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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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松  
1932)经留德学者周光达译成中文,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在少数军事院校的高墙之外,豪斯霍弗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与此相比,日本则是另一副光景。同一位译者若井林一先生,在1942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豪斯霍弗的案例研究《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β-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1913)和他在《克服空间的力量》(Raumüberwindende M?chte,1934)中提出的研究空间,以求超越空间的理论。若井本人作为一位哲学家,兴趣极其广博。譬如,他也日译过汉斯?·?莱泽冈(Hans Leisegang,1890—1951)的《20世纪的德国哲学》(Deutsche Philosophie im XX. Jahrhundert,1928),于1942年出版。尽管他个人对当时的纳粹和后来的苏联都抱有怀疑态度,莱泽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学界最大的影响在于他从研究晚期柏拉图主义中获取的洞见,尤其是对于时间和空间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应忘记德国的柏拉图主义是京都学派最关键的思想来源之一。譬如,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民族主义宣传者、海军中尉鹿子木员信的京都大学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柏拉图。至于若井,能在同年同月推出两部关于空间的译著:一部古代、一部现代,可见其用功之勤。此后的两年,他马不停蹄地开译新著:赫尔曼?·?冯?·?凯泽林(Hermann von Keyserling,1880—1946)之《哲学家旅行日志》(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1919)。凯泽林(又译盖沙令)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全球空间之旅,包括亚洲、美洲和南欧——而这一段路线又恰好是豪斯霍弗想象出来的“印太海洋带”,横跨全球南部。译介这部书,若井又在无意之中向日本读者隆重推出了“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不论凯泽林多么向往“民主和平”,这一点都无法抹去。

   此后若许年间,豪斯霍弗另两部关于日本的专著也相继出了日译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国》(Japan Baut sein Reich,1941)着重探讨日本的国家发展,在德文原著出版两年后即以日文面世。这一方面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但在更深的层次,体现出的是日本翻译界在推销“海洋政治学”、吸收空间理论时表现出的紧迫感,甚至是焦虑感。另一部专著《日本》(Nihon)的日译者是电影批评家、译著颇丰的翻译家、纳粹文化制度学者佐佐木能理男,于1943年由著名的第一书房隆重推出。同一家出版社在三年前揭幕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标准日译本,译者是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亚细亚主义与豪斯霍弗的“印太”愿景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亚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

   在日本,豪斯霍弗的海洋政治学思想还有两位身处军政学界、地位甚崇的诠释者,值得勘磨。豪氏的地缘政治学基础著作,即他与《地缘政治学学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的共同主编奥托?·?摩尔(Otto Maull,1887—1957)合著的《地缘政治学基础》(Bausteine zur Geopolitik)由著名日本政治学家玉城肇(1902—1980年)于1941年译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经济史、家庭和教育史、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史家。但后世学者因此很容易低估他对国际政治的热情。他曾精心挑选海外著作翻译,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其中包括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Admiral Mathew Perry)、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发一枪一炮,也未递交一份国书公文,唯一介“海洋”“土地”理论家而已。但正相反,作为海洋政治思想家,他与佩里、哈里斯并列,又意味深长。在如下的案例中,豪斯霍弗与日本政治的关系便趋于明朗。1943年4月,窪井义道(1892—1949年)向公众推介了自己翻译的《海洋与世界强权》(Weltmeere und Weltm?chte,1937)。窪井在德国和日本受过律师和立法训练,连任四届众议院议员,之后又加入了冈田启介领导下的冈田内阁,成为海军顾问,并加入了一个社团,鼓吹日本加大力度在黄海捕鱼。他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丰富经历 ——不论是战争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治理” ——都与豪斯霍弗海洋地缘政治学中“海”与“地”的主旨息息相关。不论译者选择了译著,还是译著“选择”了译者,此次翻译都意义深远。作为一位“两栖政策制定者”,窪井之后被选中进入铃木贯太郎内阁,官至内务政务次官。他又被选中跟随松冈洋右出访欧洲,巩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这一人物大概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对日本“二战”期间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时,所能找到最为接近的一条线索了。

   比较而言,在此时,日后重要的豪斯霍弗传记作者、著作编纂者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Hans-Adolf Jacobsen)才刚刚参加德军服役。起码在那时,他对豪斯霍弗海洋空间理论的熟悉程度尚不及任意一名在日本参加过地缘政治学研讨课的旁听生。但即便是豪斯霍弗的影响逐渐淡出战后德国,雅各布森独坐冷板凳数十年坚守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炙手可热。在“二战”后的日本,关于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海洋政治学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和书籍出版物仍然络绎不绝,直至如今。或许若要说明豪斯霍弗的幽灵如何在日本上空飘荡,最佳的例证不是枚举艰涩生僻的学术论文,而是考察豪斯霍弗在当代日本漫画集《钢之炼金术师》中的通俗形象。主角爱德华?·?爱力克为了让弟弟阿尔从灵魂附着的机器人恢复人形,奋然自我牺牲,时空穿梭到了1921年的慕尼黑。而在魏玛共和国的大街上,他的父亲冯?·?霍恩海姆(van Hohenheim)——此名源于近代早期瑞士炼金术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路过水果摊,抱怨通货膨胀下一个苹果已涨到了12纸马克。他转过头来,向一位“卡尔?·?豪斯霍弗教授”谈论起了图勒协会(又译“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秘密。回到家中,他看到儿子爱德华正在打点行装,随身携带一部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的《到达超高空的方法》(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s,1919),准备乘火车赴特兰西瓦尼亚,向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1894—1989)学习火箭科学。在这部经典漫画的续集《钢之炼金术师:香巴拉的征服者》中,一位犹太裔商人弗里茨?·?朗向爱德华展示了豪斯霍弗的专著《日本与日本人》(Japan und die Japaner,1923)。主人公遂冲向纳粹火箭指挥中心,试图阻止一位如麦克白夫人一样的女性版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在希特勒11月8日啤酒馆政变当日向宗教文化中的永生乐土“香巴拉”发射载人火箭。剧中,豪斯霍弗虽然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却心思缜密,又头脑冷静,几番劝说意识形态味更浓的埃卡特不要妄图超越空间上的不可能,伤及无辜性命,可惜未果。这大约是豪斯霍弗学术思想的第二故乡在重新想象“向统帅堂进发”(Marsch auf die Feldherrnhalle)事件时,对这位政治空间理论家能尽的最高的致意了。

