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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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松  
·?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这一股思潮直至19世纪末,都在为德国在“国与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一宏大语境之中,豪斯霍弗的“印太”旨在为德国指明一条海洋出路,避开欧亚大陆处处受制的窘境。豪斯霍弗以“海洋政治”补“地缘政治”之不足,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空间政治理论的海洋学化,这一条思路长期被学者忽略。

   在1924年《太平洋》一书中,豪斯霍弗向众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致敬,盛赞“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唤醒沉睡着的巨大海洋空间”方面做出了丰功伟绩,甚至超过伊比利亚人和罗曼人。他口中那些远涉“印太”,认定这“对全人类而言” ? “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而言”都绝非没有可能的英雄人物,包括自然博物学家和革命家福斯特、洪堡,以及商贸大亨约翰?·?凯撒六世?·?哥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VI. Godeffroy,1813—1885)。哥德弗罗伊于1737年逃离启蒙哲学家的地界,来到汉堡,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是德国商贸思想史中罕见的案例,因此对豪斯霍弗至关重要。事实上,福斯特等人并无任何德国中心论,甚至抵触普鲁士政权,但豪斯霍弗的目的在于指出法国大革命后,启蒙精神在德国土壤上薪火相传。法国启蒙终结后的启蒙大师,如洪堡,则代表了德系思想的振兴,逐渐转入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此三人均在“印度太平洋”区域持有学术旨趣和经济利益。

   但豪斯霍弗无法全盘否认罗曼和伊比利亚国家在航海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无法轻易推翻塞尔登(John Selden)所说,自腓尼基人以降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带的“海洋统治”(dominium maris)传统。过去存在许多“原始日耳曼”传说,譬如法兰克人即特洛伊人、拉丁人即亚该亚人之类的奇异论述。但豪斯霍弗似乎不愿使用这些陈词滥调。他放弃证明日耳曼先祖善于航海,而是转向东方,反证拉丁人不擅航海。如此,好古主义不足之处,由东方主义弥补。豪斯霍弗鄙夷道:从腓尼基到罗马,从伊比利亚到法国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mehr litoral und thalassisch als ozeanisch)。他如此贬低欧洲航海时代,所用的标准自然不是德国的航海水平,而是阿拉伯和中国的辉煌成就。他说道,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时常“在他们(即中国)的‘印度大洋地区’相遇”(von Chinesen ab und zu in ihrem indo-zeanischen Bereich durchfahren)。这一句话令人讶异:豪氏缘何将印度洋划归了中国?不论为何,他所指大约是唐、宋、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海洋商贸,尤其是郑和舰队的事迹。中西交流史家皆知,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0—1618)曾撰《大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其中提及中国宝船的航海成就。此书西、德、荷、英、法、意、拉丁诸语本刊行甚多,在西方书籍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可能不为地缘政治学家所知。而众所周知,郑和航线正好跨越了较受西欧航线忽略的南亚和阿拉伯区域,也是“印太”空间中,西、葡、英、法、美较晚探索、触及有限的海域。于豪氏而言,中国和阿拉伯在“印太”地区的航海成就盖过了欧美,也动摇了西欧“海洋统治”、殖民主义的历史基础。豪氏使用东方史的目的在于抹杀德国竞争对手的历史合理性与施为性。豪斯霍弗旨在联合“印太”各地本土政治文化抑制西欧扩张。

   豪斯霍弗致力于联结中华和印度文化圈的地缘政治空间,由来已久。事实上,早在最初发展海洋政治学理论时,豪氏不断发明新的空间概念,试图寻觅新路,整合中、印的大陆与海洋板块。譬如,在1924年的《太平洋》和1939年的《印太》之间,豪斯霍弗于1931年著成《泛概念》。其中,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印丝”(indo-serischen)理论,其效果是“复兴那条通过玉门关的古老丝绸之路”。这一新造词十分诡异。至20世纪初,古罗马文献中对中国北部及西域的称呼“丝国”(Seres, Serica)仅潜藏在个别印欧词汇之中,与特指中国南部之Sinae相对,类似于Cathay与Mangi之别。豪斯霍弗掉书袋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印度洋地区和中华文化区,以求两大文明共享政治复兴、反殖民统治之使命。或许鉴于20世纪30年代中亚的陆地空间闭锁而混乱,而中印的陆路走廊又被英国垄断,“印丝”构想最终悬疑未决,无疾而终。加之德俄关系微妙,德国在欧亚大陆上远非穷途末路,危机感不如海洋上更为紧迫。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豪斯霍弗优先考虑海洋政治学意义上的“印度太平洋”来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政治文明。多数后世豪斯霍弗研究专家因为聚焦“二战”期间的苏德关系,只知豪氏以打通中亚为目标的“大陆板块”理论,而不知他同样热衷于打通印度洋和太平洋,以求激发南亚与东亚的政治潜能,实殊可惜。

   在发明“印太”理论之时,豪氏对中国和印度的前景思考甚多。一般学者即便将视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移开,也难以不过度关注日德关系。豪氏与日本关系密切,这不言而喻,而且对豪氏理论之东渐意义非凡。1913至1941年间,豪氏讨论日本的专著和论文不计其数,也曾亲驻日本,人脉极广。但也正因如此,多数学者忽略了中国和印度在豪氏理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豪氏认为日本在“印太”构想中,更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特殊案例。与完全的岛屿国家不同,印度和中国是陆地和海洋政治生活形式之间的“同体过渡空间”(Zwitter-und übergangsr?ume),也是所谓的“内新月”地带(Inneren Halbmonds)。然而,豪斯霍弗的“内新月”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的“内新月”“外新月”理论,以及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1893—1943)在吸收麦金德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空间社会学”(Raumsoziologie)之后形成的“边缘地带理论”(Rimland)异大于同。豪斯霍弗所理解的地缘政治与英美体系地缘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屑于“陆地与海洋大国注定冲突”之类的肤浅预测,而更关注地域内部人民的主权空间,以及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和政治空间之间的张力。他的核心问题可以总结为:如何平衡“国家概念”和“地域概念”(Reichsgedanke und L?nderbegriff)?

