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印太”的全球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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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松  
因为正是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也正是海洋贸易、海军活动、航海探险等活动,才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时选用了希腊词根的“生命区”(?kumene)——这是当时地球物理学家研究“聚落地理学”(Siedlungsgeographie)时使用的术语,目前仍在地球科学领域得到使用——而非德文“生存区”(Lebensraum)——这是人文学者青睐的“政治地理学”或“地政学”(Politische Geographie)词汇。无可置疑的是,豪斯霍弗受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影响,不可能不用“生存圈”的表述。但豪氏的“生存圈”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是不断流动的修辞。他既谈“太平洋生存圈”(pazifischen Lebensraum)和“印度生存圈”(indischen Lebensraum),也合起来讲“印太生存圈”(indo-pazifischenLebensraum),甚至是具体的“中国生存圈”(chinesische Lebensraum),然而他也明确表示中国文化和自然空间多样,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生存圈”。如此看来,许多学者直接将豪斯霍弗和日本对“生存圈”(Lebensraum)的接收挂钩,这种做法非常片面。如果抓住“生存圈”不放,学者研究到的更多是拉采尔,而非豪斯霍弗。在过去20年中,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揭穿“豪斯霍弗与生存圈”“豪斯霍弗与第三帝国对日外交”等迷思,成果可圈可点。我支持这种质疑的声音,但从另一角度提供佐证:豪斯霍弗的确使用“生存圈”这一词汇,但是他的“生存圈”是个含糊不明的概念,而不具有逻辑一致性。相比之下,他更丰富的空间理论成就是构筑“印太”概念。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地理科学”(Geowissenschaften)领域内部,豪氏试图通过融汇若干学科的术语来建构他的海洋政治学。他明显偏向一个子学科,而淡化与自己实际更贴近的另一学科。这种做法恰恰是通过“学科通婚”,利用更根深蒂固、更无可置辩、表面上自然而又中立的学科来合理化一个更年轻、更具争议性的概念。

   豪氏的“印太”空间尤其锁定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那一片海域,其中又以巽他海峡到澳大利亚这一区域为最。理论的关键在于其中的一个子理论,即“澳大拉西亚地中海”(australasiatische Mittelmeer)概念。这一词汇目前尚有使用。而“澳大拉西亚地中海”的纽带则是巽他海(Sundasee)。目前此词已经过时,多数人只称“巽他大陆架”而已。豪斯霍弗认为之所以要关注“巽他海”,不仅因为它连接了众多海峡,还因为它的表面以下暗流涌动,包括众多更新世的陆地河流,后来随着海平面升高沉入海底。对于豪斯霍弗而言,这是一套完美的说辞,因为巽他是一块“半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一片“海陆生命区”。更新世古陆河流在海下流淌,“水中之水”活灵活现,印证了豪斯霍弗的观点:陆地与大陆架、群岛与海洋、淡水与咸水作为相互替代又相辅相成的平等“生命空间”,着实难以分界。但不论如何,豪氏强调巽他必须是海,而不只是大陆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印太海洋”的一体性。一直以来,“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连接纽带。一旦将“澳大拉西亚地中海”设定为“从前的陆地、现在的海洋”,将巽他定义为“大洋中的‘陆间海’、‘陆间海’中的‘陆中海’”,便更利于左右置辩,自圆其说。如果两大洋的纽结内部都无法松解,又如何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分界?

   豪斯霍弗对巽他的认知与此前的德国海洋学家,如奥托?·?克鲁梅尔(Otto Krümmel,1854—1912)在《海洋学手册》(Handbuch der Ozeanographie,1910)中对“巽他区域”(Sundagebiet)、“巽他走廊”(Sundastraβe)的分析基本一致:巽他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枢纽,为众多航线打开中国南海之门。但与纯粹的海洋学家相比,豪斯霍弗历史化、理论化了海洋地理,将其视为政治生活的延展空间。豪斯霍弗说:“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地域界定还不够”,因为“若欲创造出稳定的地缘政治设计元素,我们在此还必须诘问国家意义上的生活形式:它们本身的归属意愿”。如此,殖民背景下的国家归属问题愈渐凸显。事后历史证明,巽他海峡的地缘政治意义从未减退。1942年巽他海峡之战中,原健三郎的两栖部队击沉美英荷澳司令部辖下的澳大利亚海军轻巡洋舰“珀斯号”(HMAS Perth)、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成为日本博弈荷属东印度的重要一棋。巽他海峡在时下的地缘意义仍然高度敏感。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上任前后,关于与中方合作建立跨巽他海峡大桥的计划一再遭受质疑,部分舆论压力便来自地缘政治考量。不论如何,豪斯霍弗在“印太”理论初具雏形之时,即认定“巽他海”是“印太”概念合理性、一致性、整体性的逻辑核心,这是极具远见的。

