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日益成为紧迫的学术课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具有中国独特世界观、本体论或方法论等特征的知识体系。从现实角度讲，在中外知识已经深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集中体现为中国学人在知识体系创建和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中国问题在知识体系形成和运用中的本源关切，以及中国资源在知识体系融会和创新中的积极贡献。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有一系列基础性重大问题值得探讨，其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资源转化问题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即以国家安全学这一我国新设的一级学科为例，谈谈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构建问题。

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

202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国家安全学”成为该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面临着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构建的双重任务。从开拓新知识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一定的智识挑战，而从构建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来讲，则又可视为从起点发轫的智识机遇。实际上，这两项任务拥有相近的知识追求，可以将二者相互结合，构建起以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在知识全球化时代，构建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是为了回答国家安全在时代变局下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和新规律。全球化使得国家安全成为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系统性工程，而不再是单一维度的议题。全球化深刻改变了全球权力的载体、配置和流散，奠基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安全内涵因此发生较大变化。在传统安全观中，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指涉源于他国政府的军事行为。当今时代，全球金融动荡、国际互联网攻击、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全球环境变化等非政府的、非军事事项对国家利益和发展的危害日益深重，非传统安全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安全态势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交织互构，如能源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会激化或触发国家间的传统安全竞争或冲突，而冲突与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又会造成金融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二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议题的深度嵌合，这体现为国内安全问题的国际诱因、国际外溢或国际解决，以及国际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内传导或国内效应。

安全问题往往涉及主权疆界、议题边界，造成系统性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需要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予以应对。我国倡导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等11种安全，构建而成国家安全体系，这种国家安全观贯通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以一种全局性、战略性的视域构筑起国家安全系统工程。如此一来，国家安全的课题就不仅要捍卫国家生存，还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那么，因应这种变局，探索国家安全领域的新规律、新知识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就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意识。

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学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创建离不开对相关学术资源的借鉴和转化。从原则上讲，资源不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创新性知识体系，既有的智识资源皆可为我所用。从可操作性上讲，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知识和实践资源，是我们构建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主要智识源泉。为了回答上述契合于时代的问题，往往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彰显中国学人在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创建中的主体作用。

其一，既有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哲学和文化，为思考当今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发展出内嵌中国元素的概念体系、方法体系或理论体系。比如，在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中，国际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是诸多理论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意识。现实主义者主张用权力均衡的方案实现国际安全，这实际上与韩非子的理念如出一辙，韩非子主张“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故明君务力”。托马斯·霍布斯基于契约论构建安全共同体“利维坦”的理念，则为自由制度主义者和自由建构主义者普遍内化。但“韩非子方案”和“霍布斯方案”却无法解决持久安全和普遍安全的问题。而荀子杂糅王霸思想的“礼法”“大分”方案，则可以使百姓“敬分安制”，“天下莫不均平”。在当代语境下，“荀子方案”可以创造性发展为统合规范共建与利益平衡的命运共同体方案。

其二，既有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知识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普遍标准检验的群体共识，其形成和传播，都是在主体间性意义上完成的，具有有限普遍性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也会随着检验标准的变化而迭代更新。如果要借用古代中国和西方的知识资源，往往需要用现代知识标准对它们进行检验、更新和发展。当今再讨论全球环境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则需要更新运用地球系统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对于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提供的知识资源，通过一定的转化，是可以有效运用于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即提供了不少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创新性概念、方法和理论。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提出关系世界假定、关系性逻辑和关系理性，即为我们构建区别于个体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指明了方向，或可发展出以关系主义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理论。

其三，既有实践资源的创新性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践，也是我们构建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国家安全实践，有些已被古人或今人发掘为知识传承下来，有些还有待当代学人进行开拓性或重新挖掘。中国不仅在现当代积累了丰富的国内国际安全实践，值得充分理论化与体系化，还在古代发展出颇具特色的地区安全实践。如上海国际关系学者开辟的共生学派，即重新发掘出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国际共生因素，提供了一种解析东亚安全实践的中国视角。这些基于实践资源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为构建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路径支撑。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治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