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及其实践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18:04:37

进入专题: 集体法益     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     累积危险行为    

李志恒  

   内容提要:集体法益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利益,而非生活利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表象状态,所以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并非对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表象状态的保护。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基本的社会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才是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则上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损害集体法益的功能,因此,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应以禁止可侵害集体法益的累积危险行为为主。不过,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并非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需要被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实践中,立法机关应控制刑事立法在规制集体法益犯罪上的恣意扩张,其重点在于,确保立法保护目的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并确保立法所规制的对象属于累积危险行为。司法机关应矫正刑事司法在处罚集体法益犯罪上的异化现象。集体法益还原论的路径存在瑕疵,保证所制裁的行为属于立法所规制的累积危险行为才是矫正司法异化现象的关键。

  

   关 键 词:集体法益  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  累积危险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并实现自身独特的人格是人类存在的重要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法律都在探求发展人格所需要的外在条件,并且为保障能够促成该外在条件,必要时也创造条件。刑法的任务便是保护那些发展人类之人格所迫切需要的外在条件,这些条件便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法益。①由于个人在社会中成长,宪法上所描述的个人的完整人格兼具个体性与社会性,所以,人格的自由发展既需要维持个体性人格发展的条件,也需要促进社会性人格发展的条件。前者服务于具体的人类个体,即个人法益;后者则服务于社会生活中的全体成员,往往被视为集体法益。②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不仅需要保护公民的个人法益,而且也应当对某些重大的集体法益进行保护。③那种认为仅通过保障个体权利便能够确保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观点已经式微。我们若要保持现代社会的良好运转,则必须维护那些不受个体处分的利益,④这已经成为理论上的共识。尽管关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理念已经被普遍承认,但是,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基本原理仍然不像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基本原理那般清晰。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指的是对哪些事物的保护?刑法究竟如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这些问题都亟待理论上的进一步阐释。

  

   首先,刑法所保护的集体法益所指为何?这是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问题。当我们谈到个人法益时,基于高度同质的生活感受,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人的生命、健康、名誉、财产等等。这些法益被普遍认可,并基本涵盖了需要刑法保护的主要个人法益类型。⑤然而,当我们谈到集体法益时,其具体所指涉的事物并不容易被判断。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非常宽泛,例如,公共安全、管理秩序、社会安宁、公众健康⑥以及经济制度、生态环境⑦等都被视为社会公众所共享的集体法益。然而,对集体法益作如此宽泛的延展是否合适?这不免令人质疑。已有学者提出,像“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之类的抽象事物其实并非适格的集体法益,许多被认为是保护集体法益的罪名在本质上仍属于保护个人法益的罪名。⑧对于这样的分歧,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与澄清。我们只有先对集体法益进行清晰界定,再去讨论如何通过刑法来保护这些集体法益之问题,才会有意义。否则,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任何探索都可能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其次,刑法究竟如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这是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问题。对于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由于对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以及对禁止行为的确定都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刑法设立规范来保护个人法益是相对容易的。例如,因为一个人的财产是否被盗,身体是否被伤害,我们通过感官就能对其进行判断,所以,在个人法益被侵害的场合中,刑法通常可以直接规定,“故意杀人的,处以刑罚;盗窃公私财物的,处以刑罚”。然而,对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在很多时候,行为对集体法益的侵害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这就导致我们对集体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非常抽象。以被公认为集体法益的环境法益为例,环境本身是一个有机运行的复杂系统,对于如何才能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损害了环境法益之问题,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相同。因此,刑法就不能只简单地规定,“故意破坏环境的,处以刑罚”。换言之,法律若要保护一个集体法益,它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描述损害集体法益的具体行为,而且它能够禁止的也仅是那样的行为。若法律无法对行为进行清晰描述,则无法确定哪些行为因其可产生损害后果而应当被禁止。⑨亦即,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场合中,为了避免因规定过于抽象而对人们的自由造成不当限制,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损害到集体法益,从而需要刑法的介入之问题。

  

   总之,当集体法益需要刑法保护的理念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之后,我们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建构起清晰的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此问题,本文将首先以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及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为主题,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基本原理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再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展开说明,澄清理论分歧,明确刑罚边界,以期既能够实现对集体法益进行刑法保护的目的,又不至于过度地侵犯个人权利。

  

   二、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

  

