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安:书差、税收与秩序:明清两湖乡村赋役征收群体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2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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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安  
名曰揭征,盖犹保正也。知根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往往争充成讼。强者舞弊自肥,嬴弱者租人朋顶,侵渔隐匿,征收之坏,是为大端。拿到抗户究之,无不中含此弊。外如粮田控案,当堂讯出,诸病不可枚计。有利争趋,无利争卸,官不能骤绳以法,书差得乘其弊挟之而官不见。知根如此,其得利也无名,未经明定,又不敢控以求伸,责之不顺,不责无着,上下含糊,良莠苦乐不均,不善二也。

   以上可知,知根催粮存在非常多的弊端和问题,包括隐瞒税契、包揽钱粮、世袭其利等。但在人治的传统社会中,知县罗迪楚的办法也只能是用对待士绅的办法来对待知根,即“用绅用士之法用知根,理法兼施……又明定功过”。详情如下:

   二拟知根催粮,申明定章。钱粮征章,省县不一。里胥书差,大抵各用所宜。保正催粮正办也,而监利之保正不预此事已三十年。缘梦泽水乡,冲淤变迁不定。自清丈弃里归院后,并都图里甲无之。向时保正俱废,其闻有保正,或地方私团、私保、私族所置,土豪借供驱遣,多不由官,偶由号差禀充,百不存一。因无沾润,所以不管催征。前任示谕,总不遵举。辟如井田之废,乡官名目碍难再复。其催粮责任,势不能不移于明备有利之知根。可见风俗相沿,前人亦非无理。不用知根,遍地花户,无头脑矣。且知根向由丈长改名,以之催粮,提纲挈领,有数益焉:一管块不大,五里十里,行动不劳;二丈亩世传亲见,人不敢欺;三田亩买卖,必由知根过割,可无飞洒诡寄,而所以杜知根之隐匿包揽把持,即在其中。惟品流不一,颇因无案为难。必须通禀立章,易其绅衿,汰其老弱,明定出息稍优,择妥人承充,以示责成。而其督催正章,仍以催令花户上柜自完为正义。

   以上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知根”是由“丈长”改名而来。由于监利处于湖区,田地较为容易崩塌或淤积,故丈量就成为摸清土地实情,随时跟踪土地变化和交易的重要手段。可以想见,从事丈量的“丈长”应该是非常熟悉花户及其田地坐落的人群。因此,由“知根”来催征并包揽监利的钱粮也就成为必然。

   四、里催、甲催及其他催征人员

   明清时期,赋税征收以造册、催征、收缴为三个主要环节,其中又以催征最为重要。与前述册书的职能从管册、造册发展到催征赋役不同,里催、甲催这一类里甲催征职役从设置之初,其职责主要就是负责钱粮催征。在两湖地区,里催的设置也比较普遍。

   里催之设,大致始于明永乐末年。这一时期,明代赋役征收开始出现大量的逋负等问题。出现逋负的原因,在于国都北迁以及官、民田科则轻重不一。因两湖地区距北京遥远,相比运往南京,其运输成本成倍增加,而官田科则往往数倍于民田,致使民众不堪重负,故逋欠不绝如缕。为了追缴逋负并解决田赋不能足额征收的问题,里催这一职役便应运而生,并在接下来的整个明清时期的赋税征收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如之前所述的册书和里书。

   里催最初的职责主要就是协助粮长和里长完成一里钱粮的征收。明初,朱元璋建立的粮里制度,把田赋的征、收、解、运等权力都交于粮长、里长。但随着逋负问题的日益严重,单纯依靠粮长、里长已难以完成赋税的征收工作,而里催的设立就是作为粮长和里长的辅助。这一时期的里催还并不是里甲职役,而是由粮长或里长雇人充任。关于这一点,袁一相在《设立里催议》中有详细的说明:

   所谓里催者,乃粮长所雇请代催之人,而非报充之殷户,亦非奉差之衙役也。……是以,公雇一人以任催粮之事,既代催收,复代比责,众享其逸而独任其劳,于是各甲之人给以饭食,资其脚力。而任里催者,于催粮应比之外,亦叨余资以自润,此情理所宜然也。

