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佳:“英格兰花园”的狂欢与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10:04:45

进入专题: 拜厄特     《花园里的贞女》  

金佳  

   内容提要:花园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拜厄特小说《花园里的贞女》中的核心意象。以往研究强调了这部小说与经典花园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尤其关注了花园的女性象征,但是大都忽视了其中的花园书写与共同体形塑之间的联系。如果将小说置于英国自身的花园文化传统,尤其是放在“英格兰大花园”的共同体想象传统中加以审视,就能发现花园意象在这部小说中的复杂内涵。它在呈现“快乐英格兰”这个经典的“乌托邦”幻象的同时,也传达了文化与环境的双重焦虑,以及在焦虑背后蕴藏的希望,即以包容和开放心态正视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通过历史传统和自然风土两方面的深度连接以实现英格兰花园的复兴。

  

   关 键 词:拜厄特  《花园里的贞女》  花园  焦虑  共同体  Byatt  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garden  anxiety  community

  

  

   花园意象早已成为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象征,这在莎士比亚屡屡使用的“英格兰大花园”①隐喻中可见一斑。然而,“花园”常隐含着一个复杂的文化命题,英国作家拜厄特(A.S.Byatt,1936-)正是这一命题的积极探索者。花园意象几乎出现在她的每部作品里,其中又以《花园里的贞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1978)最为典型。该小说的中心事件发生在一个都铎风格的大花园里,其他重要事件也都与花园相联系;此外,小说中的大量花园意象跟《圣经》和《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1596)等许多作品形成了互文关系。

  

   国内外对于《花园里的贞女》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花园与女性、情爱之间的隐喻关系,可是英国学者凯尼恩率先拓展了视野,认为小说中的朗罗斯顿花园是对乐园原型(伊甸园)的戏仿,既展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又暗示了诱惑与堕落(Kenyon 62)②。另一位学者凯莉则认为朗罗斯顿花园还影射了其他乐园原型,如《圣经·雅歌》中的“新妇之园”/“关锁的园”、《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中的玫瑰园、斯宾塞(Edmund Spenser)诗歌里的阿多尼斯花园等(Kelly 75)。他们都认为拜厄特在作品中反复借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意象(如围墙花园、封闭的喷泉)和莎翁作品中的语言,以此追忆一个失落的天堂,即一个思想和语言自然相融的乐园(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3)。上述两种研究都已经注意到《花园里的贞女》与经典花园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却未能把小说置于“英格兰大花园”的文学想象传统中加以审视。事实上,透过花园意象,我们可以领悟拜厄特对民族共同体的复杂思考。

  

   迄今为止,学界分别对英国文学中的花园传统和共同体建构传统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我国在英国花园传统研究方面最具声望的胡家峦先生曾经结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规则花园(formal garden)的园林特点,来审视英诗中的乐园隐喻以及几种典型的园林意象和境界(38-39),却没有深入探讨英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的“英格兰花园”隐喻和现代性反思传统,更未涉及与这种反思相互交织的共同体情结。与此相仿,不少国外学者曾把目光投向花园意象,尤其是指出了英国文人最初对理想花园的想象主要来自于宗教、欧洲古典文学中的乐园原型和园林意象。③然而,有一点常被人忽视:随着英国历史文化的变迁,文学中的花园想象与现实中的风土灵韵相交融,文学家们日益被“英国的风土”所牵引(Ackroyd 449),而风土精神(genius loci)意味着历史纽带和家园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正如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所说:“英国文化想象中最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天地间的召唤,一方天地水土养育一方人”(448)。这风土精神也贯穿于拜厄特的全部作品;她在《花园里的贞女》《占有》《尤金尼娅蝴蝶》《孩子们的书》等小说中多次将英格兰比喻成一个大花园,其实就是在从事共同体想象。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花园里的贞女》为主要聚焦对象,来审视作者是如何借助花园隐喻来从事共同体的想象。

  

   一、花园里的怀旧狂欢

  

   在拜厄特笔下,“英格兰大花园”(the Garden of England)既非纯现实,也非净土。她在《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2009)中多次提到了这个概念,并借书中人物汤姆之口把“英格兰大花园”描述为空幻的“镜中花园”(Byatt,The Children's Book 364)。她在一次访谈中也坦言,自己当年也曾被女王登基时席卷全国的“英格兰大花园”热潮所感染,但后来发现,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绪”虽然动人,但“脚踏实地做事,并把事情做好,却更有价值”(qtd.in Harrod and Adamson 71)。

  

   不过,《花园里的贞女》中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小说的主要事件都围绕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盛况展开:时值战后的萧条年代,人们普遍期待女王会像伊丽莎白一世那样,开启一个黄金时代,而两个“伊丽莎白女王”之间形成的张力却令人回味:同是一个“花园”,同名的先后两个主人/女王,先前的那位开创了大英帝国黄金时代,后面的这位能重启黄金时代吗?小说的标题与战后英国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形成了一种反讽距离。不过,这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反讽,它饱含“共同体情结”,又充满了文化/政治焦虑:战后英国多民族共同体是否仍然能成为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所说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Tnnies 19),甚至成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所说的“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即人与人、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之间深度沟通的共同体?(Williams 65)