   豪斯霍弗认为中国局势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中欧、近东、中东和南亚问题的解决。他与他的印度联络人贝诺伊?·?萨卡尔(Benoy Sarkar,1887—1949)都认为,尽管辛亥革命至1924年前后,中国已混乱不堪,但对印度的帝制和殖民问题仍具启迪意义。这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遍认知,即印度仿效中国实行反帝、反殖民、共和主义斗争。这也正是“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中,中印代表最为活跃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豪斯霍弗对于1923—1924年北京城里的军阀斗争兴味索然,却认定中国的未来在于东北和西江、“雇佣兵队长大总督张作霖”(Condottieri-Generalgouverneur Chang-tso-lin)和“英国化改革版华人孙逸仙”(anglisierten Reform-chinesen),也即中国东部的两大“印度太平洋”出口:黄海和南海。这一见解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与他的“印太”理论保持了高度一致。

   豪斯霍弗的中国和印度知识源于汉学家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和印度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豪斯霍弗从未真正掌握梵文,但他密切关注梵学动态。当时欧洲学界,掌握莱登、牛津等大学的汉学、梵学教席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缪勒输给英国绅士威廉姆斯(Monier Williams)即被德国学界视为英国“傲慢与偏见”的确凿证据。豪斯霍弗对缪勒的吠陀文研究感兴趣,因为吠陀梵文对原始印欧语言最具启发意义。日后,瓦尔特?·?维斯特(Walther Wüst)则为“原始印欧语”调味上色,奉献给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但豪斯霍弗并未一头扎入吠陀经的无底深渊之中,而是积极促进印德交流。1928年,他与反英的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纳特?·?达斯(Tarak Nath Das,1884—1958)共同创立了德国科学院印度研究所。多年后,此研究所重新以马克斯?·?缪勒命名。其时,达斯受1917年的“印德阴谋案”牵连,刚从堪萨斯州监狱获释而出,满怀忿忿,越洋来到慕尼黑。不久前,他在加州写成一部英文新书《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由唐绍仪作序,日本《国民新闻》总编德富猪一郎编附录表,于上海出版。来到德国后,达斯获得豪斯霍弗等支持,致力于一个促进德印交流、动摇英国殖民统治的新计划:大量派遣印度学生赴德留学。而这些印度学生的生源则来自一个叫作“雅利安协会”的右翼组织,鼓吹“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豪斯霍弗与萨卡尔、达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德国汉学和印度学的投入,都是他“印太”理论的关键因素和灵感。在他的“印欧大陆”“印太海洋”愿景中,德国影响下的中国和印度将逐渐具备动摇英帝国的实力。

   四、豪斯霍弗的“印太”战略

   据前文论证,豪斯霍弗重新阐释海洋学证据,力图重组“印太”。但“印太”并非自我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豪斯霍弗明确将“印太”构思成了“欧美”的“对立空间”(Gegenraum)。“欧美”(Eur-Amerika)是豪斯霍弗原创的另一德文合成词,作为“印太”战略的假想敌。他认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地中海、中欧,以及人口过度稠密的印度、中国、日本部分地区,合而形成了“欧美大西洋”的“对立空间”,即包括东南欧,更广义上的“印太空间”。在这一问题上,他引述了好友萨卡尔对“印太”和“欧美”二元对立的支持。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豪斯霍弗也试图解释为何工业革命爆发于大西洋一带,而非印度洋、太平洋。他的解释途径是分析“印太”空间的特点。他认为“印度太平洋”地形地貌多样,但“交通空间”(Verkehrsraum)和“聚居空间”(Siedlungsr?ume)失衡。因此,尽管幅员辽阔,但“印太”各国不断受人口制约。然而这种人口的压力从未爆发,而是通过自我调控而逐渐消退,因此从未触发高强度的工业发展。他对此提出的实际解决方案是“保持人口压力和紧密空间之间可以容忍的平衡”(ertr?glicher Ausgleich zwischen Volksdruck und Raumenge)。这在逻辑上与瓦尔特?·?克里斯塔勒(1893—1969年)于1940—1941年间推出的“空白空间”(Freiraum)理论大相径庭。

   豪斯霍弗最为疑虑的是所谓的“美洲地中海”,认为它在根本上、组织上具有大西洋和欧洲的特质。他还担忧美国主导的“美洲地中海”会在“澳大拉西亚地中海”得以复制。在这一话题上,豪斯霍弗唠叨不绝,不断抱怨美国已经占据了“太平洋之门户”: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哥、维尔京群岛、海地,总共加起来大约282 000平方英里、2 000万居民,远远超过了德属南海帝国的245 000平方千米、40万居民,嫉妒之心溢于言表。可见豪斯霍弗在“印太诸地中海”之争中,有意识地让德、美对立起来。与美国相比,德国的优势是能够整合陆地的“欧亚之路”和海洋的“印太之带”。

也正因如此,豪斯霍弗认定:在“印太”内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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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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