   六、 结语

   本文致力于阐述豪斯霍弗“印太”政治空间概念的基础,继而厘清“印太”这一海洋政治学概念的自身逻辑、历史根基和理论创新。尽管以当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标准视之,可见其失于缜密,然而豪氏的海洋政治学仍然对全球海洋空间的概念化、国际地缘政治的理论创新、全球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延展做出了历史性和规范性的贡献。

   在史学史上,以豪斯霍弗为代表的海洋政治学家对长时段海洋文明形式的思索无疑影响了“年鉴学派”史家的治学思路,也间接影响到了当代海洋史学。但直到“印太”概念被高度简化、粗暴使用,思想史家才发现豪斯霍弗更实质性、规范性的思想遗产被学界忽略了。对大众而言,失去豪斯霍弗更丰富的“印太”概念——反思空间标定的反思、探微海洋政治生活、呼吁原住民政治对抗殖民主义——意味着巨大的精神损失,尤其鉴于在当代国际政治角逐中,高度口号化的“印太”概念全然不包涵这些时至今日仍至关重要的议题。也正因21世纪的“印太战略”忽略了殖民主义在南亚的遗留问题、东南亚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中国共和传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作用,以至其言辞效果远胜于实际功用,并且逐渐走向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边缘。可惜的是,尽管“印太往事”可以用于审视、反思、批判“印太今生”,绝大多数关于“印太”的学术作品却只将豪斯霍弗当作谱系起端的一点事实,或不加参详,或敷衍概括,或无力、或无意探究其理。其他学者因为在直觉上反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因此只停留在将“印太”与“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绑定在一起的程度,因此批判性反思的深度尚且不足。传统上,不乏极有建树的豪斯霍弗研究专家,但这些史学家们因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kt)的显明性,更倾向于关注豪氏的“大陆板块”(Kontinentalblock)理论,而忽视了豪斯霍弗政治思想中的海洋空间。

   结合豪斯霍弗的论据和论证而言,他的“印度太平洋”观念是既植根于历史语境,亦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海洋政治”愿景。因此,探究豪氏自己的词汇、语言、论域,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挑战想当然赋予他的那些肤浅观点,并促进我们更深层次地诘问“印太”在史上和时下的各种用法。我希望向学界展示如何以思想史方法研究地缘政治概念,尤其鉴于西方“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正在与自己的历史、方法和理论基础脱节,逐渐走向庸俗化和简单化。但另一方面,我还敦请国际关系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不因为地缘政治是学界看来“不严谨”的学科,便不去参详政治地理学、政治海洋学观念的质地和结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消沉,却又浮出水面的概念,最值得学者潜心探究,一辨究竟。

   豪斯霍弗建构“印太理论”的基石来自同时代海洋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他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依据论证“印度太平洋”作为一片海洋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理论挂钩,强调“印太”的政治潜力和文化意义。在豪斯霍弗的“印太”论证中充斥着前后不一致和逻辑不严密之处,但细察之下即能发现,这些瑕疵本身即体现了他的政治语境和修辞目的。豪斯霍弗认为,不论是自然而言,还是就政治必然性而言,“印太”必须成为一个政治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印太”通过民族自决、反殖民主义联盟,摆脱英国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政治支配,德国对此自然喜闻乐见。为此,豪斯霍弗亲自研究中国,并与日本、印度等国思想家往来,共谋“印太”复兴。然而,在印度,萨卡尔、达斯等亲德的思想家最终在“二战”期间失去了影响力。尽管豪斯霍弗对中国共和革命洞察透彻,他在中国的影响却并不大,而由于日本强势介入,中德关系在“二战”期间沉入谷底。“二战”后,豪斯霍弗的作品在德国鲜有再版,几无人问津,在英语世界也非常罕见。只有在日本,豪斯霍弗的理论仍然经久不衰。日本20世纪30至40年代对豪斯霍弗的接收与本土的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思想融合,其影响持续至战后。直到今日,豪斯霍弗的幽灵曾经光顾过的“日本青年外交协会”仍然存在。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公众识别度和再版量之众,其他国家均难企及。在这一语境中,挖掘“印太”概念用于全新的海洋政治局势,这在日本是一项有意之举。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人士、海军军官皆不知“印太”一词的意义和来源。我们生活在对“印太”着迷同时对“印太”无知的时代。

   若要有意识地使用“印太”一词,第一步即是考察它的渊源、发展和接收历程。若要负责任地使用“印太”一词,则必须诘问这一理论产生的语境:它有哪些理论依据,又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支持了特定的观点?它通过何种媒介传播至今,又如何在融合与接收、重塑和再想象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思想史家有责任重审“印太”思想史,从中汲取洞见,弥补时下“印太”论域之苍白与空洞。如此亦能推动国际学界、舆论界开始讨论真正重要的政治话题,尤其是殖民主义史留给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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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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