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腾飞:刘泽华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2-06-01 0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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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腾飞  

  

   提要:刘泽华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具有方法论自觉的学者之一,他先后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方法。“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研究法既承认阶级关系的合理性,又凸显共同体的复杂性,具有超越“唯阶级论”和“非阶级论”的学术旨趣。“阴阳组合结构”研究法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命题的组合性特征,凸显组合命题的主辅关系和阴阳关系,纠正了思想史研究中抽象继承法的局限性。“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凸显思想的社会性、社会的思想性、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意在打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学术隔阂。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重视唯物史观的理论启示,强调历史学实践的理论概括。

   关键词:刘泽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互动;唯物史观

  

   史学的更新与发展,离不开自觉的方法论建设。因为“史学方法不仅指引史学家种种史学技术,尤其为史学家指引一些极有价值的史学原理”。审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史学方法论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感叹道:“方法论观念淡薄,是中国史学界致命的弱点之一。在不少学者那里,似乎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新方法的尝试和探索,都应该是史学理论学者的事情。可以说,缺乏方法意识是中国史学长期沉闷、缺乏重大创新性成果的主要根源之一。”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者的反省与关注。

   刘泽华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思想,并将其落实到历史学实践中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一门学科的重大突破往往有赖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切自我锁定研究视野、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整理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对于当下史学方法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讨论王权主义学派和刘泽华的学术思想,对于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略有涉及,但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李振宏首次从这一角度考察了王权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分析了“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方法论思想,对认识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具有一定启示。但该文侧重王权主义学派,而刘泽华只是其中的学者之一。此外,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不仅包括“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一、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

   在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中,“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是最早萌芽的方法论。所谓“共同体”,本为社会学概念,指“依凭血缘、地缘与共同的巫术宗教文化传统和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的一致性所形成的联系密切的社会有机体”。随着“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定义。刘泽华借“共同体”表示广泛存在于从家庭到国家之间的阶级之外的社会关系。“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以共同体理论制约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揭示阶级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既承认阶级关系的合理性成分,又凸显共同体的复杂性关系。它的旨趣在于突破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法,强调阶级社会中除阶级关系之外也存在其他社会关系。

   刘泽华对该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先秦思想研究的史学实践中,发现绝对化的阶级分析并不能有效处理先秦思想问题,初步提出“超阶级”的认识,进而提出“社会性”的认识。1979年刘泽华就对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象进行纠偏,指出,“从历史总过程看,生产斗争决定着阶级斗争。”这种认识直接质疑“阶级斗争动力论”,充分注意到生产力对阶级斗争的制约作用,甚至引发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论战。对阶级及阶级分析的重估,使刘泽华在研究思想史的史学实践中突破了既有的研究范式。在分析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时,刘泽华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模糊的认识方式来表达,只是指出了政治上的基本倾向,或从总体上说明一下代表那个阶级或阶层”。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泽华对于阶级分析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即政治思想在阶级范畴外存在着“超阶级”的内容。他指出,“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要求;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在“超阶级”认识的基础上,刘泽华进一步提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他指出,“政治的内容应大于阶级。政治生活中有一些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超出了阶级的局限,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超阶级”“社会性”的提出是对单一阶级分析的突破。此时,这种史学研究经验还未升华为一种方法论。

   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刘泽华从自为走向自觉,正式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这种方法论的凝练和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标志着刘泽华方法论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刘泽华在《历史研究》发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一文,正式提出了“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他指出:“社会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阶级关系,另一类是‘社会共同体’,它比阶级关系更复杂,其中既有阶级关系的内容,又超越阶级关系。共同体小到一个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基础性的阶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起着制约作用,但其它社会关系又有其存在的依据,不能全进入阶级关系之中。据此,是否可以设想一种阶级—共同体分析方法?”自此以后,刘泽华自觉地以此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2003年,他在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中明确将之作为系列研究的方法:“当我们用‘阶级—共同体分析法’来看待各种政治理念时,我们既想打破习惯的阶级分析法的狭隘性和直线性,又要保留它的合理性内核;我们既想吸取社会分析法,又想避免只谈社会不谈阶级的泛泛性。”自此,“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实现了从经验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转化,也完成了从自为到自觉的思想转变。

