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3 次 更新时间:2022-06-19 16: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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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  

  

   早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一年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发生了“范式转移”——华盛顿普遍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博弈的“持久战”:拜登政府总体接过了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衣钵,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更重视如何塑造有利于“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同时至少口头上更强调要为防止战略竞争脱轨设置“护栏”。与此相对应,北京也日益相信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战略博弈的相持期。中方颇为主流的叙事是,中美博弈反映了两国的权势、制度以及观念之争,将贯穿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外界一般认为,竞争和斗争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核心词汇。

   当然,实际情况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与两国的官员不时爆发的嘴仗不同,双方领导人在有限的对话中仍然强调要为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留出合作空间,并且也各自表达了不让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的意愿。另一方面,2022年中方正全力准备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美方也面临中期选举这个更为紧迫的政治议程。无论从各自稳定经济的国内需求考量,还是两国政策团队虽不热络但比特朗普时期更可预期的互动方式而言,人们对稳定中美关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此,中方显然比美方更见行动。今年年初,北京高调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不断呼吁华盛顿重拾“求大同、存大异”的“上海公报精神”来照亮中美关系的前进之路。

   然而,俄乌危机的急剧升级并引爆俄罗斯对乌全境的直接军事进攻,不仅让北京措手不及,而且持久的战事以及可能的进一步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无疑给本已经非常困难和脆弱的双边关系又压上了块巨石,显著增加了北京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

   敌意骤升

   显然,俄乌危机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相互怀疑和敌意。一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围绕俄乌冲突的起源及责任归咎存在深刻的分歧,其实质是双方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性质及未来发展愿景的重大差异。华盛顿谴责莫斯科对乌“发动侵略战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指责中方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北京则强调俄乌危机不仅历史经纬复杂,而且后冷战以来北约不断东扩而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是导致当前俄乌冲突的重要原因,美西方自身难辞其咎。

   随着美方大力军事援助乌克兰,通过了高达400亿美元援乌法案,并对俄实施空前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拜登政府高官及美国会两党领袖也纷纷表示要借此全面“削弱俄罗斯”。中方则据此指出,美国和北约正与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来“拖垮俄罗斯”。加之白宫高级官员也一再重申,俄乌冲突不改变美国关于“中国是美国最主要战略对手”的判断,在北京看来,美西方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企图恢复其已经弱化的国际秩序主导力,扭转北京经常提及的“东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方加紧炒作“中俄轴心论”也日益增添北京对华盛顿的战略警惕和对立。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和北约领导人断章取义理解2022年2月4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中俄合作无禁区”等词句,目的是妄图坐实中方是俄发动战争的“从犯”罪名。

   美西方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经济金融制裁后,华盛顿还威胁中方不能帮助俄罗斯脱困,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参众两院通过所谓《轴心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中俄合作及中国助俄逃避美西方对俄制裁的报告。北京则批驳美方是“贼喊捉贼”,认为美方不仅意在借乌克兰危机发战争财,而且企图用“民主对抗独裁”的话术,在国际上组织反对中俄的联合阵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明显加快了以中俄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协作。北京指出美国领导的北约有“亚太化”甚至“全球化”趋势,反映了美方进一步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推动新冷战的战略意图。

   中美两国政府因俄乌冲突升级的战略敌视,也进一步影响了两国民意对立情绪。根据美国皮尤民调机构今年4月28日的调查,超九成受访美国人认为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严重问题”,同时受访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再创新高”——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美国人占82%。俄乌冲突也引发中国民众广泛关注,尽管民间对俄乌冲突的原因及影响有不同观点,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升级,中国民众大都认为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而且美国和北约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同时削弱中俄两国。

   脱钩及金融“防火墙”

   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各自总体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安全,更加速了双方科技及关键产业链的分离程度。一方面,俄乌冲突,叠加疫情复苏分化和通胀高企,加剧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给本已脆弱和失衡的疫后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作为世界经济主引擎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使得美联储在遏制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选项之间左右为难。不少国际经济分析机构发出了美国出现滞涨甚至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预警。

   对中国经济而言,俄乌战火的蔓延以及美西方国家对俄空前规模的制裁和连带制裁,直接阻断了中方与乌克兰的投资和经贸往来,限制了中国与俄罗斯战前正常的经贸和投资项目。而且中国近年来正加快粮食进口结构多元化,特别是增加从俄、乌进口粮食作物和化肥等农资以改善本国的粮食安全结构,俄乌冲突爆发及其衍生影响对粮食、化肥等供应链的冲击,叠加近年来极端气候对国内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不仅加快了中美两国在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的脱钩趋势,而且对中美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北京尤其关注美国实施的两个步骤。其一是参院近期通过《美国竞争法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立法部门推动对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进入快车道。其二是拜登总统于5月23日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美国加快构建“去中国的关键供应链”同盟。

