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 蔡胜: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反动”话语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2-06-26 2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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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   蔡胜  
中共二大前后,“军阀”在中共文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军阀”的最大特征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其后中共引入阶级分析法剖析“军阀”的性质,对“军阀”的认识不断加深。1922年9月,蔡和森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指出“军阀”代表的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24〕的利益,“军阀”既勾结帝国主义,又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这样“卖国殃民”的军阀是“反动”的。1923年1月,邓中夏在《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一文中有“反动军阀”〔25〕的表述。同年4月毛泽东为《新时代》创刊号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两次提及“反动军阀”〔26〕。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一文提出“反动的北洋军阀”〔22〕。

  

   1923年1月,中共为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明确指出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动政局”“反动势力”。1923年1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9次提及“反动政局”〔27〕,这里的“反动政局”指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并呼吁各党派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同月他发表《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是黑暗的“反动势力”〔28〕。与此同时,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陈炯明的失败》一文,其中有“目前的反动政局”〔29〕的表述。邓中夏也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一文,指出“现在北方的政治,是反动势力的政治,即是军阀政治”〔25〕。

  

   中共对“反动”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述形式,但究其本质来说,是对革命对象进行形象塑造的有力武器,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据19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总结,“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30〕。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三、“聯合战线”策略下“反动”话语的政治运用大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为联合更多的革命力量参加民主革命,中共将“反动”运用于政治斗争之中,借助“反动”话语划分敌我阵营。

  

   在“联合战线”策略的指导下,中共对军阀有了新的认知,认为“反动军阀”有左右派之分,左派“军阀”是较进步的,可以划为“我者”行列,右派“军阀”则要严厉打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前,在中共的宣传中,冯玉祥是“反动军阀”的代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企图通过苏联的援助改变弱势的局面,苏联也想借冯玉祥来抑制奉系军阀的势力,于是双方短暂达成了合作协议。在协议的影响下,冯玉祥对民众的态度变为“比较容许民众自由”,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也因此有所改观。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委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确立了争取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在中共随后的宣传中,冯玉祥也从“反动军阀”变成了“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31〕。中共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冯玉祥在数个月中表现出的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倾向的事实,所以将反对奉系和帝国主义、稍容许民众自由的“军阀”划为“左派”军阀。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中共与青年党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李鲁之、李不韪、张子柱、胡国伟、何鲁之等人。1929年8月才公开党名。因其主张“国家主义”,又名“国家主义派”。为争夺“反动派”的话语权,展开了一场互斥对方为“反动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源于4月青年党公开发表的批评中共和苏俄、指责中共“赤化”的言论。青年党在《醒狮》上发表了多篇指责中共和苏俄的文章:《通讯:与某博士论共产党书》罗列了共产党“不勇”“不义”“不信”的三方面罪状,指责中共违背了“政党道德”〔32〕;《通讯:共产党在粤之真象》批评广州共产党不知“共产”〔33〕的真意,大多是盲从于苏俄;《笔枪墨剑:请问读者》向读者提出疑问:“不附和共产党,是否即为‘反革命”〔34〕。中共一开始虽反对青年党将士商阶级看得太重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但对青年党态度还算友好,肯定青年党是革命党派〔35〕。但在青年党发表上述批评言论后,中共开始反击,指责青年党“把革命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36〕。此后,青年党以《醒狮》为喉舌,中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展开一场互斥对方是“反动派”的论战。中共在《中国青年》上称醒狮派是“反动队伍”〔37〕中的一员,“醒狮派是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和所谓戴季陶派这些最反动势力的结晶”〔38〕。同时,青年党在《醒狮》上指责共产党人是专制思想的种子,中共是辛亥革命以来唯一的“反动派”〔39〕。

  

   国共合作后,受到苏俄在政党内部划分不同政治派别政策的影响〔40〕,中共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右派”是“反动”的,并将其归入“敌者”阵营。这一认识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中共起初并未将“右派”纳入“敌者”阵营,认为中共和“右派”的分歧只是观念的不同。1924年4月,陈独秀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中首次将国民党划分为左右派,并指出国民党左右派之分的根据是观念的不同〔41〕。5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中共引入阶级斗争的策略,对国民党实施“打击、孤立右派,争取拉拢中派,团结和扩大左派”〔42〕的政策。