   从内涵上来看,“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重在挖掘历史事实中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内容。这一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部分:阶级之外的关系和不同阶级的共同问题。前者重在说明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历史人物的分析应该是对历史人物的社会关系的考察。那么,社会关系是否等于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关系?显然,社会关系不仅包含阶级关系,也包含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众多方面。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单一的阶级分析存在弊端。后者重在探究不同阶级之间并不仅是对立和矛盾,也存在着共同性问题。不同阶级代表着不同利益,利益冲突也会导致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历史进程具有合理性。然而,注重阶级之间的对立性,忽视阶级之间的共同性,是教条主义的体现。实际上,马克思十分注重“共同利益”的问题,注意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共同利益”,指称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有时候与私人利益相对,有时候与阶级利益相对,“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在注重阶级的同时,也注意到阶级在观念上有时也会“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化的阶级分析并非马克思学说的本意。因此,“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符合历史自身的实际状况的,也是马克思学说中阶级分析法的应有之意。

   刘泽华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一种理论化的表述,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经验的总结。正如刘泽华所言,“有人把庄子视为没落的奴隶主代言人,把庄子的话尽量还原为奴隶主的意志,这种分析尽管很入微,可是离庄子实在太远了。实际上,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

   “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可以说贯穿新时期刘泽华的历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法存在着思想的延续性,但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旨趣层面。从历时的角度看,这一方法前期主要是反思绝对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后期主要是对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的反思,后者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阶级分析的合理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的发展进入低潮,阶级分析的合理性也遭到学界的质疑和冷落。刘泽华则始终保持理性的认知,承认阶级分析仍然有效。他指出,“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阶级分析我认为依然是有效的,而且在我看来仍是最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方法……现在许多人把阶级分析方法置于一旁,而多用‘阶层’‘利润分配’把事情了结。我认为这是一种泼脏水把小孩一同泼掉的现象,很值得冷静思考。”在这种语境下,刘泽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的研究重点从“共同体”转移到“阶级”。

   刘泽华注重阶级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既有学理层面的考虑,也有对现实的关怀。首先,从学理来看,是否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参考阶级,阶级是由经济、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才有可能理解职业顺序中不断变迁的成分以及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特权和劣势地位”。这无疑表明阶级是社会关系中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视角。那么,作为研究过去社会的历史学,就有理由承认阶级分析依然存在着合理性。从“唯阶级论”到“非阶级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学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然而,非此即彼绝非理性史家应有的态度。其次,刘泽华对阶级分析的坚守,并非一种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正是他对现实中社会公平的关注,使他不会轻易抛弃阶级概念。“因为有利益的问题,现在有一派只讲共同体不再讲阶级,不再讲利益上的问题,只是讲分配,不讲分配当中谁占了便宜,谁占了大头,谁被剥削。”刘泽华的“阶级—共同综合体”分析法不仅在于阐释阶级分析所蕴含的合理性因素,更在于剖析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综上所述,“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新时期刘泽华史学研究经验的升华和理论反思的结晶。超越“唯阶级论”,重审社会共同体的作用;超越“非阶级论”,承认阶级分析的合理性,或许这正是刘泽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独特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也应注意,这一方法也存在缺陷。在理论阐释方面,刘泽华比较注重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而对阶级内部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重视。如,阶级意识与阶级行为的关系,同一阶级不同阶层间的关系,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或集团也存在差异性,等等。只有对阶级的内外复杂性都有充分的认知,才能把阶级分析的功效发挥出来。

   二、阴阳组合结构

   “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最具独创性的方法论思想,被誉为“重大的学术发现”。这一概念最初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质的概括,刘泽华自觉地将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他指出,“所有命题的含义都在‘组合结构’中呈现,而其特点又是‘主辅组合命题’,所以我又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许多难以清理的问题,用此方法去解析,就不难理出头绪。”因此,“阴阳组合结构”不仅是对传统思想特质的概括,也是刘泽华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对阶级分析法的继承和发展不同,“阴阳组合结构”没有直接凭借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刘泽华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升华和理论概括。“阴阳组合结构”的宗旨在于揭示中国概念与范畴的混沌性,发现中国理论命题的组合性,凸显中国传统思想的矛盾性。

依照刘泽华的自述,这一方法的提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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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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