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8:59:22

进入专题: 印太   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  

李汉松  
必须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之间的张力、分割和抵冲。体现在民族自决之中,即应尽量避免印度和中华文化圈之间的张力。他锁定东南亚——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文明交织的大染缸。有一种声音认为,印度和中国文明形式差别太大,以至于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都必须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对待不同的文化族群。豪斯霍弗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说:若欲治理“印太”任意一片地区,优秀的“文化政治家”必须采用整合统一的政策路径。他警告读者不宜过度强调“印太”内部相互差异的具体地理特征,认为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地理文化具象性,欧洲殖民统治者在“印太”地方上采用的执政手法才比本土直接下达的政令更为残酷,效果适得其反。可以说,豪斯霍弗不建议使用文化地理学(Kulturgeographie)划分海洋政治空间。对他而言,印度与中国文化之对立干扰了“印太”自然物理的客观性。文化直觉可能会误导我们,而生物周期、洋流循环、海风朝向赐予我们的才是冷峻的真理。鉴于豪斯霍弗本人未经梵学和汉学训练,不可能自己论证中印文化之统一,继而证明“印太”在文化上也高度一致。然而在21世纪更为粗劣的“印太”版本中,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却得到了简单处理:安倍、莫迪和蓬佩奥所仰赖的“文化”共通性是政治制度上的一致性。不论这种一致性是否经得起考验,国际社会也如豪斯霍弗一样,关注印度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互峙互动。

   豪斯霍弗批评火力最猛的是美国强加给“印太的菲律宾”的“大西洋式”帝国主义。今日,豪斯霍弗被认为是第三帝国的地缘政治国师。但在书中,他慨然痛斥美帝国主义,引述的证据竟然是东方学和比较政治哲学。他嘲笑美国无法认清“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诉求,也无法理解为何“印太”本土的政治思维方式比“欧美”的政治理论更加平衡。他说,欧美的思想在“在佛陀、甘地和泰戈尔眼中看来”,实在不济,且弗如中国政治哲学远甚。豪斯霍弗赞美“季风地带的印太人”比“欧美人”更明智、更统一的文化观和世界观。豪斯霍弗鼓动形态上分裂、灵魂上为难的“印太人”自决自主,摆脱英、美、荷、葡影响。这也意味着,“印太”人民与德意志结盟。

   豪斯霍弗的炮火不仅对准美属马尼拉,也朝向英属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和马六甲都是各自小“地中海”的城市中心,也是“印太”地区的“地缘压力计”。这些压力计由一连串的矢量决定:资本、文化、城市化、边缘增长等。他称马六甲海峡为“印太的关键点”(Der indopazifische Schlüsselpunkt),这印证了当时海洋学和海军界的普遍认知。譬如美国海军将官巴拉德(George Alexander Ballard)即称新加坡为“观望往来印度洋船只的理想瞭望台”。几个世纪以来,澳门和马六甲都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政治思想家探究国际正义的实验田地。但对豪斯霍弗而言,马六甲有一个更具紧迫性的语境。20世纪头十年至20年代,马来西亚在英帝国最高统治下,形成了七个政体,逐渐巩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玻璃(Perlis)、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登嘉楼(Terengganu)、柔佛(Johore)。英国地位的巩固代表着荷兰从拿破仑战争时代到1824年《英荷条约》,从1874年《邦咯条约》到1909年《英国—暹罗条约》一直不断下滑的影响正式消亡殆尽。在1924年出版《太平洋》一书时,英国尚未重组,亦未军事化这些属地。但豪斯霍弗预见到此事即将发生——事实上,直到“二战”末期才发生——他预言道:“英国如在此地扩建出一流的海军基地,绝对会是其在荷属印度一个自增信心、震慑他人的强有力象征,也会增强澳大利亚的信念”。

   不论是马尼拉还是马六甲,豪斯霍弗的初衷是为“印度太平洋”注入政治生命力。以德国战略视之,意义昭彰。鉴于“欧美”在南亚、东亚、东南亚深耕已久,德国此时加入耗时耗力必巨。因此,不论他个人观点如何,德国不可能作为传统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争雄。豪斯霍弗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促使“印太”地区转变为自主自决的政治体,由德国训练的印度领袖领导反英国殖民斗争,由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稳定中国局势。如此一来,看似柔软但实力雄厚的“印太”海洋带可与德国在欧亚大陆上开辟的政治空间遥相呼应。如果形势大好,“印太”盟友即可促进德国陆路发展。如果风云疾转,“印太”海洋带即可缓冲德国在陆路的危机和窘境。但即便不能促成德国对“印太”政治的影响,只要“印太”自决,亦能颠覆英法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换言之,除德国军备之外,豪斯霍弗自认为他提供的德国理论,也足能发挥功效,制衡竞争对手。

   五、“印太的幽灵”:日本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中的“印太”

