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飞: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23: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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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飞  

   [41]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42]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页。

   [4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仁义法》,第248页。

   [44] 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743页。

   [45] 阮元校刻,何休注:《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70页中栏。

   [46] 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831页。

   [47] 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831页。

   [4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语》,第395页。

   [4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义》,第396页。

   [5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诸侯》,第305页。

   [51] 引自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814页。

   [52] 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834页。

   [53]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00页。

   [5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楚庄王》,第13页。

   [55]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5页、2518~2519页。

   [5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竹林》,第59页。

   [57] 高亨:《商君书注译·画策》,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7页。

   [58] 尤锐:《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江淮论坛》2021年第6期。

   [5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262页。

   [6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6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第449页、450页。

   [62] 班固:《汉书·匈奴传》,第3830页。又,王夫之《尚书引义·禹贡》:“汉急御狄之功而不贪用狄之利。”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页。(此为笔者增补)

   [63] “帝国的迷思”之说,见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笔者在文中的表述,参考了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一文。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64] 班固称汉武帝“事征四夷,广威德”(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73页)。兴师征边可扬其威,但何以带来德?清人赵翼曾专论“《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指出班固之所以“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是因为东汉儒生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为戒。参阅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35页。班固在《武帝纪》中的“不置一词”,看似遗漏了汉武帝的功业,但也可解释他在《西域传》中的“威德”之说,亦即武帝的功业被“文明化”了。“威德”在表面上是一个美化战争的说法,背后却是对战争的反对。

   [65]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51页。

   [66] 时殷弘:《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及其他》,《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

   [67] 参看干春松:《王道政治与天下主义:干春松学术论集》,贵阳: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2017年,第125~126页。

   [68]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69] 秦始皇曾通过修建长城,限定华夏与夷狄的活动范围,隔绝二者的往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70] 在康德那里,战争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地战争进入或多或少的法律关系中,这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过程。“在这最后的一步(亦即各个国家的联合体)出现以前,也就是尚在其形成过程的半途之中,人性就得在表面幸福的欺骗假象之下忍受着种种最无情的灾难;因而只要人们尚未达到有待于我们这个物种去攀登的这一最后阶段之前,卢梭就不无道理地要偏爱野蛮人的状态了。”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页。

   [71] 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天下时代》,第219页。沃氏以帝国为“一个没有精神层面正当性的、膨胀了的国”。参见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天下时代》,第403页。康德早就说过:“法律总是随着政权范围的扩大而越发丧失它的分量的,而一个没有灵魂的专制政体在它根除了善的萌芽之后,终于也就会沦于无政府状态。然而每一个国家(或者说它的领袖)却都在这样向往着要以这一方式而进入持久和平的状态,可能的话还要统治全世界。”参见康德《永久和平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0页。康德这里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制政体”近乎一个正在形成的帝国。但我们不能以为帝国全无精神性可言,它至少有一个对内的精神整合过程。因为帝国在构建其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来塑造“权威”,所以“帝国秩序的建构始终以文教体系的建构作为最高境界”。参看强世功《“天下一家” 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东方学刊》2021年04期。

  

   刘飞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100)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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