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2: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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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宝  
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也有法院认为,当网络平台的用户拒绝作出同意时,处理者应当提供合理的替代措施,或说明其不提供替代措施的合理理由。(72)此外,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个人有权拒绝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且有权拒绝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的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个人在作出同意之后有权撤回其同意。由此可见,同意(或拒绝)的权利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权利。

  

   (三)作为救济性权利的删除等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知情、查阅、复制、转移、更正、补充、删除以及请求解释说明的权利,此等权利规定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不论处理者是否基于个人同意而处理个人信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均可行使此等权利。前述权利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知情、查阅和请求解释说明的权利。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的知情权与处理者的告知义务相对应,是个人作出自主决定以及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也是个人信息处理公开透明原则的要求。为了保障个人知情权的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48条以及第50条分别规定了个人查阅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个人请求处理者对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利以及处理者建立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的义务。但是,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的,个人知情权等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限制。

  

   第二类是复制和转移的权利。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的规定,个人有权向处理者复制其个人信息,且在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处理者,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0条以及“前言”部分第68条规定,数据主体在特定情形下有权要求以有序排列的、通常使用的、机器可读取的且可互相操作的格式接收其之前提供给控制者的个人数据,并将其传输给其他控制者,且在技术上可行的情况下有权要求个人数据在控制者之间进行直接传输。此等权利有利于强化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打破数据锁定,促进企业竞争,推动科技创新,从而增进消费者福利。(73)

  

   第三类是更正、补充以及删除的权利。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6和第47条的规定,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处理者更正、补充;在个人信息与处理目的无关、个人撤回同意等特定情形下,个人还有权请求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此等权利使得个人可以直接参与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与处理者共同决定其个人信息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被处理。通过更正权、补充权的行使,个人可以纠正被处理的个人信息中存在的错误,避免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得出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的处理结果。而个人行使删除权将导致相应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停止,对处理者的利益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第1款对个人行使删除权的情形作出了明文规定。此外,更正权、补充权以及删除权的行使,也可起到与民法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请求权相似的作用。

  

   除前述权利外,个人还享有向处理者或者国家机关投诉、举报的权利。《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31条规定:“数据处理者应当建立自然人行使相关权利和投诉举报的处理机制,并以易获取的方式提供有效途径。数据处理者收到行使权利要求或者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拒绝要求事项或者投诉的,应当说明理由。”《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5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公布接受投诉、举报的联系方式。”此等权利不限于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行使,有利于促进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社会监督合力的形成,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

  

   四、个人信息权益对处理者获得的个人信息数据的约束力

  

   (一)个人信息数据与数据财产

  

   1.个人信息经过处理者处理后成为“个人信息数据”,以三种形态存在

  

   《数据安全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数据作为信息的载体,以其承载的信息是否具有可识别性为判断标准,可分为个人信息数据与非个人信息数据。其中,个人信息数据一般由处理者通过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获取,并以三种形态存在:实名制(原始形态)的个人信息数据、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数据以及匿名化的个人信息数据。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3项的规定,去标识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过程。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数据虽然经过处理者的特殊处理,但依然保留一定程度的可识别性。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4项的规定,匿名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匿名化的个人信息数据已不再具有可识别性,其承载的信息严格来说已经脱离个人信息的范畴。

  

   2.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性质

  

   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一批有竞争力的网信企业。”(74)企业通过新的数据技术,可以收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并加以利用,大数据被演化成为创造巨大价值的新型资源和方法,数据不断发展为新型资产,同时也越来越被市场赋予巨大的商业价值。(75)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处理者存在处理大量数据、不断发展数据技术的意愿和动力,但其前提条件是处理者对数据享有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充分、合理和有效的法律保护。(76)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由此引出处理者的数据权益保护问题。其中,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数据享有何种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紧密相关。

  

   基于《民法典》第111条和第127条对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区分保护,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本身不享有任何权益。处理者只有在处理个人信息,使其成为数据资源之后,才对个人信息数据享有财产权益。尽管在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学界目前存有争议,但是处理者对其合法处理个人信息所得的个人信息数据无疑享有法律应当保护的正当利益。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指出:“我们可以说,他(每个人)的身体从事的劳动和双手做的工作严格意义上归他所有。因而,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了自然存在的状态,并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即附加了他自己的东西,那么它们就变成了他的所有物。”(77)“数据并非自在天然之物,其聚合、存储和价值实现有赖于大量的人工干预和资本投入。”(78)随着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不断进行,处理者拥有的个人信息数据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池”,并产生相应的财产价值。由于个人信息是一种流动性资源,“数据池”的形成需要处理者利用电子技术、服务器以及其他人力物力资源将弥散的个人信息固定化,(79)在此过程中处理者付出了劳动并改变了个人信息的自然状态,使其成为易于读取且可被反复利用的个人信息数据。此外,处理者只有在不断地付出成本、持续地向个人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才能换取个人的同意。(80)处理者如在对基础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大的财产价值,也需要付出相应的劳动。由此可见,承认并保护处理者对于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符合劳动创造财产的基本逻辑。此外,与典型的知识产权相似,保护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整体数据经济的繁荣和福利的增进,(81)促进数据共享,(82)并避免大数据领域可能出现的市场失败,(83)此等目的也无法通过对个人信息权益进行保护而实现。故此,处理者对其合法处理所得的个人信息数据享有独立的财产权益。实践中,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也得到了法院的承认与保护。(84)由于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不具有财产利益,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并非从个人处继受取得,而是基于合法的处理行为而原始取得。(85)

  

   明确处理者对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利益,有利于促进其对数据资源的多维度利用,进而实现个人信息数据的经济价值。对于收集得到的个人信息数据,在不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况下,处理者可以通过数据交易的方式获得收益;(86)通过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处理者可以优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等业务流程,提升其核心竞争力;(87)处理者还可以利用客户的个人信息数据研发数据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以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求。(88)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0条和第21条的规定,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处理个人信息数据,也可以与其他处理者共同处理,还可以委托其他处理者进行处理。将个人信息数据作为处理者的财产权益予以保护,能充分调动处理者在数据开发利用和流通中的积极性,使静态的个人信息数据资源在动态流转中跃变为具有经济价值和竞争意义的资产,从而为数据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89)

  

   (二)个人信息权益对处理者数据财产的制约

  

   处理者对于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并非绝对性的权利。(90)虽然个人信息经过处理者处理后已成为处理者的数据财产,但是其依然受个人一定程度的支配,并受到个人信息权益的相应限制。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益所涵盖的利益主要是人格利益,其在位阶上要高于处理者对于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权益,当二者存在冲突时法律原则上应当优先保护前者。(91)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如个人行使保护其个人信息“本权权益”的权利,处理者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一般不得以其对个人信息数据享有财产权益为由进行抗辩。此外,处理者取得个人信息数据财产权益的前提条件是其实施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合法行为,且具备《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合法性基础,不得侵害个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不受侵害,个人对经过处理者处理后的个人信息数据依然具有一定的支配力,其程度随着可识别性的降低而不断减弱直至消亡。对于实名制(原始形态)的个人信息数据,其与个人的关联程度最高,个人可以充分行使保护个人信息“本权权益”的权利,对其享有最高程度的支配。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数据具有较低的可识别性,因此与实名制(原始形态)的个人信息数据相比,其受个人支配的程度较低。去标识化技术可以使得个人信息不能对应到特定个人,实践中往往要求一条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可能对应到的人数超过一定阈值,故处理者对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数据的处理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较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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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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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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