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兴蕾:赞美仇人:“封雍齿”事件与两篇补册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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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兴蕾  

   一、 “封雍齿”事件

  

   汉六年,天下初定,刘邦大封功臣,然而当时诸将争功不决,部分将领未得行封,引发不小骚动。为解除诸将争功的潜在隐患,张良便向刘邦献出奇计。《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刘邦与张良之间的对话,只是措辞稍有差异。按照《汉书·张良传》的说法:

  

   上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四十,后文省称《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由刘邦与张良的对话,可知雍齿与刘邦素有旧怨,且此旧怨为“群臣所共知”,正因此,急封雍齿果真如张良所料,确实收到镇静群臣的效果。

  

   雍齿“造怨而先赏”(班固《幽通赋》),不仅于当时产生奇效,也为后人提供了先例。据说袁绍与杨彪、孔融等有旧怨,想借曹操之手除之,曹操即援引“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王沉《魏书》)的故事,试图敲打袁绍。不过由后来杨彪之子杨修以及孔融的下场可见,曹操虽能劝人却不能自劝,纵有先例在前,面对与汉高祖相似的处境,要同样做出“爵仇”(谢瞻《张子房诗》)的选择,无疑有相当的难度。“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这也正是“封雍齿”一事不断被后世追念,却鲜有后人效法的原因所在。

  

   “封雍齿”事件如此出奇,也常令后世史家心生疑窦。刘知幾读到《史记》《汉书》此段记载,便疑:张良明明发现“群小聚谋,将犯其君”,但“默然杜口,俟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耶”(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二十《外篇·暗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司马光也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六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诸如此种疑问,着眼的终归是这件事如何被记载,并不足以撼动“爵仇”的事实。这一事实最为奇特之处,不在历史叙述的曲折离奇,而是个中情理背离人事之常,其底色固然是政治权谋,于人性无疑也是严酷考验。

  

   二、 欧阳詹、薛季宣为雍齿补撰封册文

  

   依照惯例,古人行册封之事应有正式文书。例如《史记·三王世家》即全录汉武帝册封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的三篇文书,《汉书·武五子传》也抄录了这三篇封策文。作为断代史的《汉书》,其卷帙反较通史的《史记》更为浩繁,此中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汉书》载文变多,尤其收录更多诏令、奏议之类实用文章(参见吴福助《汉书采录西汉文章探讨》,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封雍齿”事件,《史记》《漢书》皆不吝笔墨叙述原委,但雍齿封侯的正式册书却未见司马迁、班固二史。降至唐、宋,后人发现此处历史“留白”,于是为前人补撰封册文:唐人欧阳詹作《补〈汉书〉封雍齿册文》(据《全唐文》卷五九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无独有偶,宋人薛季宣亦有一篇《补汉封汁防侯雍齿册文》(据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十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全宋文》卷五七七七亦收此文,辞句颇异),二文均是补写汉代初年那篇理应存在却不见史籍的封册文。

  

   雍齿封侯之所以会引起唐、宋人的回应,固然有旧史未见其封册文这一文献上的理由,但以文学眼光审视,此事本身就给定了一个极富吸引力与挑战性的写作命题,即赞美仇人。《史》《汉》明文:“雍齿,高帝之仇。”(《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汉书》卷四十《王陵传》)可见汉高祖对雍齿怨念极深。至汉十二年冬十月,刘邦击黥布,还归途中留沛,答复沛父兄所言“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仍对雍齿之叛念念不忘:

  

   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及“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不久之后刘邦“为流矢所中,行道疾”,于夏四月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夸张点说,刘邦几乎至死都对雍齿的背叛耿耿于怀。“封雍齿”自始至终只是权宜之计,封侯并不意味着对雍齿仇恨的忘却。尽管事实如此,在封册文中,绝不能将汉高祖的真实心思以及“封雍齿”的真正目的原原本本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自反册封之义,而这也是补作的要义所在。

  

   欧阳詹补册文,起首即云:

  

   臣节贵忠,后德贵公。忠则为其主所自尽,公则于其人罔以私。咨!尔雍齿,尔有臣节孔明,予以公心奖尔。其敬听予言罔惑。

  

   高祖命雍齿守丰,魏王招之,即反为魏守丰,雍齿之于刘邦,实在称不上“忠”。欧阳詹不可能不知雍齿一度投魏,但既以“忠”来嘉奖对方,就不得不对其污点事迹字斟句酌。或因此故,补册文追溯刘邦得天下之前雍齿所作所为,没有一字明言“入丰于魏”之事:

  

   呜呼!昔嬴氏不臧,流毒四海,天将剿绝厥类,假手于予一人。尔主项氏,昧厥命,木蠧猪突,附振旁挠。予在泉未跃,用困于彭地。尔为厥主来戕予,实有必戮之志。……于时尔为楚臣,予为汉人,予则尔仇敌,尔宜讨之,予罔攸憾。

  