  

   加冕典礼发生时,小说中主人公波特一家和许多邻居聚集在索恩太太的客厅里,观看电视直播。当女王出现在闪着雪花点儿的灰色电视屏幕上时,电视亮光映出了围在电视机前波特一家人的轮廓,好像是一幕温暖宁静的家庭小景(Byatt,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239)④。小说还专辟一章,全文转载了《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题为《新年的曙光》,称加冕典礼是“我们民族神秘重生的盛事”(152);又插入了报联社(The Press)的一则电讯,欢呼“我们的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即将到来!”(239)可以说,这些描述都带有重塑共同体的渴望。

  

   在作为小说叙事焦点的布莱斯福德镇,当地大乡绅克洛维为振奋人心、扫除战争留下的阴霾,筹办了一个盛大的“不列颠节”。他希望举办一个充满“音乐、鲜花和午夜狂欢”的节日,要包括传统特色的“仿古骑士比武会”和“鹅市游园会”(65)。他走遍约克郡,为“不列颠节”造势。他要“把真正老英格兰的美食都搜刮出来”,到处赞助重修教堂古迹,修复破败的老式农舍和民居,还打算将郊外具有都铎风格的屋舍都配上都铎风格的树篱,以及都铎风格的玫瑰(65-66)。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府邸朗罗伊斯顿花园,克洛维精心复制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风貌。这片园林,包括其中的花卉、香气和布局,都是完全以与培根的《说园》(“Of Gardens”,1625)一文为蓝本打造的(128)。最后,他请求大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帮助大地回忆起它那古老的芬芳与美丽,让薰衣草、桂足香、菊蒿、三叶紫罗兰和石竹花这样的真正古老、芳香的花卉把大地变得更加可爱”(65)。显然,他渴望重温“英格兰大花园”的旧梦。而这场旧梦狂欢的高潮,则是在朗罗斯顿花园上演的寓言诗剧《阿斯特莱亚》。

  

   把《阿斯特莱亚》放在一个大花园中演出,颇具深意。戏剧以罗马神话中的正义与贞洁女神阿斯特莱亚(Astraea)为名,意在赞美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如前所述,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童贞与花园意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世纪后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如波提切利、拉斐尔的作品等)中,童贞玛利亚经常身处封闭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而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到了伊丽莎白执政后期,圣母崇拜渐渐被“童贞女王”崇拜所替代(刘淑青 188)。更重要的是,阿斯特莱亚不仅贞洁,还是具有权威与力量的正义化身。这也是伊丽莎白一世所具有的特征。这样一个纯洁与强大的传统形象,也许是战后衰落中的英国特别需要的心理安慰。

  

   然而,“花园庆典”并非清一色的正面描述,而是夹杂着忧虑和反讽。以《阿斯特莱亚》为例,艺术家、文人和演员们在排练期间谈诗论艺,乍一看像充满智慧的“柏拉图学园”或“缪斯的花园”(283),可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喝着克洛维慷慨提供的各种好酒,在鲜花和树林间游荡、争吵、求偶、寻欢作乐,仿佛置身于纵欲的酒池肉林,与斯宾塞笔下的虚假乐园“福地”(Bower of Bliss)⑤别无二致。

  

   小说中还有不少其他场景也牵扯着“花园之梦”。例如,波特家大女儿斯蒂芬妮的婚礼是在学校的师园(Master's Garden)举行的;小女儿弗雷德丽卡考上剑桥大学,其庆祝酒会是在学校花园旁古修道院回廊里办的。杯觥交错的场面与花园景象交相辉映,既散发着英国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气息,又暗示花园常常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理想交往场所。然而,这些美好的花园场景背后都暗藏了对现实的嘲讽。例如,剑桥大学毕业的斯蒂芬妮有意嫁给了一个智力平庸的助理牧师,无声地挑战了父亲的权威;波特为弗雷德里卡考上剑桥大学举行的花园派对,则是为了向长女与女婿复仇(381);而看似文化盛会的花园派对,却因波特儿子马库斯在父亲重压下精神失常不欢而散。

  

   总之,在浪漫的花园表象之下,是一幅幅英国家庭与社会的焦虑图景。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学中蕴含的“转型焦虑”可以看成是作家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⑥那么进入20世纪后,上述文化批评语境得以延续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裂变和“进步的异化”(弗莱 8),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共同体的缺失和文化的断裂造成了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上的“认同危机”(霍布斯鲍姆 208);同时,科技上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新时期的各种困境,和其他具有共同体情怀的作家一样,拜厄特也在小说创作中频频流露出她对民族前途的忧虑。细加分析,作者的焦虑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有关民族身份的文化焦虑和有关岛国生态的环境焦虑。须要说明的是,这些焦虑只是战后英国民族文化心理——关于如何重塑民族共同体的忧思——的不同侧面。以下我们就分别加以探讨。

  

   二、花园里的文化焦虑

  

由于小说用了不小篇幅来描写“花园庆典”中的传统复兴,因此一些评论家指责它过于怀旧,批评者中甚至包括拜厄特的妹妹、著名作家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后者直言小说家的责任在于书写当下,正视这个“丑陋、难以捉摸而且瞬息万变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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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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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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