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萍: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23: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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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萍  
“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且数篇” 。【25】徐渭在《会稽县志诸论》中提及其参战地点,称“近岁倭夷掠东关屯高埠者,亦从曹娥江入”。【26】徐渭的论兵之作,现在流传下来的有《治气治心》以及《军中但闻将军令论》等,他认为:“用兵之妙,机而已矣。”【27】归有光不仅研究《孙子兵法》,还写有《御倭议》《备倭事略》,【28】讨论具体的御倭策略,这也是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经常受到倭寇骚扰,并曾搬迁至内地。

   以文学知名的唐顺之(1507—1560),也信奉阳明学,“闻良知说于王畿”,并曾与胡宗宪(1512—1565)协谋讨倭。史称:“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29】虽然后来唐顺之以文学知名,但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恐怕还是论兵之作。《明史》本传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30】唐顺之撰有《武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虽纸上之谈,亦多由阅历而得,固未可概以书生之见目之矣。”【31】

   由于嘉靖江南倭患严重,需要派督抚总揽抗倭事宜,整个过程中派过多人,“其间为巡抚者十人”,有彭黯、屠大山、赵忻、翁大立等,但“无一不得罪去者” ,【32】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成功的督抚是胡宗宪。胡宗宪任职时间最长,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巡抚浙江。

   黄宗羲(1610—1695)说胡宗宪“开府浙直,历访奇士”,认为胡氏幕府藏龙卧虎,称:“吾观胡之幕府,周云渊之《易》、历,何心隐之游侠,徐文长、沈嘉则之诗文,及宗信之游说,皆古振奇人也!旷世且不可得,岂场屋之功名所敢望哉?“【33】《明史》说:“(胡宗宪)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34】

   考察胡宗宪幕府诸人的学术背景,也大多和王学有关。除了前面提及的徐渭,是王门后学,黄宗羲所称“何心隐之游侠”,乃泰州学派的何心隐(1517—1579)。何氏被后世认为是著名的反传统思想家,现在留存的资料很少。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充分发掘了何心隐的著作和思想,里面没有提及他曾在胡宗宪幕中,仅称嘉靖三十六年何氏去南都找过程学颜(号后台,生卒年不详)。程学颜其时正在胡宗宪幕中,两年以后何心隐随其入京,【35】可能此时在胡宗宪幕中短暂待过。

   有游侠之称的另外一位王门后学颜钧(1504—1596),嘉靖三十六年正在胡宗宪幕参谋军事,颜氏《自传》记载了这段经历。前述与何心隐来往的程学颜是颜钧的门人,曾任应天推官,他以“‘异人知兵法’荐(颜钧)于梅陵胡公”。于是,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通过程学颜邀请颜钧入幕,胡宗宪“具礼迎铎,并取学颜军前听用”,【36】可见程学颜也是在这时入胡宗宪幕的。颜钧在胡宗宪幕很有作为,据他说是七天之后就“倒溺百千倭寇于海”。【37】经过这次舟山战役,胡宗宪想请颜钧担任指挥,但颜钧没有答应,只是让次子颜自颐“参随军门”。【38】

   在胡宗宪幕府的文人,除了进行日常的文书工作以及出谋划策之外,他们工作很集中的体现是编纂《筹海图编》。虽然,《筹海图编》一般署名为总督胡宗宪,【39】但这类以名臣显宦为著者的作品,后面往往另有实际的主持人和撰述者。根据汪向荣的研究,【40】《筹海图编》成书也是如此,实际主其事者为郑若曾。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昆山人,嘉靖初贡生。《四库全书总目》说:“若曾少师魏校,又师湛若水、王守仁,与归有光、唐顺之亦互相切磋。数人中惟守仁、顺之讲经济之学,然守仁用之而效,顺之用之不甚效,若曾虽不大用,而佐胡宗宪幕,平倭寇有功。盖顺之求之于空言,若曾得之于阅历也。”【41】

   郑若曾显然不可能以一人之力编纂如此鸿篇巨制,据其自称,“是编也,肇意于荆川(唐顺之),玉成于龙池(王道行),而少保公(胡宗宪)实釐正之”, “翼而辅之者”,有“胡松、杜拯、范惟一、唐爱、凌云翼、谭纶、王春泽、唐枢、严中、茅坤、戴冲霄、黎秀、戚继光、蔡汝兰、俞献可”,【42】将此与《筹海图编》书后的参订姓氏名单进行比较:

   胡宗宪、唐顺之、胡松、罗洪先、杜拯、李遂、杨博、邹守益、袁炜、翁大立、王畿、周如斗、赵贞吉、张时彻、曹邦辅、任环、唐爱、凌云翼、熊桴、刘景韶、罗汝芳、王道行、谭纶、李春芳、王崇古、杨成、王春泽、蔡汝楠、侯一元、朱希周、唐枢、潘恩、严讷、张景贤、赵承谦、茅坤、周思兼、范惟一、陆师道、张元忭、严中、王慎中、张情、殷迈、许论、吴子孝、曹三旸、徐栻、章焕、徐敦、华察、钱有威、徐学谟、袁洪愈、章美中、归有光、张宪臣、郭仁、徐师曾、袁尊尼、皇甫汸、王应电、王宇、俞大猷、戴冲霄、黎秀、戚继光、蔡汝兰、俞献可、徐渭、沈明臣、邵芳、李续、李希直、郑文茂、邵晓、舜臣、郑旦、邵炳。【43】

   列入这份参订人员名单的共79人。这份名单基本包括了“翼而辅之”编纂《筹海图编》的人,这些人在编纂《筹海图编》时,唐枢为兵部主事,唐爱为参议,凌云翼为兵备副使、戴冲霄为都指挥,戚继光为参将,谭纶为海道副使,蔡汝兰为镇抚。此外,列入“参订姓氏”名单者,一部分是朝廷抗倭的主导人物,如总督胡宗宪、兵部尚书杨博、浙江布政使郑旦、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裕州知州王宇、兵备副使吴子孝、佥都御史唐顺之和章焕、御史徐栻、徐敦、周如斗,刑部河南司主事郭仁,等等;另外一部分是抗倭将领,如副使张情以及任环和俞大猷等;还有一部分则是胡宗宪幕中的士人,比如徐渭、沈明臣、茅坤,等等,如果把这份名单继续加以考订,应该能挖掘出更多曾游胡宗宪幕的士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有一大批是我们熟悉的、通常以“王门后学”面目出现的人物,如罗洪先、邹守益、王畿、罗汝芳、赵贞吉、张元忭44等,如果加上前面已经提及的徐渭是王门后学季本的学生,唐顺之也信奉王学,以及王门后学颜钧、何心隐、程学颜均曾游胡宗宪幕,郑若曾本人也是王门后学。【45】

   王门后学的重要人物王畿,列名其中。检其年谱,只有嘉靖三十八年王畿赴杭州天真之会并访胡宗宪的记载。【46】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王畿与胡宗宪关系不大的结论,我们必须很小心材料限制的问题,有的是因为胡宗宪后来名声不好而有所回避,有的情况则是部分儒者以事功为霸术,认为不值得记载和提倡,使得传记的编纂者往往对他们这方面的作为有所隐匿。比如,范涞编纂的《两浙海防类考续》,这是接续《筹海图编》而作的重要海防著作。但是,《江南通志》把范涞列入《儒林传》中,记载有他所著的《休宁理学先贤传》《范子咙言》及其文集,但是独独没有提及《两浙海防类考续》。对此,四库馆臣曾感慨说:“盖自宋以来,儒者例以性命为精言,以事功为霸术,至于兵事,尤所恶言。殆作志者恐妨涞醇儒之名,故讳此书欤?然古之圣贤,学期实用,未尝日日画《太极图》也。”【47】有些王门后学文集,往往是由他们的学生编辑的,比如欧阳德的《欧阳南野集》由其门人王宗沐编辑。《内集》10卷,都是欧阳德的讲学之文,《外集》6卷是应制及章奏、案牍之文,《别集》14卷为应俗之诗文,对材料的编纂显然已经有所考虑。欧阳德的门人冯惟讷所编《南野文选》录入的都是讲学文章,更可看出其倾向。查阅由王畿门人周怡编辑的《龙溪王先生集》,没有发现王畿曾参与抗倭或游胡宗宪幕的材料。【48】从胡宗宪幕还可能发现不少王门后学人物,仅从参与校订《筹海图编》的这份名单就可以看出,王门后学阵容可谓庞大,王门后学参与《筹海图编》的编纂乃至参与抗倭斗争的程度之深,实在出乎我们意料,王门后学真的不是在“袖手谈心性”啊。

