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曾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实践论》《矛盾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3 22: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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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曾嵘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结合”尤其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明确提出,验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深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特性”的学术任务。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践、理论成果和经验启示,对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第二个相结合”的历史脉络,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矛盾论》;“两个相结合”;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无论在追求站起来的社会革命语境中,还是实现富起来的经济建设语境中,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转化和发展都不是核心话语,故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性表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常被忽视。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两个相结合”的明确提出,使原本被遮蔽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以彰显,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两个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本土化”即“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之“中国特性”的命题3,试图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熔铸而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中国特性”既指中国的具体实际,更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中国实际、回答中国问题,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前,“两个相结合”尤其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明确提出,验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也给我们提出了深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特性”的学术任务。因此,有必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梳理和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个相结合”之脉络,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就和历史经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看,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中起到了奠基和开创性的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认识论对中国古代的直观反映论进行改造,形成了知行统一的实践论思想;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融合传统“两一”之说,形成了“两一”统一的矛盾论思想。这两篇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践、理论成果和经验启示,对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第二个相结合”的历史脉络,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知行统一的实践观

   毛泽东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旧学教育影响下,他的思想中浸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受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熏染,注重在日用之实中为学。随着革命实践事业的展开,他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中国传统践履之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1937年,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深入讨论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即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故《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对中国传统知行关系予以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

   第一,对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范畴进行了规定。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核心范畴,中国哲学从先秦直到近代都未曾停止对知行的讨论,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更是认识论领域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难易三大核心问题展开。中国传统哲学探讨的“知”有两种:一是“见闻之知”即事物是否为真,二是“德性之知”即对道德原则的体认。“行”则包含修身求道之行与治世致用之行,但传统哲学作为“性命之学”,对知行的探讨大多都落在道德意义上,因此“知”与“行”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实践论》将“认识和实践”与中国哲学范畴“知行”相对应,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话语作了直接的继承。同时又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将传统“知”和“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在这里,“知”转变为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规律和真理,既吸收了“见闻之知”的内涵,又对传统的“价值之知”进行了主体实践意义上的创新。“行”也并非只在道德意义上论说,而是指向了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4。生产活动是人依据人性的现实需要来改造万物的实践,是变革现实的活动,因而具有创造性、现实性和物质性;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也超越了传统的个体道德实践,显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哲学内涵,这种实践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说,《实践论》通过着眼于实践性,对传统“知”“行”范畴进行了科学定义。

   第二,系统地阐明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正如《实践论》指出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5。中国传统哲学把“知行”仅放之于个体修身的视域,没有认识到“知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多个个体共同进行的活动,忽视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因而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大多持形而上学的、静止的理解,各执一端,僵化地探讨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如程颐讲“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6,朱熹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7,直至王阳明才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但此“行”源于人内心的良知天理,实则是将“行”消解于“知”。而后王夫之对其进行了批判的发展,在强调知行区别的同时肯定了知行的统一,提出知行二者“相资以为用”8“并进而有功”9,并且“行”是二者统一的基础,“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10,这代表了我国古典知行观的最高峰。

   毛泽东继承了传统的知行范畴,吸收了古哲先贤对知行结合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阐发。首先,他超越了传统知行学说“非此即彼”的机械论观点,认为认识与实践不可被截然分为先后,二者在现实上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实践论》是“认识论的唯物论”11,“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12,认识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与来源;另一方面,《实践论》又是“认识论的辩证法”13,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以发展,并且一定要再回到实践中去,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如此,毛泽东将传统“知行”的时间先后问题转化成为逻辑先后问题,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点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首要的观点,《实践论》提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4,“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5。“行”是“知”的来源,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从外界获得的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实现能动的反映,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没有“行”就无法获得“知”,由此,唯物辩证法“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这一点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阐述,孔子言“学而知之”17,主张“多闻”“多见而识之”18,荀子言“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19,都肯定“行”的重要性。荀子还强调一定要亲身实践,提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20。这些后来被毛泽东批判性地继承而形成了“行是知的来源”的实践唯物论观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21“知”来源于“行”,认识活动是来源于、依赖于实践活动的,并且从属于、内置于实践活动之中,不能与实践活动割裂。

   最后,基于知行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理论。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22认识过程有“两个飞跃”:从经验获得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以及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从形式上看,这一过程表现为“实践—认识—实践”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序列;从内容上看,在主体的实践过程中,知不断得到证实、发展,“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23。行也得以在知的指导下,更科学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样,知行二者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所形成的每一循环序列,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最终达到“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4。因此,《实践论》总结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5

   《实践论》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重新阐释,他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明确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系统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知与行统一的实践论,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改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知行观和直观认识论,使得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等问题的争论从总体上得到解决。儒家传统思想作为“前见”,其重践履的思想取向和传统思想资源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基础,最终建构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行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两”“一”统一的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光辉典范。针对当时党内错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分别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这两个方面着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哲学总结。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围绕“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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