   可见,最初里催的性质只能算是雇役,并非里甲正役,亦非官派之差。在粮里制度崩坏以后,朝廷有禁革粮长的政策。至清初,里甲制度的变异,使得里甲完全变成了赋税征收的单位。按钱粮编排里甲,使得里甲不再是地理单位。这样一来,里甲人户的土地占有过于分散,之前的鱼鳞册以及黄册难以覆盖里甲人户的田粮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甲催征机制反而显得愈发重要。现有研究表明,顺庄法以及滚单法的实施效果并不能保证州县政府实现与纳粮人户的直接对接,这就使得里甲催征机制依然重要。如此一来,由里甲人户充任的里催职役便一直发挥着作用。

   与里书一样,里催也主要是由里甲应役人员(排年、见年)承担。按照这一制度最初的设计,里催是由里甲人户自愿报充。清康熙初年,在浙江海宁县,里催“听其自愿认充,是里长之外又有一里催”。两湖地区的情形,虽未见相关记载,亦应如此。又据清代汪辉祖初任湖南宁远县时,“知三十六里各有专役催粮”,可见该县每里皆有催督税收之职役者。

   至于里催的任职年限,起初雇充的情况下,应该是长期充任的。大户报充以及衙役包充,也是长期的职役。但在一些州县,因无人愿意自愿报充而强制报充的情况下,便与里长之类的职役一样变成一年一换了。如此看来,里催的充任年限,不同州县的情况不同。

   此外,在一些州县,虽无里催名目,但也有与里催相同的催役存在。如汉川县:

   按汉邑每里旧设有十甲,甲各有什役,即别邑所云排年是也。什役催各纳户应完钱粮,亲封投柜,而每里各有当年一人,以督什役。自兵燹后,户口流亡,向来什役大半消乏,于是每里佥纳户粮多者为什役,每月限比,照数交官入库起解,此亦变通旧制而得其平者也。或大兵经临,其夫草照粮均派,西征之役,负数斗米,冒寒暑,走丛菁岩石间千余里,小民皮骨殆尽,呜呼艰哉!至已收之高,穷民实受什役之剥削,然法立弊生,亦有无可如何者矣,若楚屯田督催各役,谓之把头,其法亦与民粮同,但旧征青银,今俱足色。至汉川县民粮谓之“红粮”,催役或云“里长”、亦云“什役”,楚屯芦州谓之“芦课”,潞藩湖稞谓之“渔粮”。相传,楚藩望青占田,潞藩望白占田,其催役俱谓之区头。

   这一材料中所提到的“什役”“把头”“区头”,其实际负有催征钱粮之责,与里催并无二致。在湖南浏阳县则专门设有“催差”之职:“各都设有催差,领串往乡催收,交各柜汇齐。”唐步瀛编:《长沙府浏阳县奉饬查询各项事宜清册》,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抄本,不分卷。此后,鉴于里催催比一里欠户的困难,又设置甲催,将催比欠户的范围缩小到甲。在湖南省,“不肖州县巧设都总、里催、甲催、区长、团正等名目,□称易于征收,其实便于苛派。”

   与册书掌管册籍而有特权,劣衿豪绅纷纷买充不同,里催这一职役往往还要代里甲欠户到州县衙门应比,同时在催征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还要对欠额进行包赔。如此一来,充任里催者往往还要遭受破家之苦。于是,里催的充任,便由“自愿报充”而发展到“强制报充”,甲催亦然。长沙知县王克庄在《革除甲催示》一文,对甲催职役之苦作了详细说明:

   近年以来,凡征收钱粮,惟甲催是问……一则有举报之弊。查实征规则,甲内十区各户,除绅衿上役不在应役之列外,凡有三石六斗以上户粮者,即应报充一年之甲催。令甲内十区各户钱粮按数催完,至年终即将第二区花户应该轮役姓名挨报作下年之甲催。其报也公,则奸民有不愿充应者,告诉纠缠不已;其报也不公,则有挟仇愤、受贿嘱、漏富差贫等弊,及报名已定,二则有着役之弊。票唤承认,差役要钱;央人躭(担)保,保结有费。拘牵伺候,强半在城。三则有提比骚扰之弊。各户钱粮既经一身承催,如完不敷数,即行差拿。差役不问欠户而甲催独受追呼。签票叠至,来去络绎。酒食使费一年供给,鸡犬为之不安,妻子甘为奴隶。四则有拖累血比之弊。区内零户岂尽淳良,散处四境,则有奔走唇舌之劳瘁,顽抗不完则有按限代比之敲扑。刁顽赤贫,经年拖累,年复一年,糜血肉而废生业。倾家了命,卖男鬻女,尚可言哉?

