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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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刘学  
既改善治理效能,同时拓展了市场渠道,提供了一种可规模化的持续性协同治理格局。生产与治理,不再是截然相对的二元关系,不再是营利与非营利、逐利与公益这样的二分法,而是“益商”激活了“善治”,在治理当中融入了生产的要素,而生产要素也反过来影响了治理,这具体呈现在治理目标选择、治理组织与治理手段的改变上,最终形成了一种“生产即治理”“在生产中治理”的生产型治理的新效能。

  

   (一)治理目标选择的发展取向

  

   企业逻辑的带入首先影响了选择什么对象作为基层治理的目标。与传统的“互助型治理”强调多元性不同,“生产型治理”追求政治效能与经济效率的统一。企业在决定参与治理之后,就需要开始选点。这种选点带有政治上的考量——而事实上国家项目制在资源分配上也有这样的特征。(27)但到了更基层,市场逻辑依然是主导性的。乡村产业模式的选择,连带相关的基础设施供给、农民职业化培训的方向与模式,都带有“外来”企业的生产经营考量。比如,B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帮扶点,并制定“一县一业”“一村一策”的帮扶策略的时候,一方面要从地区的优势资源、地方政府的配合程度、当地村民的态度等出发,另一方面要结合企业集团本身的资源类型,如苗木产业、农特产品挖掘、文创旅游。这样,企业在选择帮扶对象的时候,就具有很强的对生产效果的考虑。

  

   T企业也有类似的特征。T企业项目起源于该企业基金会的挂职机制。在挂职初始阶段,公司员工开展的项目与大多数企业无异:捐建小学、捐赠图书学习设备、举办文化活动。后来企业日渐意识到,这种“捐建+运营”的方式原样复制难度很大:一方面,时间、资金的投入过大,企业难以负荷;另一方面,外出务工造成村民大量流出,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也缺乏市场机会。T企业员工发现,提高村民互联网素养、搭建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可以助力解决这些发展痛点,而这恰恰和公司的经营优势相契合。这才有了该项目的目标。

  

   (二)治理组织的市场化重构

  

   企业项目制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群众社团进行了重构,植入市场力量提高治理效能,为协同治理创造空间和抓手。

  

   B企业项目在有些地方采用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比如,YD市的古城文旅项目的共同管理模式一开始就采用股份合作形式,各方股权和分红遵循“一二三四”原则:当地政府以服务入股,占股一成;村委利用扶贫基金按比例投入资金,占股二成;B企业子公司以项目前期建设入股,占股三成;参与项目的村小组以房屋及土地入股,占股四成。项目盈利后按比例分红,优先给贫困户。操作层面,参加项目的村民小组联合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与B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区建成后合作社与村民个人、B企业子公司的权利划分遵守“三权分立”原则:第一,村民(房主)享有所开发建筑的所有权,但合同期内不享有房屋使用权、经营权,合同期满之后重新获得使用权、经营权;第二,合作社由参加项目的村民成立,享有开发区使用权和经营权,合同期内将经营权委托给B企业子公司,保留使用权;第三,B企业子公司受合作社委托经营开发区,合同期内享有经营权,合同期满之后撤出开发区,与合作社自行协商是否续约。这样,集体经济组织从属性上就被市场化、生产性的力量重构了。

  

   (三)治理手段的生产性

  

   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公共服务的提供乃至公共秩序的形成都是在政社互动之下产生,治理主体在政社二元之间,治理手段或者依赖政治动员,或者依赖行政管理。企业在提供产业基础、技术资本、渠道市场的同时,也在用市场方式对乡村空间的资源、人力要素化,治理手段生产化。

  

   B企业根据乡村的自然、人力资源特质选择产业模式,而T企业则倾向将农村视为潜在的市场。T企业社会项目在运作中依靠村落中有一定互联网技术的青年群体,发动他们动员群众线上参与,识别村民、村庄需求的同时,一方面提供利于农民社交、生产和生活的互联网能力与工具;另一方面,T企业也根据村庄、村民特点设计改造出一款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与实名社交为一体的互联网产品。T企业集团的品牌美誉度得到提升,对主营产业和业务也有所助益。实际上,T企业项目的主要时间、人员投入都花在对农村管理员团队的培训上,再借助培训的管理员培训本村村民使用项目的电子平台。团队沟通时,T企业的产品运维团队会习惯性地从产品运营的角度考虑村民群体的属性。例如,从创造用户黏性、流量这样的角度思考。T企业项目的运作中,经历了纯免费公益项目,到向政府相关部门收费推广项目,再到向相关农资农技公司收费的运作方式切换。项目模式的切换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产品的功能、制度,乃至影响参与其中的大量农村用户的生计与社交习惯。

  

   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性重构了。被企业动员的人群(例如B企业依赖的老村主任、新乡贤,T企业发动的新青年),成为辅助原来两委成员的“新势力”。他们在动员村民加入B企业的产业项目或者T企业的网络平台的时候,村民原来基于地理边界的社群互动网络被重新塑造了。部分企业员工的下乡也在村民之间叠加建立了除地缘乡情之外的业缘关系。