   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经过传播、接受和后续演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乃至在异地生根发芽,继而轮回转世。若要认清“印太”概念本身的流动性,则必须追溯同期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语境与论述体系的演变。首先,豪斯霍弗最初零零星星散布于《地缘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边边角角的“印太”概念,是否融入了 “大亚细亚”和“泛亚细亚”论述之中?答案似乎颇为明朗。豪氏发表在《地缘学杂志》上关于东亚的论文,虽然从未以德文重新编辑出版,但却经日本学者摘选,汇编后翻译出版,题名也颇具深意:《大东亚地政治学》。由此,豪斯霍弗不知不觉地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他的声音触及了广泛的人群,包括主张“东亚协同”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蜡山政道(1895—1980年),以及他在昭和研究会的同事,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哲学家,亦即后来的甲级战犯鹿子木员信(1884—1949年),也包括左翼和平主义者平野义太郎(1897—1980年)。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热”催生了一代“大亚细亚”地缘政治学术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满洲专家川西正鉴,以及地理学家小牧实繁(1898—1990年)都在1942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亚细亚地缘政治学为题的著作。这些“地理”与“地缘政治”界定不清的作品又与其他泛亚细亚主义思潮交汇,如京都学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终流入广义上的“共荣圈”语言集之中。小牧实繁在京都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地缘政治学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从民族视角抵制照搬德国地缘政治学。这种微妙的豪斯霍弗接受与同期在京都大学校园聚会的精度学派哲学家同时共存,形成了“双京都学派”并行、对流、对峙的局面。这两拨人马对日本的军事外交战略也各抒己见。恰值1929年,京都大学校园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会议的会址,日本地政学界的争鸣更为凸显。鉴于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对思想家进行严密的归类。但总体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东学者与帝国陆军比较亲近。而奉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京都人则贴近日本海军。

   在1941年研究日本“新东亚秩序”的美国学者肯尼斯?·?W.寇格洛夫(Kenneth W. Colegrove)已经嗅到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学大爆发。即使如此,豪斯霍弗的“印太”地缘政治学说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家之言。很难证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还是日本化的地缘政治学,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泛亚细亚主义、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是日本版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者——坚信亚洲与东南亚是“日本的南美”之类的声音——最终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助推作用。尽管思想观念的传播,通常是一家之言甚嚣尘上,但思想史家为稳妥起见,一般会说:没有哪一家、哪一言能一锤定音。但可以说,是在这些声音有意或无意之间的汇流反复冲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亚细亚”主张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如非“意识形态起源”)才如一座广厦平地而起。不论如何,“印太”观念不但是豪斯霍弗解读者和挪用者口头的权威,也为“共荣圈”实践者所共知。从海军上将宇垣缠(1890—1945年)日记可知,关于是否让印度洋占有优先地位这一问题,激发了军方高层关于日本战略决策的辩论。但这种笼统的推测还远远不够。下文中,我将详细爬梳、考察日本接受豪斯霍弗的思想史谱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已在日本学界流传。1940年,此书被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印刷出版。这一部两卷本《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历史相互关系的研究》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研究部组织翻译。同一团队班底编辑出版了《太平洋读本》(1941年),并在1939至1944年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德国学术作品。这些翻译出版的进度和规律都似与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前线攻势的脉搏和律动息息相关。1939至1942年,每年25本;1942—1943年,每年10本;最终1943—1944年,每年5本。其中的历史语境跃然标题之上:布雷迪(Robert A. Brady)1937年著《德国纳粹的精神与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Nazism),译为《ドイツ?·?ファシズ ムの精神と構造》,1939年出版。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38年著《教育之革命》(Revolution der Erziehung. Reden 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译为《青年の旗のまへ に》,1941年出版。赫尔穆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1936年著《德国青年的军事教育》(Die Wehr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日本版《ド イツ青少年の国防教育》(1940年)。纳粹经济学家胡果?·?理查茨(Hugo Richarz)1938年著《国防经济》(Wehrhafte Wirtschaft),日译《国防経済》1941年问世。青年外交协会还发行了汪精卫之《中国的诸问题及其解决》(1940年) 。

   在“京都地理学派”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江泽让尔完成了《太平洋》译著仅仅数月后,佐藤庄一郎迅速跟进,在太平洋协会(1938年5月至1945年8月)新出了日译版。194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此书的评述。在1944年这一年中,日军进程相当不顺利,伤亡数量持续攀登,而“日本太平洋”的“外围空间” ——从夸贾林环礁、塞班岛、关岛、佩莱利乌、昂奥尔到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布干维尔岛,甚至是八幡,都面临着结构性崩塌的危险。佐藤虽然为局势感到不安,但翻译纳粹著作毫不停歇。在出版豪斯霍弗的评注作品后,他进而翻译了埃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1883—1953),后者是魏尔海姆?·?乌勒(Wilhelm Ule,1861—1940)的高足、第三帝国的空间理论大师。1932出版的《世界战争中的空间和人民》(Raum und Volk im Weltkriege)在德国空间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它可以说是汉斯?·?格里姆(Hans Grimm)《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和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趋于成熟的“无空间人民政策”之间的概念性过渡。对于此时处于过渡期的日本政界和学界,这部书也触发了许多辩论,如“日本式和平”(pax japonica)如何压服、迁移甚至替换人口。

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其他德国作家很难与之比拟。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日本逗留过18个月,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但在观念上而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严肃对待日本,视其为岛屿国家“海洋政治空间”的思想实验案例。这对已经在竞相抢夺德国最新著作、翻译之而后快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兴奋神经。相比之下,豪氏在中国的接收一度滞缓,终于销声匿迹。仅有一部《国防地理学》(Wehr-Geopolitik,(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印太   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地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4988.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