   如前所述,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的认识普遍比较模糊,学者们认为,对集体法益的保护基本就是对“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的保护。⑩例如,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与第八章,尤其是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些章节所规定的犯罪无不涉及对集体法益的侵害。(11)然而,笔者对这样的理解存有异议。既然与个人法益一样,集体法益也属于法益的子类型,那么,我们对一项事物是否为适格的集体法益的判断则必须结合法益概念的基本要件。集体法益应满足法益概念的基本要件,否则,便不是适格的集体法益。因此,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的确需要被反思。从反向排除的角度来看,“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并非适格的集体法益。从正向识别的角度来看,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基本的社会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才应当属于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对集体法益的反向排除

  

   根据法益论的基本原理,真正的法益虽不需要具有外在的具体现实性,但必须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的可被损害的现实存在。(12)比如,立法为保护财产所设立的对物的使用权,或者它所保护的人的意志活动自由,都不是有形有体的对象,但是,它们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权利的侵害会导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损害。作为法益的下位概念,集体法益当然也需要满足法益的基本要件,即集体法益必须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现实条件,对它的损害会长远地危害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的生活。(13)换言之,集体法益必须具有可被损害性与具体现实性,它必须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利益,可以为人们所利用,而非生活利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一种表象状态。所谓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则不具备法益理论所确定的“法益”的基本要件。

  

   具体而言,“公共安全”一般被理解为不特定人的或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4)这是对“公共安全”的事实性描述,但是,从规范层面来看,“安全”通常是指,客观上对人们不存在危险或者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存在危险。客观上对人们不存在危险,即人们的法益不会受到侵害。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存在危险,即人们对法益不会受到侵害的状态的信赖。因此,所谓的“安全”只是人们的法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最终仍取决于人们的真实法益受到了保护。(15)因此,“公共安全”虽然看似具有普遍有效性,但是,最终只是个人法益被普遍保护后所呈现出的状态。至于一个放火行为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危害到多少人的多少个个人法益,则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具体情境下进行计算和证明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就通过文字转换技术,将公共安全理解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法益”,继而创造出一个没有必要的集体法益概念来扩张刑事处罚的范围。(16)其实,人们以“公共安全”来概括这种个人法益被普遍保护后所呈现出的表象状态,主要是因为,行为造成的影响在行为发生时常常还未确定,行为的影响尚未发展至实害或危险结果,法益的主体还未被具体化。质言之,法益侵害是因事实原因而未被特定化,而非逻辑上无法被特定化,因此,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在本质上仍属于对个人法益的保护的提前介入而已。(17)同理,所谓的“社会秩序”其实也只是一个仅具有表象上的普遍有效性的概念。就直观理解层面而言,有秩序的状态的确是人类和平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有秩序的状态与“和平生活”具有同一性。然而,如果我们进行深度思考,则会发现“社会秩序”的存在其实只是所有人遵守刑法规范并以实际行动承认他人权益的附随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秩序”不外乎是刑法的规范效力所预设的事实状态而已。(18)以此类推,许多被认为应当属于集体法益范畴的概念,如“公众健康”“公众感情”,其实也不是适格的集体法益,因为“公众健康”最终仍然会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健康上来,对“公众感情”的保护只是刑法惩治犯罪所产生的事实效果,保护“公众感情”不应被视为直接的刑罚目的。(19)

  

实际上,人们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作为集体法益来理解,人们的理解本身多是以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为基础。从表面上看,集体法益通常具有使用上的包容性、消耗上的非竞争性以及不可分配性等特征,即集体法益可以供个人互不冲突地同时享用,但不能被分配给具体的公民,也不能被分割成不同的份额。(20)如果按照这样的经验标准,“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抽象事物似乎都可以被称为集体法益。然而,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而进行的感官上的概括往往并不准确,事物具备以上特征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被称为集体法益。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对那些看似保护“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集体法益的立法条文进行深入思考,则会发现这些条文所保护的法益并非都是集体法益。就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与危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相比,后者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而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针对不特定主体的,二者只在行为样态上存在不同,二者所侵害的法益主体或法益性质并未有不同。因此,在本质上,危害公共安全罪仍属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21)就有关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言,虽然这些犯罪行为的后果是社会秩序的紊乱,但是,实质上它们并非都侵犯了集体法益。当行为对个人法益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个人,也波及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时,该影响即表现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秩序的表象之下,既有可能是在保护集体法益,也有可能是在保护个人法益。比如,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虽然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该罪属于针对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22)又如,非法经营罪也被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其所指涉的法益同样不必然包含集体法益。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具体经营的且被限制买卖的物品的性质对非法经营罪所指涉的法益进行性质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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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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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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