、隐匿财产或通过不正当的消费等方式以逃避应当履行债务的情形;而对于享有破产能力的法人,也并非不存在破产前转移财产以减少或逃避清偿债务的行为。这种逃避债务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破产制度及相关法律不完善的后果,并不因破产主体而有所不同。[47]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现代个人破产制度规定了破产撤销权、无效行为制度、失权与复权制度,这些都是打击债务人逃废债行为的有力“武器”,而且是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无法拥有的“武器”。此外,大多数国家都将一定期限内(如美国为8年,日本为7年)的二次破产作为拒绝免责的情形,这也可以起到防止借破产逃债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深圳条例》第14条规定“债务人依照本条例免除未清偿债务未超过八年的”属于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情形。该规定虽然对于防范个人借破产逃废债务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与国际上普遍的立法经验不相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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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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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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