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2-06-21 2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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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益锋  
肖举规在《海军论》中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5](p36)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就强。沈鸿烈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写道:“间尝论世界海国民之性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新世纪开辟之祖,其冒险可敬也,而贪欲残忍,于以阻其进取之途。法人之勤勉节俭,可急致母国之富也,而小心翼翼,于以乏海外经营之志。英人、(荷)兰人之坚忍图成异于法,锐志进取异于西,而英人之精慎敏捷尤超兰人而过之,所以海上王之称谓,由葡而西而兰,其究则归于英。”[6](p11)这里关于民族性格对海权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英国能称霸于海上,是由于其民族性格中有许多优秀的异于他国的成分。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6](p11)的说法,他用此论来分析中国情况,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海权思想的发生。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他说:

   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6](p10)。此论极有高度,分析直指中国的诟病,可谓切中要害。沈鸿烈是中国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农经济是使中国海权观念淡漠的重要原因的人。与沈鸿烈相呼应,肖举规在《海军论》中通过对历代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特点分析来揭示中国海权淡漠的原因。他说:

   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盖有由矣。古昔载籍既少海上知识之教训,近古以来人严守海禁之政令,关心海上者不得其门而入。[5](p46)古代中国的禁海令,说到底是受传统“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能产生海权思想。西方政府却不是这样,他们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权思想的产生,“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可见,一个政府的性质及其所执行的政策,确实对一个国家的海权影响极大。

   第三,对海权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马汉认为,海权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取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随着蒸汽动力舰船的发展,海军控制海洋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便具有了客观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对于马汉的观点,留学生们完全赞同。如笛帆在《论海战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古代“所谓海战者,是无异于水上行陆军之攻击而止耳,非为占领其海面及其附近周围之海水”,亦即“以海洋目为陆军出征运送之公道”,而未闻“以之为一国专有永久占领之企图”,“今则不然,战争之范围日宽,海上之竞争愈烈”,“善战者第一在期得主管其海洋,次之在能保卫本国贸易与捕获敌之船舶”,古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们的海权意识提高了,海洋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之所以如此,笛帆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古代“敌人之财产尚未存于海上”,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古代“驾驶海洋之船舶尚未兴”,蒸汽机动力船还没有出现[7](p183~184)。而近代以后情况都变了:“海上贸易之丰裕,及远洋航行兵船之增殖”[8](p119),“瓦特创造汽机,英人用之舟中以行水,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太(大)西洋,继而太平洋”[9](p1)。海洋越来越重要,国家对海洋权的控制越来越与国家的盛衰相联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战略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是近代以来一个国家得以强盛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反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权,也就难以在近代成为富强的国家。对此,留日学生很有共鸣。海涛在《海军》第二期上撰写《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一文中说:“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10](p211)笛帆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一文中也认为:“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11](p209)通过对海权与国家盛衰之间关系的讨论,留学生们一致认为:“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权。时会所趋,固舍所谓黑铁赤血以外无主义,坚船巨炮以外无事功矣。”[12](p14)这就是说,海权问题和因此而产生的海军建设问题是中国强盛的根本。

   第四,利用海权论来探讨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中国人讨论海权理论的目的,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振兴中国海防。因此,用马汉的海权论来解决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是这些留学生们追求的目标。

   他们首先用海权论来反省晚清国防、外交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海军落后、缺乏海权认识,是导致屡次战败、丧权辱国、国将不国的重要原因。《海军》杂志第一期就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重兴海军问题》。该文的作者,在总结自鸦片战争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教训时,非常真切地指出:

   甲午一役,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2](p1128)作者更进一步地分析道:

   夫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任防御,徒恃各国均势之局未破,仅得苟全国命,不幸均势之局一旦破,各国牵制一旦解,则亡国覆种,祸且立至。立国之险,宁有过此?[2](p1128)这一段话,极具民族危机感,将海军作为立国基础,很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有的论者指出:“甲午之役,军舰粉齑,海禁荡然,外人乘间捣虚,鼓轮直驶,欧风美雨,挟印度洋、太平洋之潮流,滚滚而来。吾沿海七省根据重要之地,乃在顾此失彼,风鹤惊心。彼远隔数万里之地,乃能反客为主,挟其虎狼之手段,肆其强暴之机心,操纵海权,恫喝人主。”[2](p1128)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能与日本人争夺制海权。

