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骏:公务保护与人权保障平衡下的袭警罪教义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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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骏  
为逃避检查而往左打方向盘继续前行,欲驶离现场。辅警梁某见状便从罗某某面包车的右前方绕到左前方(罗某某驾驶室一侧),用手抓住面包车的左后视镜并拍打车窗,让罗某某停车接受检查。罗某某在此情况下仍然加速行驶,将梁某带倒在地,导致梁某左膝盖淤青和随身佩戴的一只天梭牌手表表带被摔断。法院判决罗某某犯袭警罪,判处拘役3个月。(38)③另外,行为人“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袭警,严重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行为同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成立袭警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后罪处断。

  

   第五,行为人实施犯罪后,面临人民警察执法时,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符合袭警罪时,前罪与袭警罪实行并罚。常见的犯罪情形有,行为人醉酒驾驶,遇到民警查处酒驾时,对民警施加暴力,以危险驾驶罪和袭警罪实行并罚。(39)例如,2021年3月21日下午1时许,被告人习凤军醉酒后驾驶捷达车,行驶至新华镇“可心菜店”门前时,遇到交巡警大队民警扈航与两名辅警正在巡检。民警准备对习凤军进行酒精检测时,习凤军拒不配合,撕扯民警并用拳头殴打民警扈航左臂一拳。经鉴定,习凤军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173.5mg/100ml,系醉酒驾驶机动车。法院判决习凤军犯危险驾驶罪和袭警罪,实行并罚。(40)

  

   七、袭警罪的罪与非罪界限

  

   对暴力袭警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考察后发现,我国当前采取了从严的刑事政策。①首先可从刑法修正历程一窥究竟。《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第277条第5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法修正案(十一)》又对该款设置了独立法定刑且加重处罚,创设了袭警罪。②从司法解释规定来看,2020年《指导意见》的多处规定和整体精神体现了从严惩处袭警犯罪的导向。例如,“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袭警案件,应当从严掌握无逮捕必要性、犯罪情节轻微等不捕不诉情形,慎重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对于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尽快予以批捕、起诉。”“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适用刑事和解和治安调解。”“具有初犯、偶犯、给予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的,在酌情从宽时,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虽具有上述酌定从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对袭警情节轻微或者辱骂民警,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依法从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③从司法判决来看,考察刑法修正前的暴力袭警型妨害公务罪和修正后的袭警罪的判决书,法院认定成立犯罪的行为、情节和民警受伤程度都普遍轻微,入罪标准较低。表现有,行为人打民警一耳光、脚踹民警一下、有拉拽民警等行为,造成民警倒地、一处抓痕、一根拇指软组织挫伤等结果,即予入罪。

  

   确实,在刑法教义学上,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公务(依法执行职务),成立本罪只要求行为对人民警察合法职务行为造成了妨碍,或者说使人民警察职务行为的执行变得困难。不要求发生人民警察职务行为被彻底中断或执行失败的结果。由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不是人民警察人身,根据基本罪状的规定方式,结合较轻的基本法定刑,成立本罪不要求行为对人民警察人身造成伤害结果。(41)

  

   但是,袭警入罪门槛低,会给人刑罚过苛和打击面大的印象,造成警民关系紧张的不利局面。公权力在社会个体面前处于强势地位,当执法对象因情绪激动等原因仅做出失礼或非常轻微的违法之举时,代表公权力机关的人民警察应保持克制和宽容。为了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笔者主张从实质犯罪论出发,对轻微的暴力袭警行为不入罪,合理衔接袭警违法犯罪的行刑关系。在刑事实体法上,轻微推搡人民警察身体、拉拽人民警察胳膊的行为,对人民警察身体没有造成伤害或者极其轻微的(例如个别抓痕、手腕扭红),关键是对人民警察职务行为没有造成妨害或者极其轻微的,可不作袭警罪处理。在刑事程序法上,对以上情形宜慎重批捕和起诉。司法实务中,暴力袭警行为仅造成民警轻微伤及以下,犯罪情节轻微,行为人认罪认罚(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具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等,检察院对很多案例作了酌定不起诉决定,(42)值得肯定。例如,2021年4月21日18时许,在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蛇人山菜场内宏达老酒坊,刘某甲醉酒后与酒坊老板发生纠纷,老板遂报警。19时许,沙市区公安分局民警陈某某接警后,带三名辅警身着警服至现场处置。刘某甲不听劝阻,并用手扇民警陈某某一耳光,造成民警陈某某左脸红肿。检察院认为刘某甲的行为构成袭警罪,但具有认罪认罚、悔罪情节,根据《刑法》第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决定对刘某甲不起诉。(43)

  

   八、袭警罪的刑法溯及力辨析

  