   海洋学的依据只是豪斯霍弗理论的基础,他有所发挥的地方在于海洋学的政治理论化。譬如,豪斯霍弗引用“海岸走廊”(Küstenmeerkorridor)、“澳大利亚大洋边界线”(Australisch-ozeanischen Grenzsaumes)等概念,同时赋予其“亚洲”和“美洲”的地理特点。因此他声称:这一片海域“在政治上,也在这两大洲之间左右为难”。豪斯霍弗将海洋学范畴直接译入政治学,快速论证因果,中间跳步现象严重。但我们必须将这种不甚严谨,甚至“决定论”色彩浓重的论证方法置入同时代的语境之中。豪斯霍弗当时面对的主要论敌是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者,譬如事后在纳粹政坛不可一世的“种族科学”(Rassenkunde)。“种族科学家”们使用的也是“确凿无误”的科学证据,因此豪斯霍弗在论证时不能过度保守,显得海洋地缘政治学的确凿性逊于其他“社会科学”。豪斯霍弗还与其他学科结盟,譬如通过民族学联结地质学与政治学。他的民族学盟友是拉采尔门下的利奥?·?费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1873—1938)。费罗贝尼乌斯的方法是追溯土著文化的变迁,描绘出“文化圈”(Kulturkreise)的形态,通过所谓“帕依多玛”(paideuma)从经济结构中重构出“含义”(Sinnstiftung)。尽管费罗贝尼乌斯的研究重点在非洲,但常与他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研究社”(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共同演讲的对话者弗里茨?·?盖博那(Fritz Graebner,1877—1934)却大量撰写过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层”方面的论文。豪斯霍弗认为费罗贝尼乌斯和盖博那的方法是重构旧石器至青铜文明时代“马来——波利尼西亚迁徙之英雄传说”的唯一途径。而这种民族学又正好揭示了“印度太平洋”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具有政治属性,“而大西洋曾经却不是如此”。所以,通过“海洋政治学”和“民族学”的联姻,豪斯霍弗不但把地质、海洋、生物证据应用在了政治理论之中,甚至还“证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于”大西洋这一与直觉不符的结论。但这一结论不足为奇,因为德国长期以来在大西洋受到英美的支配与排斥。豪斯霍弗得到的正是他想要已久的结论。

   豪斯霍弗进一步论证了地貌、海貌,甚至高空如何决定了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尔?·?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Land und Meer)中对于海洋、陆地、高空生活方式的定性颇为类似。二人可谓平行,但几无交集。豪氏将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想象成海洋上的“游荡民族”(schweifenden Menschen),在岛屿之间穿梭,“像‘游牧民族’一样充斥着海洋空间”(den Seeraum als Nomaden erfüllten)。应注意的是,豪氏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如今仍是一个历史语言学术语,但在民族学中因为准确度不足,已然停用。但在当时,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论证“印太一体化”非常先进。当时最新的人类学、海洋学、语言学成果,如容克尔(J. C. G. Jonker,1857—1919)、布拉格登(Charles Otto Blagden, 1864—1949)、布兰德斯泰特(Renward Brandstetter, 1860—1942)、施密特(Wilhelm Schmidt, 1868—1954)和丹普沃夫(Otto Dempwolff, 1871—1938)等人的研究,都纷纷指向波利尼西亚、大洋洲、菲律宾、南亚和东非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似性。因此在海洋生物学家之外,还存在一批语言学家,认为“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亦称“南岛语系”)向西包括马达加斯加语,向东包括斐济语。因此在海洋学中逐渐形成一个“南海”(Südsee)共识,认为南部诸海是一个有机海洋空间,既能解释语言学现象,也能解释生物、洋流、地质现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将这一超长时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于解释政治文化现象。迫于这些外部知识结构的压力,豪氏不得不在“印太”中加入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但他强调的是“海洋游牧”,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Lebensform)。这与施密特之后认定英国人是“鱼人”(Fischmenschen)互有印证。在“鱼人”看来,陆地文明“诡异而无法理解”(fremd und unverst?ndlich)。这并非是魏玛时期德国理论家强加给英国的贬义身份,而是在英国文化中即有所体现。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描绘的人鱼兽卡利班(Caliban)。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向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大使用法语承认过“我们是鱼”(Nous sommes des poissons)。1922年,艾略特《荒原》也出现了隐喻英国人的英文版“鱼人”(fishmen)。当然,高度概括政治生活形式的做法由来已久。在成于1500至1510年的《白国王》(Der Weisskunig)中,哈布斯堡帝国由白国王统治,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其父腓特烈三世。法国由“蓝国王”统治,这是海洋的颜色,但还比不上威尼斯国王(“鱼国王”)更加海洋化。书中,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张力跃然纸上,如“白国王攻城略地,几乎未遭抵抗即夺取了鱼国王的若干城池”云云。可见在德国文本传统中,将帝国设定为“鱼国”的传统由来已久。但豪斯霍弗的“海洋游牧”理论更具希罗多德的人类学色彩。他更感兴趣的是“印太”生活方式的自然和人文导因。他认为定居的“国家式生活”(staatlichen Lebensformen)难免引发腐败,因此太平洋岛原住民才坚持海洋游牧生活,以保持“高贵的雄性气概”。这种说辞明显借自草原游牧文化——《白国王》中的匈牙利“绿国王” ——的通俗形象,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些高度抽象概括,甚至神话寓言化的案例、主题、比喻,在豪斯霍弗后一代的地缘政治学家口中再难找到。可以说,豪斯霍弗和他的时代是地缘政治学、海洋政治学极为活跃,取材流动性和理论创造力极强,但严谨度和系统性不足的一个特殊思想现象。下文试图说明,凡特殊现象,亦必来自具体语境。

   三、“印度太平洋”概念产生的语境

在一定意义上,豪斯霍弗继承了普鲁士思想史的遗产。豪斯霍弗通过“印太”创造全新欧亚海洋带的理论动力是德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焦虑:如何突破德国地理位置对于其政治生长、国家发展的抑制?这一点从师从伏尔泰、著有《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的腓特烈二世以降,便是普鲁士对启蒙运动的最大反思:如果现代性的基础是商贸,那么缺乏海港的国家又如何建立商贸基础?豪斯霍弗直面这一问题,罗列出了数位曾经突破空间限制的模范德意志人物:格奥尔格?·?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和亚历山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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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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