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晶 徐学初: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16: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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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晶   徐学初  
党号召“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恶霸的压迫,反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歧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21]这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通过明确提出和逐渐普遍使用“民族团结”这一概念,党实现了对马列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团结的范畴即阶级基础。马、恩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其着重点是强调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重点是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虽然很重视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与团结,但着重点仍是在于强调世界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党中央认识到在中国搞好民族团结,不但需要团结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也需要实现各民族工人阶级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团结和联合,同时还要团结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人士,在抗日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还要联合、团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毛泽东因此提出:“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22]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建设“多民族的大家庭”等口号,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范畴与阶级基础。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团结重要性的理论思考。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十分重视民族团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3]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进一步强调了坚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出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团结,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缩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没有各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24]等论断。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民族团结理论进行了又一次的充实和发展,指出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要坚持“两个共同”的观点。“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揭示了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然走向。由此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基本保证的理论思考,也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依据。此外,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党制定了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团结工作,从多方面、多维度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探索。

   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在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逐梦前行、砥砺奋进的同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对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全面部署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就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思路,从而更进一步地丰富、发展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境域。

   生命线:新时代党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高度强调与形象阐释。在国内外局势日益错综复杂,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给民族团结带来新问题、新挑战的情形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洞幽烛微,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理念,要求“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强调“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关系到执政党、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习近平总书记用“生命线”来形象地阐释和强调搞好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言辞生动,一语中的,平易之中寓意深刻,既将指导我国各民族干部群众把民族团结视为生命线而倍加珍惜、尽力呵护,引领中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逐梦前行的征程中,加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重要性的理论思考提升到了更新、更高的思想境界。

   “五个认同”:新时代民族团结之内在要求与思想基础。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讨论时强调民族工作关乎大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认同”:“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之后,“五个认同”迅速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搞好民族团结的高度共识,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核。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重点是解决认同主体的个人身份归属问题,也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弘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命运共同体认同,重点是解决中国各民族及各族人民的民族归属感与族群认同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强保证,也是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渊源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魂魄,重点是解决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问题。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基因,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关键和坚强政治保证,重点是解决民族团结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也是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目的在于促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社会理想追求下团结一致,共同奋进。[25]从总体上看,“五个认同”涵盖了个人身份归属、命运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领导核心、共同理想信念等关键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认同体系。[26]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既要有物质文明为基础,也需要精神文明做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着眼于改善民生,要求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应“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一方面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思想教育工作,多次强调要求“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铸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并因此探索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重大命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培养、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提升到关系民族团结之长期目标与根本任务的高度来倡导和强调。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高度共识和坚强思想基石。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意义,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提出,使其将不但成为新时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力量支撑,同时也沿循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发展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更新、更高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崇高境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痕,愈益散发出理论创新的璀璨光芒。

  

   注释: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508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78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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