  

   1924年9月,蔡和森在《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中指出,自广东政府设立以来,“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43〕,国民党“右派”趋向反革命是必然的,而这次事变的教训恰恰证明了国民党“右派”是反革命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中首次出现“右派之反动行为”〔30〕的表述。10月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反动势力”〔44〕。蔡和森和邓中夏虽未明确提出“右派”是“反动”的,但都认为“右派”是阻碍革命的。蔡和森在《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是反革命的〔45〕。邓中夏在《黄仁同志之死》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某些党员结成“反革命的右派”〔46〕,这样的“右派”一面勾结军阀、一面依附帝国主义。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中共对国民党“右派”有了新的认知,即认为国民党“右派”是“反动军阀”。罗亦农在《向导》上发表《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一文,将廖仲恺之死归为“死于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47〕。这可能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右派”划到“军阀”一派〔42〕,并称之为“反动军阀”。此后,中共关于国民党“右派”是“反动”的认知不断深化。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提出此前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划分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策略上是不适当的,在整理了国民党左右派及反动派的政治主张后,指出国民党左派主张“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国民党右派是“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反动派“自身即是反动势力”〔30〕。

  

   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成立,中共党人对国民党“右派”的定性逐步统一。陈独秀在以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民党中现在的左右派之分别,已经不是在口头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与否或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之问题,乃是在实际行动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否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问题”〔48〕。同月他又在《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指出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已经脱离国民党,成为新的右派,而这样的新右派已经公然“反动”起来〔49〕。1926年1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是“反动”〔50〕的。与此同时,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内仍然会有派别之分,分别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革命者是左派,反革命者是右派,“至于马素、冯自由等他们不能称为右派,而是反动派,因为他们站在帝国主义军阀一边”〔51〕。至此,中共内部逐渐达成共识,即认为国民党右派已是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新右派,是“反动派”。1502D970-6598-425B-A2F9-5424A4FE485F

  

   随着中共对“反动”话语的阐释与传播,“反动”话语逐渐社会化。1924年9月,《申报》已出现“反动军阀”〔52〕的表述。同年11月《大公报》也出现“反动军阀”〔53〕的表述。1926年12月,《大公报》就有文章指出“各县纠纷,接踵而起,症结所在,良由军阀余孽及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土豪劣绅等反动份子”〔54〕。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反动”话语与大众的认知在逐渐接近。

  

   四、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对“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随着时局变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反动”话语又有新的发展。“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的发生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国民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国共合作破裂后,基于不同的革命立场,国共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中共斥责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反革命派”,与其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已然成为“反动派”。国民党则以中共是“反动份子”的名义,大肆捕杀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对“反动”话语权的博弈与较量,实质是两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争夺话语受众的认同。

  

   (一)国共两党从意识形态出发,互斥对方是“反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共两党对对方主义的认知呈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共产党指斥“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国民党指斥“共产主义”为“反革命”主义。

  

   自国民党“清党运动”发生后,国民党为确立革命的合法性,重新解读三民主义,大肆批评“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反革命”的理论。1927年6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上发表《三民主义之认识》一文,文中先阐释“三民主义”的连环关系,即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关系,后站在“三民主义”的连环关系上批评“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是“不新”“不够”的理论,有趋向“反革命”的危险〔55〕。缪斌在《马克思主义底破片性列宁主义底狠毒性证明中国共产党底反革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不仅是“不新”“不够”的理论,还是“不对”的理论,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反革命的主义”〔56〕。郭任远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但在革命学理上站不住,在自然科学中更没有立足之地”〔57〕。1928年1月,时任《中央半月刊》主笔的刘芦隐发表《革命与反革命(续)》一文,认为“革命”是“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依照其所规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实现”,“反革命”是“不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或割取三民主义的一部半部一点半点而掩护个人或团体的势力之进行,甚或完全离开三民主义而因袭什么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58〕。据刘芦隐所言,“共产主义”是“反革命”的理论。

  

针对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指责,中共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1927年12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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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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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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