   其次,留学生们主张积极的海军建设计划,认为复兴中国海军,应该以争夺海权为建军目标。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成为马汉海权论最好的反面教材,留日学生对振兴中国海军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呼吁全国人民都来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克服困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恢复海权。通过对中外海军发展成败得失的比较,同时也是受马汉海权论的刺激和启发,留学生们认为,晚清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际措施。所以,中国重建海军应以争夺海权为基本目标。在具体的建军规划方面,留学生们提出要以建设巡洋舰队为重点。李毓麟在《列强海军今势论》中积极建议要发展巡洋舰队,并说,“建大勋者不事姑息之行,勤远略者不为苟且之政”,希望政府“毋以小船为俭,而以巨舰为贵;毋以江河为虑,而以海洋为怀”。[13](p9)通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清政府组建的巡洋舰队在作战上应该是攻守全能的,尤其是应该具有比较强的远洋攻击能力。在舰种上要以战斗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要求舰应具有较高的航速、较大的续航力、较强的攻击力和较好的抗沉性。至于舰队的规模,应根据未来在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海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来决定。中国当时海上主要敌人是美、日,所以,大家主张,中国“筹备设防,当以美、日为标准”[2](p1131),要能够做到与美、日海军相抗衡,中国的巡洋舰队起码应“具有战斗舰八,装甲巡洋舰四,轻装巡洋舰八,水雷驱逐舰三十六”。这样一支巡洋舰队,其总吨位大约在25万吨以上。有了这种规模,中国海军“始成一有战斗力之舰队,而供海上驱逐之任务”。[2](p1131)这种以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力的建军思想,同姚锡光的建军思想一样,表现出较强的海权意识。

   三

   以上这些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扩大了海权论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受海权论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空前深刻的认识,他们已经认识到:

   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航、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其时无论常变,境无分内外,欲反变乱之景象,为和平之幸福者,胥于海军是赖。其关系如此,20世纪以后之国民,固不能外海军力而生存者。[14](p70~71)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没想到的是,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军捐,一时之间,各地出现了不少组织、团体、个人争相任捐的热烈场面。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企图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对重建海军的空前热情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洋、海军、海权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二是促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海权思想。中国人自己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姚锡光的海军重建规划、《海军》杂志的海军建设设想和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等之中。关于前两项内容,前面已经叙述。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随着海权论的引进,清政府对海岛主权也开始重视起来。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我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得知此情后,于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查,并计划进行开发。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15](p16)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查勘后,拟议开办办法八条。东、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长期以来,受传统“重陆轻海”观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其一直没有予以重视。在晚清末期,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收复东沙、勘察西沙,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于这些岛屿不容置疑的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在增强,传统的国防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海权对于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四

   尽管海权论的引入和接受,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和世界其他各国相对比,晚清时期,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使中国政府产生诸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控制印度洋、太平洋”之类的海军战略思想,并没有使中国如同美国、俄国、德国一样,通过实施马汉的理论,成为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在晚清时期,中国对海权论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中国人是通过日文本的马汉著作来了解海权论的,翻译中的错漏比较多,即使是这种版本,中国人也只能读到马汉著作的第一章第二节 (前面已有叙述)。这个事实决定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马汉海权论认识只能是非常肤浅的。

   第二,海权论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官员之间,这就使本就不系统的海权论成为阳春白雪,只是在一些精英层中循环传播,而清廷统治者以及大多数官员没有触及这一理论,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在中国普及。从清政府的各种谕旨、大臣们的各种奏折中根本没有专门论述马汉海权论的文字这一事实看,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第三,晚清海权论传入的时机不好。1900年后的晚清政府处于风雨摇曳之中,变法、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此时的中国,就如同充满火药的空气,一点即燃。清政府此时的重点在于如何消弭社会矛盾,苟延残喘。他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关心制海权和大办海军之类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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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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