   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加入胡宗宪幕府的王门后学,基本上没有被黄宗羲收入其所编的《明儒学案》,【49】而《明儒学案》是后世研究王门后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50】因为黄宗羲编辑《明儒学案》并非是为整个明朝儒生提供一份名单,而是有其鲜明的论学宗旨。【51】另外,那些主要身份不被认为是儒生的人物,自然是不会被列入这个《学案》的,这就使得以《明儒学案》来概括明代学术有很大风险,翁万达从来没有被任何学术史作品提及,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

   翁万达(1498—1552)为广东揭阳县人,丙戌(嘉靖五年,1526)登进士。《明史》本传称其“好谈性命之学,与欧阳德、罗洪先、唐顺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为人刚介坦直,勇于任事,履艰危,意气弥厉。临阵尝身先士卒,尤善御将士,得其死力。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称首……万达饬边备,整军实,其争复套,知彼知己,尤深识远虑云”。【52】

   在任何哲学史、思想史上,都不会出现翁万达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因为翁万达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哲学史或思想史能够采撷的文本材料。然而,即便是《明史》极为精炼的文字介绍里,仍然可以看到,翁万达与王门后学过从甚密。当然,翁万达是以嘉靖边臣中“万达称首”的面目示人的,在当时军政方面非常有影响。【53】好在他有文集流传,【54】使我们得以知晓翁万达不仅是个武将,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生内蕴,足以在学术史也留下他的名字。细细检绎其文集,可以看到,尽管他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或思想论著,但他留下的片言只语所显露的踪迹,说明他是在王学激励下,专行事功,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的人物,应该成为王阳明学说产生实际影响的有力佐证。【55】

   翁万达是王阳明的忠实弟子,在王阳明去世之后,他作为抬棺者之一参加了王阳明的葬礼,“仲冬癸卯,奉夫子榇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 ,在葬礼上,他称颂先师王阳明“大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并对王阳明的一生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盖其求之也备尝艰难,故其得之也,资之深若渊泉之莫测,应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时雨之施,弗先弗后,而言易入,若春风煦物,一沾一长。其平居收敛,若山林之叟,了无闻识,其发大论,临大难,断大事,则沛然若河海之倾,确然若蓍龟之信而莫知其以也”。【56】

   作为武将的翁万达是怎么和王阳明产生关联的呢?翁万达曾给林文选写信,讲述自己在京师学习心学,持循心学的历程:“往以觐事入京师,得伏谒门下,辱接引甚勤……仰惟执事良知真学,舍筏先登,位秉铨综,志同砥柱,防澜塞溃,不激不随,方当泾渭荐绅,抑扬庶品,天下欣欣动矣,岂非吾道之辉荣,古学之徵验邪!”在信中,他特别提及自己在征战过程中,虽然没有论学的同道,但在心中反复检验所学,“僻游荒陲,实鲜同志,耳目近俗,利害相煎。顷者龙、凭之议,籘峡之征,交州之役,辟之扛鼎,幸免折肱,徒以夙昔良朋互相磨切,此学此志,未尽澌灭,赖有持循。又老师(按:王阳明)过化之地,肖形在邕,瞻想俨然,如闻悬铎,夙夜思服,弃避迷途,盖兢兢也”。【57】信中提及他路过王阳明曾经征战过的地方,想象老师的模样,“如闻悬铎”,兢兢自守,不敢松懈,读之令人动容。

   翁万达毕竟是武将,平常以操练征战为事,没有时间撰写讨论思想学术的文章,在《与张静峰中丞书》中感慨说:“方今北虏陆梁,海内虚耗,国事日非。吾辈苟一日在仕途,乘轩食肉,不能为官尽职,为朝廷分忧,乃欲以绮丽之文,转相题拂,何益于理?”【58】但他非常严格地遵守阳明教诲,对自己的言行反复检讨,看是否符合阳明宗旨。比如,他在给陈豹谷的信中说:“某致知工夫未能合一,凡百作用,多就其质之所近,又或自任太过,皆非良知本体。舟中稍稍习静,痛自湔刷,渐觉有太平无事气象,只恐不能时时如此耳。”【59】这无疑是王学政学合一宗旨的体现。

《翁万达集》中收有翁万达与王门弟子的书信来往甚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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