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论现代国家民族之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22-06-19 17: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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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  

   国家民族之族性的突显与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浪漫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传统回应激进的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民族”(nation)在话语方面获得了超越种群(race)并面向主权国家的族性集聚意涵。按照施本格勒(Spengler)的分析,浪漫主义使得民族成为一个特别具有激进社会心理导向的词汇。“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历史的科学描述被一种概念损害了,这种概念来自浪漫主义,或至少受了浪漫主义的一定影响——这是一种从心理热情的意义来理解的‘民族’概念。”施本格勒认为浪漫主义本身就见证了从民族到国族的集聚,国族概念在生成时就获得了天然的话语权,甚至于成为优势感十足的民族国家概念。施本格勒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1813年欧洲的“民族之战”确定为国家民族概念诞生的历史起点。“作为人在历史上借以起作用的绝对基本形式的‘民族’、原始的家、原始的居住区、各民族的迁徙——这一切都是1789年的‘Nation’(民族)和1813年的‘Volk’所表达的动人心弦的观念的反映,这两个词分析到最后都来自英格兰和清教的自恃精神。但是这种观念所包含的强烈的热情把它保卫得很好,使它没有遭受批评。甚至敏锐的研究者也用它来把大量完全不同的东西包罗在一起,结果,‘民族’变成了一种确定的、假定已被很好理解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其创造的单位量。在今天,对我们说来,世界史的意义就是诸民族的历史……其他一切东西,文化、语言、才华、宗教都是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是民族的形式。”“国家是民族的形式”,施本格勒的分析针对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国族意识,也针对黑格尔的民族精神。黑格尔的“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国族精神或国家精神,是其客观精神的具体化。在那里,国家借助于民族集聚的形式。换言之,民族集聚的超越性的肯定的形式就是国家民族精神。由此可以看到,正如作为“民族”的Nation一开始只是一种精神集聚的意义,国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但一旦形成了领土及主权意识十分鲜明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必然形成相应的国族精神及其集聚,并明确表达为爱国主义,在经历一系列社会政治历险与灾难之后,当代政治更为明智地确定为理性的宪法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作为族群的民族让位于并进一步建构为国家民族的过程。但民族毕竟具有不同于国家(族)的相对独立性与实存性。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民族乃是基本的存在事实,有其自然史及原生性。因此从韦伯到安德森等在政治民族及民族国家意义上定义的民族概念,依然值得商榷。西式民族国家是启蒙的结果,但如果没有族群本身的进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也缺乏文明基础。民族精神同样也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有其自然史与原生性,表征着不同民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此,国族不能代替民族,民族精神更不能完全混同于国族精神,国族集聚同样有赖于民族自觉,政治整合也不能代替文化整合。而且,在基于众多国族的大国体系时代,强调民族及民族精神的原生性与丰富性,可以抑制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形成现代人类文明体系的丰富性十分必要。

   这里还需要回答:国家民族建构何以呈现族性?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把民族区分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与“国家民族”(Staatsnation)时,还提到了Eduard Meyer的一种分类,即Volk与Nation的区分:“Volk是一种自然的联合体,也是一种文化的联合体;而Nation则是一种出于愿望而成立的组织……Nation通常会呈现帝国类型……Nation也是主权国家。”文化民族关联于Volk,Nation则因其政治集聚性质,也把“文化民族”带进了政治的维度。这一维度特别表现为文化民族的存在权,实际上是文化民族及其所表达的族群多样性。梅尼克还把握到民族国家之发展为超民族国家(现代帝国)的趋势,也希望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超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族群关系尤其是族群排斥。在Nation一词已经完全指向国家民族时,从Nation中区分出“文化民族”并肯定其存在性质显然有针对性。梅尼克提出上述观点时,正值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肆虐,种族主义以及种族清洗带来民族灾难。处理好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平衡,既有益于呈现文化民族的多样性,避免其政治化,也有益于避免国家民族因彻底离弃族性多样性进而走向现代帝国。

   国家民族得以集聚,还意味着人民成为族性的当然内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判断。如第一部分“国家民族及其概念考辩”所示,与“国家民族”(Nation)关联在一起的,总是“人民”(“People”“Volk”)。作为国家民族之主体的人民构成了国家民族的当然内涵,因此应将人民与国家民族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Eduard Meyer将“人民”(Volk)作为文化联合体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民族(Nation)区分开来,显然就没有赋予人民以国家民族的主体内涵。吴睿人也明确反对从国族含义理解Nation的人民意涵。“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很明显的价值意味——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ople,Volk)与‘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汇之中的。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中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将Nation译为“国族”,意在呈现Nation的“人民”语义,以免掉入狭隘民族主义之话语陷阱,但同时也拿掉了人民作为国家民族的族性内涵,从而使国家仅仅变成一种制度形式,并且是空洞且有害的官僚制形式。实际上,在传统国家理论中,与国家民族对立的不是人民,而是王权及教权。路易十四所谓的“朕即国家”背后是封建君主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的真正对立。正因为洞察到王权及教权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本质同一,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王权时提出了“人民国家”概念。在他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并将无产阶级看成真正的世界历史性民族时,人民无疑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族性。

