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卫:马尔登、达菲、吉卜林与巴特勒夫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6 23: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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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卫  
媒体的聚光灯下,只有政治人物高调的、仪式性的表演。爱抚的大拇指与绕弄的大拇指两个绝佳的意象凸显了这一组对比,将整首诗编排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诗人反复质问他们是否听到鼓声,既是指气候变化的鼓声,也暗指了诗中其他被边缘化的危机。诗歌描述的死亡与原诗洋溢着节日色彩的欢快的形式之间显然龃龉不合,由此产生了一种刺耳的、不和谐的效果。相对于马尔登的极简主义,这首诗内容饱满,并且以寄生的形式附着在传统的、在欧洲传布甚广的名曲《圣诞十二日》之上。它所表现的是个体层面的无助与悲哀,以及社会环境体系化的冷漠与麻木。

  

   达菲对马尔登的《阿富汗》一诗评价颇高,又以其中关键词作为诗歌系列的“诗眼”。她的这首写在五个月后的涉及阿富汗的诗,可以视作与马尔登之间一次隔着大西洋的唱和。两首诗一首惜字如金,欲语还休,仅取一鳞一爪,便重归缄默,一首铺陈阔张,回旋往复,将各种关切纳入其中,诗末鼓声大作;一个是美国的视角,像一帧意味深长的战地照片,一个是英国的视角,如一段蒙太奇的电影视频。两首诗既相互角力,又相互补充,将美英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带来的创伤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英国人而言,阿富汗战争的阴影尤其沉重,因为这个阴影中还另外投射了历史长长的影子。达菲并不是第一个以诗歌讲述阿富汗战争的桂冠诗人。一百多年前,年轻的诗人吉卜林便将英阿战争写进了自己的诗作和小说之中。达菲诗歌结尾的“鼓”的意象也指向了吉卜林诗歌和小说里面高亢、进击的鼓声。

  

   在一次和希拉里·克林顿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会谈中,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向她诵读了几句吉卜林的诗歌《年轻的英国士兵》:

  

   当你负伤,被遗弃在阿富汗平原上,

  

   女人们会涌上前来,砍碎你的残躯,

  

   你要翻身滚到步枪旁,打烂自己的脑袋,

  

   像一个士兵那样迈步进入天堂。(参见李光耀著One Man’sView of the World )

  

   李光耀随后向希拉里指出,今日的阿富汗与吉卜林时期的阿富汗并无实质区别。他希望美国能以史为鉴,尽早从阿富汗撤军,不要寄望于改变他国的制度。诗中描述的惨况,应为美国军队提供警示。

  

   吉卜林的这首诗发表于一八九0年,是从印度归国后出版的诗集《军营歌谣》(Barrack Room Ballads )中的一首。他的诗歌与小说多次以英阿战争为题材。同年发表的《喀布尔河浅滩》一诗,写的是一八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轻骑兵队一名军官和四十六名兵士溺于阿富汗喀布尔河的惨状;小说《想做国王的人》讲述了西方人到阿富汗称王,后被识破的故事。穆雷(Craig Murray)所著《伯恩斯传》(Sikunder Burnes )认为这篇小说部分参考了英帝国阿富汗事业马前卒、第一次英阿战争关键人物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的事迹。《年轻的英国士兵》一诗中英国伤兵被阿富汗人砍杀的情景,也隐隐指向了伯恩斯被阿富汗人乱刀砍死的结局。伯恩斯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可以说是十九世纪英国与沙俄中亚博弈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在各类关于英阿战争的历史著作中频频现身。他本人所著的《布哈拉游记》(Travels into Bokhara ) 是众多关于阿富汗和中亚的游记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让英国民众对中亚魂牵梦绕。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中写道,伯恩斯的信件经由时任外交大臣、后来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篡改形成的蓝皮书,构成了说服英国国会发动第一次英阿战争(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二年)的关键文件。一八四一年喀布尔爆发起义,伯恩斯惨死。英军于一八四二年一月撤军,遭到阿富汗武装力量一路迂回穿插,分割合围,结果全军覆灭。四千五百名军人和一万两千随军人员被屠戮殆尽,仅剩下一位军医浑身血污,骑着一匹奄奄一息的战马侥幸突围。这一“单枪匹马”的情景被呈现在画家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也即巴特勒夫人(LadyB u t l e r)的著名画作《残兵》中,成为英国民众心中英帝国最为屈辱的一刻。

  

   汤普森尤工于军事题材的绘画,她所绘的克里米亚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靡英伦,一时无两。一方面因为她是首位描绘军事题材的女性画家,而且画艺精湛;另一方面,她的绘画并不宣扬英雄主义与战争荣耀,而是描绘战争的残酷、军人的苦痛。她画中的兵士是立体鲜活的,不管是茫然的表情还是困倦的姿态,都是在引导观者自己去认知战争表象之下的复杂冲突。不过,这也导致她的画作在一八八0年后,不复得到民众倾心。就在这幅画的创作之后,英国进入布尔战争,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审美倾向发生了骤变,转向了那些自带英雄主义色彩的画作。

  

   一部阿富汗征服史,也是一部帝国的屈辱史。这个近乎陈词滥调的判断常为论者乐道,其中自有犀利、公允之处,也暗含了几分讥讽与揶揄。不过,若从反面观之,它不自觉地站在了帝国的一端,以其似是而非的宏大格局掩饰了征服者的视角。塔利班夺权后,拜登总统就阿富汗局势发表讲话,洋洋洒洒近千言,为自己的撤军政策辩护,其中便提到了“帝国的坟场”这个隐喻。所谓“帝国的坟场”,这一看似聪明至极的隐喻,不论是让人生发蜗角蛮触之感,还是帝国兴亡之叹,背后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戏说的历史,而阿富汗所遭遇的战争的悲剧、战后的创伤被弱化了。它所呈现的是马其顿、英国、苏联与美国垂头丧气的背影,而非阿富汗人满目疮痍的家园。它与类似表述的宏观性、戏剧性恰恰指向了它的空泛虚妄。它让人想起十九世纪时,英国与沙俄势力逐鹿阿富汗时所使用的一个词语“大博弈”(Great Game)。由此一来,战争导致的动荡分裂、民不聊生变成了帝国之间角力的游戏。坟场也罢,博弈也罢,这种话语所忽略的是军事地图背后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无论是泰特美术馆陈列的那幅汤普森的《残兵》,还是拜登讲话中提及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多少列无穷无尽的墓碑”,抑或征服者无法看见的不计其数的死难的阿富汗民众,在帝国的墓地深处,埋葬的是被战争裹挟其中的“父亲,丈夫,兄弟,兒子”。“Exit wound”,这个亦可译作“撤离伤”的词也一语中的地定义了今日美军撤离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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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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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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