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 于莎莎 何琳:治理视域下全面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22: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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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   于莎莎   何琳  
现代种业创新发展和农业机械化得到推进。第二,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农村新业态发展迅猛,乡村产业集群大量涌现,特别是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代表。有学者指出,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摸清承包地底数、创新流转模式、盘活集体资产等方式为产业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重庆市为例,通过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38个试点村在2018年累计盘活集体林地、草地、水域、四荒地1.1万亩,闲置撂荒土地2万余亩,闲置农房552套,充分挖掘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和自然风光价值,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

  

   其二,在农民富裕方面,乡村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农村生活富裕的主要指标包括四项,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以及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可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由2013年37.7%下降至2020年32.7%,表明农村消费多样性增加。自2013年起,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下降,至2020年为2.56,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就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而言,2020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3%以上。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在2019年底已基本完成。上述数据均有力说明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其三,在乡村美丽方面,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根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0》显示,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自2012年的73.46提升至2019年的77.14,增幅达到5.01%。2020年全国三大主粮化肥利用率达到40.2%,农药利用率达到40.6%,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6.72%,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重点地区“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面,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农村地区分头推进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庄清洁行动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村庄面貌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经超过65%,全国90%以上的行政村已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已达到25.5%。在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以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为目标、建设森林乡村为载体,持续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工作,以严格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工程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当前全面乡村振兴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产业兴”“农民富”和“村庄美”三方面制度现状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在看到乡村振兴制度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乡村振兴制度建设仍面临的一些问题,在未来需要通过完善和优化相关制度及时解决,具体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当前农业补贴政策仍不够完善。首先,补贴对象和范围缺乏明确的针对性,逐渐发展为与种粮脱钩,成为一项农民的普惠性收入补贴。其次,农资综合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化肥用量,与乡村振兴提出的生态振兴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针对上述问题调整现行补贴政策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农业发展需求,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第二,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金融供给不足、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抑制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制度。首先,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设立适应乡村振兴建设需求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而加大产业振兴投资融资力度。其次,还可以综合运用货币信贷、财政税收、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鼓励多主体参与完善农村普惠金融制度,为农村小微企业、农民个人提供方便快捷普惠融资。最后,大力发展“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优化扶贫再贷款管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均面临着主体不明确、使用权流转受限的现实困境。为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今后改革方向应着力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法律层面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各自主体,防止权利弱化和虚置。另一方面是探索建立完善的使用权流转市场,便于交易双方交换信息,形成有效需求,充分激活各种土地要素。

  

   第四,目前户籍改革仍然延续了“利益剥离”的模式,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出现部分农民担心失去与农业户口相关的宅基地、承包地以及村集体收益不愿意“农转非”、放弃农村户口的现象。这也表明单独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必须推进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的联合改革才能取得更理想的成效。例如,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进行户籍利益的全面调整,实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只要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居住年限等方面符合条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就实现自动覆盖,取消不应由户籍实际承担的资源配置功能。此外,农村户籍改革需要着重改变乡村的封闭状况,打破“单向进城”的现状,真正实现城乡劳动者、土地、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第五,农村生态补偿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补偿主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以及“谁受益、谁补偿”的环境保护治理原则确立环境破坏者以及受益者作为付费主体。其次,引入市场参与生态补偿,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既可有效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又可减少对于政府的路径依赖。最后,确立合理补偿标准,实现补偿方式多元化。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态环境差异。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将货币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及智力补偿四类不同补偿方式进行综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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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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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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