  

   结语:善治与益商的共演

  

   本文选择了企业下乡这个经验场景,来回答“市场主体何以可以促进善治”的理论之问。对企业/产业下乡的实际效果如何,一直有着正反不同的评价:企业扶贫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是因为人们相信企业在资金投向、项目选择以及产品定位上更加遵循市场规律,从而与包办式的输血型扶贫模式形成反差,可以促进开发式的造血型扶贫模式的形成;而企业扶贫之所以受到质疑,要么是因为担忧企业逐利诉求、“以小换大”的利益交换偏离扶贫的使命,要么是觉得企业扶贫只是政治作秀,是捐赠式、救济式的被动扶贫。这种矛盾的心理事实上反映出人们对于一种既促生产又抓治理的扶贫模式的期盼。

  

   这种期盼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显得更加迫切。中央明确要求,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国工商联、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局等机构已经将过去五年开展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升级为“万企兴万村”行动。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企业下乡的重点,不再仅是“帮”乡村脱贫,而更是应该“兴”:要立足于长效机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尤其是要发挥市场与公益相互促进的作用,既让市场解决乡村迫切面临的社会和治理问题,也让公益“输血”成为产业“造血”的先导和基础,形成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共同受益的体制机制。事实上,这种体制机制的应用场景也绝不限于乡村。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同时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28)在共同富裕的纲领下,更加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中国企业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社会责任的履行,又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进行的。

  

   企业项目制将市场逻辑带入基层治理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两个可能:政治上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可能和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基层治理体制形成的本质,是基层治理主体之间协作关系的结构化。(29)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扎根乡村的商人们往往需要扮演士绅的角色,比如捐资助学、维护秩序、提供乡村公共服务。这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与约束,同时也有着维系乡村生产之社会基础的理性考虑。到了近现代,虽然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但这种传统并没有丢失;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家精神与慈善家精神的辩证统一,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但这种企业参与治理的实践,绝不是要大包大揽、政企不分。在单位制下,企业曾经包揽了绝大多数的治理职能;可由于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堪忧,从而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对象。(30)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应当既尊重市场规律,成为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也履行社会责任,在维护国家安全、便利人民生活、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如何在共治共建共享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找准定位,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再造,从而一方面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维持自身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

  

   本文所发现的企业项目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组织方式,在生产与治理之间求得辩证统一,通过将自身发展与国家要求相结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企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一个有效途径,也使市场决定配置资源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抽象关系,有了具体的实现方式。当魏昂德在他那篇著名文章里讲地方政府具备类似企业的特征时,(31)他本质上并不是在描述一种正式制度中的组织架构,而是一种资源动员与配置方式。“企业项目制”的实质也是如此:企业的项目运作不能也不应在正式架构上取代政府的项目,但企业正以项目制的方式介入原有的乡村集体组织和治理体制,并快速将生产的逻辑带入乡土社会,可能在各个领域中引起催化反应,推动新组织形式的创造和新经济模式的诞生。这个反应的过程,可能会有些类似于洪媛媛所描述的那个国家与市场共同演进的过程。(32)事实上,中国的市场主体与西方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它们与国家的关系。就像“发展型国家”常常扮演市场的呵护者一样,市场主体并不只有逐利这一角色。有一种“二元论”的观点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责任是互斥的,企业只应该在那些政府规制和公共政策缺失的地方发挥作用;但在现实中,企业眼中的“市场”与国家眼中的“社会”有时候是交叠在一起的,具有共同的发展与治理诉求,两者是可以共同生产、辩证共存的。企业项目制的运作逻辑与国家项目制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互相补充,又互相耦合,形成中国式双轮驱动的“在发展中治理”的模式,不仅可以为下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提供启示,在国际上也是颇有价值的前沿实践,更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定位的本质要求。

  

   本文在社会学注重国家“项目制”的丰富研究基础上,跳出既有的论域和路径,发展了“企业项目制”这一脉络。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下乡都是以“项目制”的方式推进,也并不是都能形成生产型治理的效能。企业本身的所有制、产业类型、规模和运作方式影响着它们资产打包与下乡的方式。例如,在浙江很多地方兴起的“乡村经营”模式里,“乡村运营商”本身即项目制运转,省去了大企业的内部资源整合过程;很多企业扶贫只是集中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市场端,而在社会端创造影响仍然延续传统的捐资、捐赠模式;也有一些企业与国家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扶贫,但大体上仍然是企业负责市场,国家负责治理,各自发挥比较优势。(3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进入基层的模式也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即便是本文调研的这两家企业,它们在全国上万个村庄的项目实施过程受地方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也存在内部差异。本文旨在强调共性的维度。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参与治理的影响是一个重要且宏大的议题。本文所概括的“生产型治理”只是这些影响的一种;其他的影响类型,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对益商与善治关系的理论探讨、对中国企业治理属性的理论概括,仍然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拓展和深化。

  

生产型特征的基层治理模式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潜藏的风险: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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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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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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