   对北京而言,俄乌冲突不仅让北京要进一步面对中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的压力,美西方对俄发动史无前例的金融战,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美西方国家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也使得北京日益意识到全面防范和反制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全面提高中国对美斗争中“金融武器”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大力谋划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预示着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脱钩”趋势正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等实体经济加速向着以金融、银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蔓延。

   台海再次拉响警报

   一方面,早在俄乌冲突升级前,拜登政府继承了其前任“以台制华”的战略,即华盛顿在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框架下,大幅提升台湾在美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地位,美国政府“一个中国政策”被不断掏空。

   对北京而言,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项重要倒退引起中方高度警惕和不满。其一是拜登基本继承了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明确把“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作为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法理和政治基础,大幅提升美台关系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其二是拜登政府继续有意混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下对大陆和台湾的定位,以及美频繁威胁施压欲与北京建交的“台湾邦交国”等行为,都被北京认为是支持台湾民进党政府实际推行的“一中一台”政策的严重挑衅举动。

   在中方看来,美国日益空心化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没有太多政策交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已被严重侵蚀。美国政府不仅日益虚化其“一个中国政策”,而且正通过加紧美台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来阻遏大陆统一台湾的步伐,和平统一时间是否仍掌握在中方手里成为中国国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中方对美台关系的这种认知势必影响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走向。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有加速“战略清晰”之势,加剧了中美之间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难度。尽管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是否要放弃台海政策上的“战略模糊”时有争论,但总体局限在智库专家圈内,美国政府对于一旦台海有事,美国是否必然军事介入仍然表态谨慎。但是俄乌冲突后,不仅华盛顿的智库专家密集高调讨论所谓“俄乌冲突对台海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也纷纷对所谓北京可能武力攻台的前景及后果发出警告。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中国大陆将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中汲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威胁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

   在美方看来,美西方团结全方位制裁孤立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开展对俄“持久战”不仅能够削弱俄罗斯,而且增加了对北京所谓“武统台湾”的威慑效应。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拜登在5月23日访问日本时公开宣称一旦台海起战火,美军将协防台湾。尽管白宫及拜登本人事后表示美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但北京对拜登政府包括其本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信任度也降到新低。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众多智库专家也毫不掩饰地鼓励台湾应该多从乌克兰“非对称”、“灵活”的对俄军事战略中学习在冲突场景下对抗大陆的经验。此外,华盛顿还通过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的方式,鼓励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在台问题上向北京施压。

   从中方角度看,华盛顿故意将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同一个没有主权的台湾相提并论,暴露了其所谓“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虚伪,是为日后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做法理准备。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对台海问题最新的政策宣示或对华威胁,都进一步证明了美“以台制华”力度正不断升级,其不惜武力阻止两岸统一的政策走向进一步清晰。随着北京对华盛顿在涉台问题上不满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加之双方目前对话交流的机制运行不畅,未来围绕台海问题不确定性和危机风险将持续上升,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和平稳定。

   “安全困境”的魔咒

   无论是对国际安全秩序、大国关系格局还是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俄罗斯同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是冷战结束三十年来的又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混乱的年代催人深思。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俄乌冲突背后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方面尤为重要。

   首先,必须审慎管理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一般而言,除非结盟,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属于常态,无法根除,只能管理。众多的历史案例研究表明,有效缓解大国安全困境的途径首先需要大国之间经常性的战略沟通、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彼此刻板印象固化各自对对手的动态认知,从而不断增强相互之间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其次,大国之间要对彼此的核心安全利益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防止不断在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切香肠”而导致安全困境的继续升级甚而失控。安全困境理论还强调要管理好本国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安全困境的刺激作用,尤其要防止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及转嫁国内各种困境,通过炒作“外敌”从而加剧大国之间战略敌意和对立。

   这些理论上的总结,都是源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大国安全困境演化乃至恶化的悲剧。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爆发与美苏之间安全困境的管理失败密切相关。比如,由于安全文化差异和历史经验等原因,二战后的美苏相互之间都难以理解对方安全政策的复杂原因,双方采取的所谓防御性的安全行动不断引发对方的焦虑和升级反应。

在此安全困境不断加剧过程中,又被两个因素进一步放大。一是对对方战略意图判断用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特性等所谓“结构性因素”进行归因,比如凯南的长电报就是当时美国对苏联认识的典型代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国内政治进一步恶化了相互的安全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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