   由上可知,甲催也从雇役而发展为由里甲应役人户轮充的里甲职役。里催的设置,一方面能够保证州县赋税的足额征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里甲民户顺利上交钱粮。然而,一旦里催不得其人,或报名充当,或衙役包揽,则其流弊有不可言者。尤其是在一些绅衿大户买充里催、甲催职役以后,往往借机勒索敛财。

   (湖北)其为害民间最甚者有二:一曰催役;一曰柜书。催役者,皆以钱买成窝缺,开征之时,揭票下乡,向粮户催收酒食供给外,每票勒索钱数百文,甚者数千文,稍不遂意,则以抗粮报官。乡民畏惧,不得不饱其欲壑,求免拖累。获利既丰,其势愈横。

   乾隆《衡阳县志》记载:“康熙年间,(衡阳县)虽革里排,行滚单法,而点甲催,点单头,凡散户之正饷杂派无不问之。一人有力者承之,或因以获利,至乡曲愚民,夙不谙粮役之务,一旦报举,不胜扑责之苦,举债斥产以偿之,而畴昔之生计立倾矣。”可知在滚单催征法施行以后,甲催这一职役的佥点变得十分重要,但这也给应役甲催的民户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如能胜任这一职役,也就是熟悉赋税征收的项目、税则、科则的殷实之家,往往能在应役过程中获得额外利益,但对于不能胜任的普通乡民而言,这一职役往往会使其因衙门胥吏的需索以及赔补逋欠而至倾家荡产,不得不外逃以避役。

   里甲催征之外,两湖地区也存在过保甲催征赋役的情况。如在湖南,“衡阳、清泉二县……保甲一项,专管催征钱粮,而查团之事,置之不理。匪徒充斥,毫无稽察,实为两县之大弊政”。在益阳县,“各里钱粮,着各里团总保甲催完,立限扫数,不得抗延,违者禀究”。

   五、小结

   由于基层赋役征收诸环节涉及的人色繁多,本文择其要者概述如上,难免挂一漏万,更为系统、详细的考察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的史料爬梳和缜密考订。就目前两湖地区的部分史料而言,可略作如下概括:

   (一)县以下基层赋役征收人员的组织结构一般有州县、乡里两个层级:县里主要有户书、粮书,以及实行自封投柜之后产生的(总)柜书等;乡里则包括里书、册书等。由于时间的推移,在清代田赋定额化之后,随着里甲制度向保甲制度的嬗变,里甲逐渐演变为征税单位,乡里赋役职役也就逐渐被官府胥吏制度所替代。特别是在包揽钱粮现象蔓延之际,县、乡两级赋役征收体系出现了混同合流之势,也就是吏与役的趋同。就其人数而言,据胡林翼所言,“一县之中,册书里差多至千余人”。清末监利县,“每柜向有游差白役不给口食之百数十人,拼年累月,充当此任。……一县之中,六柜千人”。据此可知,每县赋役征收人员接近1000人左右,可见该群体人数之庞大。

   (二)赋役征收人员出现职业化、制度化与世袭化的趋势。由于赋役征收涉及对于田地丈量、户籍统计以及赋役册籍的编撰等较为专业的知识,而且由于官员的流动性较强,而且明中后期至清代,以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为代表的“官册”逐渐脱离实际,而以“实征册”为代表的“私册”开始出现,于是掌握这些“私册”的粮书、册书们就逐步以父子、师徒等关系传承下来,呈现出专业化趋势,进而形成世袭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后来赋役包揽化的盛行,书差们开始分区分片(或者按照乡里区划)包揽钱粮,此时承揽者的身份也开始复杂化,既有原来的户书、粮书、册书等,也有胥吏、士绅等,且大部分开始城居化,只是在征收之际税粮期间才下乡征收。

   (三)基层赋役征收人员由于掌控着实征册,并长期盘踞于赋税征收的诸多环节,为他们包揽钱粮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一方面,从专业化角度而言,册书包揽钱粮能减轻百姓奔波之苦和缩减等候之时,并且避免单个农民直接面对官府的威权。同时,在田赋定额化的情形下,包揽钱粮也有利于减轻地方官员的足额缴纳赋役的压力。另一方面,从农户负担而言,无论是赋役征收人员的层层盘剥,还是包揽与垫付过程中的侵吞,都会在无形中增加农户负担,由此产生国家正税不高而百姓负担不轻的局面,其问题的症结就产生在征收的过程之中。而征收过程中的诸多吏役人员的素质、品行、管理等直接与百姓的赋役痛苦指数息息相关,故对于该群体的研究需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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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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