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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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笔者曾这样概括道: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向第一条道路转化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转化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促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并通过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型政党的特质。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6

  

   二、党的使命性和代表性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从此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型。在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斯大林试图提出一种经济理论以描述这一制度的特点。此后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一步贯彻了斯大林的思想,并以此为标志,形成了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它既是对当时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旨在回避这一体制内的矛盾,为这一体制辩护。在斯大林的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涉及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斯大林提出:“我认为,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源泉,即剩余价值”。17

  

   斯大林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是以假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为前提的。他的这一观点造成了以下后果:其一,由于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对生产关系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就被淡化乃至取消了,因为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被窄化了。其二,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存在不适应、不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照他的表述,这一规律是指“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8在这里,最大限度地保证“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是目的,前述“办法”则是手段,这是一条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正如中外学者一再指出的,依照这一表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变成关于生产力合理组织的科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斯大林界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暗中假设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问题只在于发展落后的生产力。这种见解基本排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于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激烈地批判斯大林。这一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自此开始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转而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路径。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9这一时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问题提出深刻见解,他的这些思考在方法论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毛泽东的反思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展开的。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20“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21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认为,在这些矛盾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他所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22此外,毛泽东还不同意将生产关系片面地归于所有制,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事实上涉及“各种制度问题”,如他所说:“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23

  

   在毛泽东看来,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仅仅适用于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具有某种一般意义。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提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资本主义形成史上,为资本主义奠定生产力基础的工业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此写道:“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24

  

   在这里,毛泽东结合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系统地反思了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及其相互关系。以此为前提,毛泽东进而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25在此,毛泽东不再如斯大林那样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天然具有先进性,相反,开始强调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仅仅具有相对性。这一态度意味着,在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不是将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反过来将生产关系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对待,从而将生产关系置于变革的首要位置。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拓荒者,而且开启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先河。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同时包含着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批判。在“文革”时期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里,就曾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不同于斯大林的表述,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的主要内容: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26这种具有制度经济学性质的思想,概括地体现在当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即“抓革命、促生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只有“抓革命”真正成为时尚,“促生产”却成了危险的举措。有鉴于此,张闻天在写于1973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1961年庐山会议的发言里,他还针对当时“左”倾的错误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如果政治不能集中表现经济,以全局来表现经济,那么政治就不能指导经济,为经济服务,或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27

  

   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一贯将自身作为使命性政党来看待,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要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对自身性质的这种界定,在历史上起到一种纠错机制的作用,使得党有可能在极左路线干扰下拨乱反正,向使命性政党的属性回归。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党的根本历史使命。在这一根本使命的基础上,派生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三重历史使命: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28在这三重使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党在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作用或功能。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在上述意义上的使命性政党,另一方面也是代表性政党,即代表特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对于政党的使命性和代表性的分梳,至少可以追溯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提出,一方面,党的使命在于奠定新型国家,党自身是理性地、历史地为这一目的而缔造的;另一方面,党也是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是社会集团的先进分子。29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前文引述的毛泽东关于政党作用的评判标准的论断,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大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虽然也代表特定社会集团(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其使命性更为突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当中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30自1957年到“文革”,党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党的代表性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文革”时期,对代表性功能的片面强调,对所谓“政治挂帅”的热衷,与党的发展生产力的使命性功能处于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反映在张闻天在这一时期的著述里,他从一切政治必须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挂帅”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31

  

改革开放之后,党开始重新强调自己的使命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完成了改革以来在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再平衡,促进了党以及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再形成。32这是因为,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界定了人民的概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纳入人民的范围33,界定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其与人民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作了分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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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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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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