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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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  
而它的‘政党’名称则成了纯神话的比喻。”在这里,葛兰西提出政党为官僚同化,失去其政治自主性和政治理念的问题。50

  

   党的经济作用除了上述实体化的方面外,还有非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包括党的基本价值)的经济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党的这一方面作用是将党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对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就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51这里事实上指出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是政府之外专属于党的职能。葛兰西曾强调,意识形态可以将利益关系解释为大众所接受的常识,以维护特定阶级的领导权。此外,意识形态作为经济结构中的观念因素,还可以在制度变迁中作为生产关系的构成性原则起作用。这些特点解释了经济学话语或经济意识形态何以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改变经济意识形态,就会削弱或增强相关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有可能改变经济结构的性质及其演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提出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方面的斗争是党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条战线之外的第三条战线的斗争。52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及其作用作了系统的考察。这些观念形式,如成本、利润率、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头脑里的主观意识形式,指引着这些当事人的行为,并通过这些行为的社会综合,形成了具有客观效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与此同时,鉴于这些观念因素遮蔽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又成为经济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因素或经济意识形态,参与缔结了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的存在要素,而不应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理解。在此意义上,经济意识形态,包括那些由远离日常实践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生影响的经济意识形态,在经济制度的型构和变迁中均具有超出一般想象的重要作用。

  

   上述观念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利益的直接表达,虽然引导着这些当事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机构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当事人的眼界和行为,使其难以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积极的创造性作用。列宁在《怎么办?》里曾针对工人的日常意识指出,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只能造成工联主义,使得工人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藩篱内,无法胜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要改变这一切,需要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5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 North),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个人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搭便车”问题,如他所说:“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团体在行为上与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因为无论是维持现有的秩序,还是推翻现存的秩序,都不可能离开这种行为。”54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代表的经济意识形态同样是经济基础中的存在要素,它们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有助于帮助经济当事人超越个别利益,参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而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达成,不仅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前提,而且是国家经济治理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赖以存在的基础。与自由主义设想的纯粹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经济治理。国家经济治理一方面以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为前提,另一方面取决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而最终依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人的正确认识和运用,让客观经济规律服务于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更为普遍的制度现象。长期以来,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批判国家的经济作用,鼓吹“看不见的手”即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可能的协调方式,其理论前提就在于否认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即形成集体知识的可能性,否认集体目标、集体利益事先存在的可能性。“看不见的手”原理实质上宣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体上是不透明、不可知的;在整个经济过程内部,经济人是合理性的孤岛,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是不可能事先达成的,国家由于无知不具有干预经济的任何正当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成为缔结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建构性原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的需要。例如,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便属于党的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同时也是被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的实际方针和政策。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国有部门和经济计划,最早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要理解这一现象,就需要深入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性及其内在矛盾。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多部门(或多个市场)组成的整体,每个部门或市场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在矛盾。为了说明问题,可以将现代市场经济看作至少由三个市场组成的整体。55第一是普通产出市场,马克思曾利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所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描绘了这一市场的均衡条件。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经过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用另一套话语对此矛盾做了新的表述,即将其称作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不同的是,凯恩斯不仅要对此矛盾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为其疗救开具药方。凯恩斯提出,在投资权力完全由私人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1.0)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端。第二种市场可称为“生产的条件”的市场,或由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收益高度不确定,且投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等因素,若听任私人资本运作,将造成生产的条件供给不足。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将这种生产的条件之供给不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56第三种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紧密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矛盾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在金融资产市场上,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繁荣的条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家相结合,利用制度权力创造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资本加入金融资产泡沫的游戏。金融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日益频仍的金融危机,是现代市场经济面临的第三重矛盾。在上述情况下,要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国家在所有市场的干预和介入就变得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而且合乎现代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成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器或科层往往不能自动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部获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一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的关键所系。这种政治自主性,即党不为资本所俘获,也不为官僚所俘获,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最广泛代表性的前提。5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得到了落实。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构成中,每一项都带有二元特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上述三项构成的二元因素的有机整合,展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一方面,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体现了党的基本价值,规定了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以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58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造,党自身也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成为基础的一部分。总之,这是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合理制度安排,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创造。

   五、结语

  

   笔者认为,邓小平将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以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部分,可以和冷战后流行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并列,作为当代世界两种代表性意识形态来看待。59

  

   将改革视作又一次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意味着党在其性质上依然是革命党。改革以来,随着党将其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一些人提出,党自身也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秉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党依然可以是革命党,这和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并无矛盾;和党作为执政党,也无矛盾。党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能相互替代。党正是通过宣布改革是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通过保持革命党的属性,才赢得了自己的先进性和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60这是在汲取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后得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判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结束,而是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过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与改革作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是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1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③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④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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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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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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