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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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万  
把推行普通话作为发展文化的一个内容”。彭真在做总结时,一锤定音,强调“推行普通话问题写在这里(第4条)有副作用,挪到第19条(教育政策条款)”。由此可见,八二宪法制定者认为应将推广普通话条款“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项规定写,不与少数民族问题混到一起,省得引起误解”。最终,在1982年4月22日彭真关于宪法草案说明中,就把“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培养“广大的有文化的工农群众”。

  

   通过对于普通话条款入宪过程的梳理,可以清晰显示宪法制定者对于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有明确共识,“必须大力推广普通话,委员们对这个看法比较一致,所以后来写入宪法”。包括少数民族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在内,宪法制定者均赞成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并将其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对此,班禅特意强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是涉及巩固国家统一和安定边疆的大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因此,八二宪法确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发挥了国家统合、民族团结和国民教育的多维度功能。事实上,早在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胡乔木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普通话,还不仅仅是跟方言对待的”,“这种普通话我们把它解释成为一种普遍通行的话,是一种共同的话,就是民族的共同语”。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释义

  

   上文追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进入我国宪法的过程,实则也是对宪法相关条文展开原意解释。由此可以洞察制宪者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界定。宪法确立的语言文字制度是“多元一体”的,既保障多元化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各地的语言文字,更明确规定了一体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聚多元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因而,体现一体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较之于多元化的各民族语言文字和各地区的语言文字,具有宪法上的优先性和主导地位,即成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在1992年《国务院转批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民素质和工作效率;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也不妨碍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事实上,国家立法机关最初拟制定《语言文字法》,不过“鉴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2000年2月,委员长会议决定本法主要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留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时另作规定”,并将其更名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草案内容作了相应修改。除了制宪者的原意之外,尚需采用其他解释方法以阐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内涵,这主要包括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

  

   1.“推广普通话”条款的文义解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所谓“国家推广”意味着国家有权力也有责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其既是宪法的政策目标条款,也赋予相关部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责任,构成“宪法委托条款”。“宪法委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一种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这意味着立法机关需要适时将宪法中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立法。由此,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就成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责任和紧迫任务。汪家镠在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说明中,就将“与宪法等有关法律保持一致”作为该法的首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审议过程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应当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由此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二,所谓“推广”意味着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有学者对推广与推行(比如宪法规定的“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提倡(比如宪法规定的“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和保护(比如宪法规定的“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区别做了细致阐释:推行意味着较高的强制性,普通话与其他语言相比具有优先性,而推广仅是扩大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提倡不带有强制性,而推广具有国家主动的色彩;保护的对象是非主流的语言,而作为主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需要保护。进一步而言,“推广”意味着在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上,国家至少发挥着三种角色:一是作为主导者,国家采用各项积极措施,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广泛采用;二是作为实践者,国家机关要率先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三是作为监督者,国家机关要监督通用语言文字的落实情况,“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和处理使用中的不规范和违法违规现象”。

  

   第三,诚如上文所述,所谓“全国通用”和“国家通用”是与当地通用、特定民族通用相对而言的,以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巡视员王培英曾撰文指出,“通用语言”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专称,因为全国同时并存着应用范围大小不同的各种区域性的通用语言,而只有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或通行全国的语言,因此“普通话”也就成了全国通用语言的专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2条和《教育法》第12条)、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比如《刑事诉讼法》第8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6条)、民族语言文字(比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40条和《电影产业促进法》第43条)以及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比如《行政诉讼法》第9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1条)的概念区分,从而形成了我国“多元一体”的语言文字体系。在此体系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基础和导向作用,其优先地位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其他类型的语言文字起到辅助作用,仅处于从属地位,旨在为部分公民提供更为便捷的诉讼、仲裁和文化等公共服务,但其适用范围却受到限制。因而“全国通用”不仅是个描述性概念,也具有规范性效力,即国家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通行适用。

  

   第四,所谓“普通话”,根据国务院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系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当然,随着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发展,宪法中的“普通话”应作广义理解,即还包括了与普通话相匹配、相促进的规范汉字。值得注意的是,在起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过程中,曾有人主张明确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定义,并将定义一度写到法律草案之中,然而最后立法机关决定删去相关定义,认为“把定义写进法中,使学术定义法定化,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争议。本法不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定义,并不会造成人们对普通话、规范汉字产生误解”。由此可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内涵和外延,已然具有高度的社会共识,已然成为生活化和常识化的经验,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因而宜将宪法中“推广普通话条款”涵盖规范汉字,使其并行推广和发展。

  

   2.“推广普通话”条款的体系解释。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与宪法中的诸多条款存在密切联系,“此项解释方法能维护整个法律体系之一贯及概念用语之一致,在法解释上确具价值”。第一,就“普通话”条款所处的宪法第19条而言,其专门规定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第19条第1款和其余各款构成总分结构:第1款总括了教育文化政策的目标,其下各款分别详细规定了学校教育、教育设施、民间办学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首先要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落实,这就赋予了教育和文化领域更强和更直接的宪法责任。由此,在教育领域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率先、充分、全面和高标准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对应到宪法中的公民受教育权(第46条)和文化自由(第47条),意味着公民有在行使受教育权和文化自由过程中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其包括了自由权面向(自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免于干涉和歧视)和社会权面向(要求政府为其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和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必须准确把握其法理精神,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维护和保障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合法权利,并在工作中切实落实到位”。

  

   第二,“推广普通话”条款与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宪法开篇即言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宪法所建构的国家形象,既是基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也是基于文化的认同(一个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其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内涵,但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统一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中,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首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等同于汉语言文字。民进中央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和建言,促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修改《教育法》时将第12条“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修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其次,汉语言文字也并不等同于汉族的语言文字。除汉族使用汉语外,回族、满族、畲族也基本转用汉语,并且“汉语在演进过程中,大量地、多方面地采纳、吸收、融汇了满、蒙、藏、回等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及语法等语言材料”。在七五宪法颁布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即撰文指出“汉语文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文字,记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因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非独属于汉民族,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鲜明标志。事实上,早在1961年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的讲话中就已经指出,“互通语言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便利交际和共同工作,而且有利于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显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在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中共同形成的,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1966年周恩来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时,向外宾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就明确提出“提倡普通话,这很重要,收效最大,对国家统一和团结有好处”。

  

第三,2018年宪法修改,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宪法任务和国家目标,正式写入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肯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国家认同奠定了宪法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上形成的,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的结果。它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想象和建构,而是历史发展延续的实际结果。”这意味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达载体。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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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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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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