   甚至不以雍齿为“魏臣”而以之为“楚臣”。彼时刘邦攻下丰,雍齿遂奔魏,之后魏王豹跟随项羽入关,雍齿亦从,或以此故,欧阳詹认为可以将雍齿目为“楚臣”。以此为基点,雍齿的所作所为便可解释成为其主项氏效力。至于刘邦与雍齿的关系,则是立场不同使然,所谓“予则尔仇敌,尔宜讨之,予罔攸憾”。身份一变,矛盾随之转移,雍齿非但不是“汉”之叛逆,反倒成了“楚”之忠臣,即“尔能致身于厥主,孰若尔贤德”是也。

  

   册封“楚”之忠臣雍齿,貌似吊诡,却又在情理之中。经由表彰雍齿对“故主”项羽的忠心,便愈发能够体现汉主“于其人罔以私”的“公心”。熟稔历史的读者,不难看穿封册文故作反语。然则,反语中也有真意在焉,亦即册封雍齿就是为了标榜公正、安顿人心,而再也没有比先封“楚臣”更能达成此一目的。欧阳詹这篇册文的高明之处,即在于将雍齿视为敌对阵营的忠臣,不仅没有过分扭曲事实,更难得的是,借此巧妙地表现了史实。

  

   不同于欧阳詹直接补写册文,薛季宣先以小序勾勒雍齿生平经历:

  

   高皇帝肇兴丰、沛,命将雍齿居丰。雍齿以汉之微,入丰于魏,载以赵将从平诸侯。齿旧用财豪里中,屡(《全宋文》作“庸”,疑误)窘辱高皇帝。皇帝奠都栎邑,诸将病艰尽封,留侯请邑诸汁防,诸将咸说。惟六年,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庙立赵将军齿为汁防侯(按:此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写法,本传作“什方侯”,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汁音什,防音方”,古字可通,二称实质无别)。

  

   此序大体以分见于《史记》《汉书》纪、传、表的雍齿事迹捏合成文。所谓受命“居丰”“入丰于魏”“以赵将从平诸侯”“屡窘辱高皇帝”“留侯请邑诸汁防”云云,均与司马迁、班固所记合辙。

  

   不过,薛季宣似乎并不满足于直接拼合史料,而是以“考史”的态度,极力搜寻他处所记相关人、事,补充更多历史细节。据载,汉五年,天下大定,“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遂“入都关中”(《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至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封雍齿在汉六年,刘邦已都关中但未徙长安,故薛氏将“封雍齿”的背景定为“皇帝奠都栎邑”。史书但谓高祖“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未曾指明丞相、御史具体何人,薛文径称“御史大夫昌”,“昌”即周昌,时为御史大夫。尽管只是地点、人物之类看似无关宏旨的细碎笔墨,薛氏却一丝不苟“补”入雍齿履历中。此种严谨的史家姿态或可解释:为何同样代雍齿补撰册文,薛季宣却未像欧阳詹那样,题作“补《汉书》”,而是泛称“补汉”,不拘于《汉书》还是《史记》,甚至隐然将对历史记载的“补足”置换为对历史本身的“复原”。

  

   与小序一样,薛季宣在封册文中也未回避雍齿“入丰于魏”的事实:

  

   朕往于田,肇基自丰、沛,繄藉乃丕烈,兴兹丕祚。厥后入丰于魏,时惟朕计之失,非尔之辜。

  

   虽则如此,却将这一反叛之举完全归咎于“朕计之失”,自揽其责,减轻雍齿的过失,此又与小序“雍齿以汉之微”之说大异。册文表示:

  

   众大正于四方,实万夫之力,是凭是赖,尔将赵众以来助,克树乃丰功,肆予有万邦。

  

   亦不言其过,但言其功。纵使如小序所说,雍齿“屡窘辱高皇帝”,册文也以宽宏之度量包容:

  

   时乃德,朕懋乃绩,嘉(《全宋文》作“思”)乃旧事,尔之窘我,则惟我之休,尔之诟我,亦底予于道。

  

   显然小序与册文同叙雍齿与刘邦之间旧事,但因发言的立场不同,前者站在史家的角度,后者扮演皇家代笔人,故而说辞及其中蕴含的态度判然有别。经由极具反差的两个文本,“封雍齿”事件的悖论性得以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薛季宣屡称雍齿为“赵将军”或“赵将”。这是缘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汁(什)方”条及其“侯功”曰:“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史记》卷十八)意谓雍齿再度加入刘邦阵营时,他的身份是赵王张耳麾下将领。《汉书》表文亦如是言(《汉书》卷十六)。至于雍齿由魏入赵的本末,则文献乏征,以致清人梁玉绳怀疑《史记》此处“赵将”应作“魏将”(《史记志疑》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前引欧阳詹则以雍齿为“楚将”,恐皆后人想当然之论。薛季宣直承《史》《汉》的记载,措辞看似“可疑”,实是尊重历史叙事背后庞大的史实“冰山”,在更高程度上努力追求补旧如真。

  

   三、 补作的蓝本

  

如何为曾有背叛之举的仇敌写一篇称颂功德的封册文,不仅是补作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当时就可能代笔的文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的作者真实受到当代人的忌讳,与之相比,后代补作者较能放开书写。不过,当时作者或许无须过多考虑此篇封册文该以何种语言文字写就,而语言文字却成为后代补作者难以回避的“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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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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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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