   第一,《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3月1日之前发生、3月1日及之后审判的暴力袭警行为,面临着认定妨害公务罪还是袭警罪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法院判决袭警罪。(44)例如,王淑银袭警案发生于2020年7月26日,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但是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淑银暴力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淑银犯妨害公务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确认,因《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实施,罪名应更正为袭警罪。”判决王淑银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45)该案法官似乎没有刑法溯及力的概念。又如,2020年12月22日晚,被告人崔某某喝完酒后回到家中,因琐事与其妻子王某某发生矛盾。王某某报警后,吴起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程某某、辅警齐虎处警。程某某、齐虎(均身着制式警服)向王某某了解情况后欲将崔某某带回调查,但在带离过程中不停遭到崔某某的威胁和辱骂。在上警车时崔某某又用脚在民警程某某的左面部和右手处各踢一脚,致使程某某受伤。后崔某某被民警控制并带回调查。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新的罪名规定有利于被告人,故崔某某的行为构成袭警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变更。”判决崔某某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46)笔者认为,袭警罪判决违背了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应当予以纠正。

  

   我国刑法溯及力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面临溯及力问题的罪行来说,原则上适用旧法;如果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适用新法。根据1997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第2条规定,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暴力袭警行为适用旧法时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并从重处罚;适用新法时认定为袭警罪,基本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加重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暴力袭警加重情形时,新法无疑重于重法。而在一般情形时,新旧法的最高刑都是三年有期徒刑,但旧法的最低刑可以是罚金并从重处罚,新法的最低刑是管制,可见新法要重于旧法。因此,对暴力袭警行为的刑法溯及力问题,无论从旧还是从轻,都应适用旧法以妨害公务罪处理。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判决是正确的,而且有的判决书作了清晰、准确的说理。例如,王某某袭警案发生于2020年9月16日,判决书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罪作为单独的罪名予以规定,较修正前的妨害公务罪,有如下变化:一是增加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档,二是取消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中的单处罚金刑。综上,本院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罪作为单独的罪名予以规定,并增加了较高的量刑幅度档,取消了可选择适用的更轻的单处罚金刑,故袭警罪相对妨害公务罪而言属于重罪。据此,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王某某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47)再如,杨跃山、杨跃龙袭警案发生于2020年11月23日,检察院以袭警罪提起公诉。法院正确指出,“袭警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处刑相对较重。对于一般袭警罪与修改前的妨害公务罪法定最高刑相同,法定最低刑一般袭警罪是管制,修改前的妨害公务罪是罚金,显然修改前的妨害公务罪处刑较轻,根据刑法的溯及力原则,应当依照修改前的刑法确定罪名,认定被告人杨跃山、杨跃龙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48)

  

   第二,暴力袭警罪行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旧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但在量刑时暴力袭警情节可否“从重处罚”?实务通说理所当然地予以肯定。(49)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其探讨的意义超越了个罪,而涉及刑法溯及力理解的一般性问题。《刑法》第277条原第5款的规定是“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因为暴力袭警相对于暴力、威胁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情节更重一点。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暴力袭警单独成罪,由此暴力袭警就是独立构成要件,而不再是相对于普通妨害公务罪的从重处罚情节。笔者认为,暴力袭警罪行肯定要重于普通妨害公务罪,在袭警罪独立创设后,重的表现就不再是“从重处罚”,而是体现在袭警罪相对较重的法定刑。就一般暴力袭警情形而言,重的表现就是袭警罪法定刑中没有妨害公务罪的“罚金”,其他可选择刑种和幅度仍是相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经过以上梳理,笔者提出:①如果暴力袭警罪行适用旧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根据罪行轻重,其判处的主刑是“罚金”时,仍然可以将暴力袭警考虑为“从重处罚”情节,此时相比于适用新法的袭警罪法定刑来说,仍是处刑较轻,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②如果暴力袭警罪行适用旧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根据罪行轻重,其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范围内,则不应该考虑暴力袭警情节而“从重处罚”。因为如果适用新法的袭警罪,其法定刑原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不能对暴力袭警情形重复评价、从重处罚。既然如此,如果适用旧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还要“从重处罚”的话,就会造成适用旧法时刑罚重于新法的结果,这不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违反了该原则背后的有利于被告人的宗旨。换言之,此时在适用旧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时,量刑时作出一个限制性的修正,即不“从重处罚”。

  

第三,暴力袭警行为涉及想象竞合犯问题时,刑法溯及力判断就不单纯是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轻重比较。例如,2021年1月15日9时许,被告人李新连和妻子谭某(已作治安处罚)到皇图岭镇新联村村委会,要求村书记刘某3和新当选村书记王某1退还儿子李志强缴纳的超生社会抚养费。夫妻两人在村委会吵闹,谭某打了王某1耳光。皇图岭派出所接警后,由副所长阳谷城带领一名民警和三名协警赶到村委会处警,观看了现场视频后对谭某进行传唤,谭某拒不配合,民警阳谷城准备对谭某强制传唤时,李新连从身后搂住阳谷城的脖子,用脚踩住阳谷城的右脚背,将阳谷城抱摔在地,导致阳谷城右脚腓骨下段和右外踝骨折,经鉴定,阳谷城的伤情为轻伤二级。检察院指控李新连犯袭警罪于4月6日提起公诉,后于6月2日以妨害公务罪变更起诉。法院认为,李新连暴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致民警轻伤二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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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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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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