   国家民族由国家(state)与族性(ethnicity)组成,但不能直接由国家先验地规定,也不能现成性地来自于族群的族性,二者统一的中介与总体性是人民,国家民族的主体是人民。立足于人民这一中介与总体性,所谓族群的族性与国家民族的族性之间并非是截然的二分及对立。人民不外乎是人民百姓,族群的族性也好,国家民族的族性也好,都要求现实化为人民百姓。族群的族性通过人民才成为国家民族的族性。这里的人民,具体而言,是国民与公民。在国民与公民的意义上,族群多样性才不至于还原为种族多样性,也不至于仅仅限于亚文化及其政治意识层面,而是自觉汇聚于国家民族的族性,进而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以及忠诚。

   四、当今时代的国家民族重构

   本文立足于多民族国家(实是“国族国家”)探讨现代国家民族之重构。但这一讨论需要做一些辩护。通常认为,西方国家民族的建构与重构是置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而非西方的国家民族似乎并没有西式民族国家的基础与前提。但本文想指出的是,民族国家虽有一定的西方政治传统的背景与先行基础,但现代世界本身就要求超越西式单一民族国家,建构反映人类多极世界及其价值文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对事实上已经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其多民族国家即是其开展国家民族建构与重构的当然前提,也是一个需要理论上深入论证的前提。而且,正是切入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及民族主义问题,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何以国家民族重构仍是当今时代政治的主题。

   在近代境况下,民族国家主要是指西方政治结构,并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立场与指向。这一状况在20世纪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演进以及转变,民族国家样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一些西方民族国家往帝国化方向转变或演进,而帝国化直接破坏了西方民族国家结构,引发世界大战,反帝国化则带来民族国家逻辑的一定程度的复兴。不过,二战之后的西方格局,主要还是帝国主导的民族国家格局。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非西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卓有成效地开创了非西方多民族国家建构,这是有别于西式民族国家逻辑的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非西方世界在日益自觉的抵制和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发展道路,并在蓬勃兴起的非西方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中形成非西方的多民族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仅仅由西式民族国家支配的世界格局。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的形式架构下,同时也是在冷战的格局中,作为共同处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巩固了非西方的多民族国家传统。尽管此后的冷战使东西方民族国家人为地区隔开来,但《雅尔塔协议》毕竟意味着东方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承认。宏观来看,至20世纪70年代即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开启之时,世界已基本上形成一个以众多主权国家及其多民族国家所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同时也是因冷战而在政治上二分化的所谓世界多民族国家体系)。其中,非西方世界已经完成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或重构,但显然有待于获得足够的理论论证(迄今仍未完成)。

   基于非西方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复制西式民族国家逻辑,也不能将民族国家仅仅局限于西式民族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受西方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国家民族,其因为没有历史地形成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建成西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且即使形成一定的城市资产者阶层,也不能由其作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代表。非西方民族国家的主体只能是诸多民族及其人民,是去除族群中心以及种族中心的诸多民族及其人民。

   与此相关,非西方多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民族的论证是当今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课题。首先的任务是要自觉地破解西式有关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些固有的前见与偏见,尤其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观。比如,迄今仍然流行于西方的有关“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区分,就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观。族裔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公民民族主义,但公民民族主义的制度基础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而“族裔民族主义”中的“族裔”主要是指典型的西欧族裔。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史密斯说道:“在某些政治哲学家眼里,公民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连并且因此而得到相当的尊重,而族群的‘鲜血与土地’的民族主义形式则充满越轨行动;族群民族主义不改变信仰的排他主义使它们无法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则评价道:“对安东尼·史密斯来说,西方民族主义是‘公民—领土’的,它基于共享共同地域的人们的理念,受一套共同法则的约束,参与共同的公民文化;东方民族主义是‘族群—血缘家系的’,由共同的祖先和共享的祖先文化联结在一起的人们的理念。在每一种区分中,区分是为了表达这一观点,即西方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有益的,也是相容的,而东方民族主义或多或少导致了权威主义和文化压制。”汉斯·科恩的论说更是彻头彻尾的“西欧中心主义”,因为他用这一说法分析了民族主义从西方向东方扩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西方民族理论市场上,右翼民族主义一直很活跃。

人们也注意到,无论哈贝马斯怎样在其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定位民族国家,他所讨论的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提一定是民主政体。“并不是说一切民族国家都是民主的,也就是说,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自治联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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