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腾飞:刘泽华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2-06-01 0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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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腾飞  
第一阶段为“边际平衡”说的提出,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为代表。他指出,“孔子打着古老的旗帜,但又不是简单地要回到陈旧的时代;他密切注视着现在和未来,但又不是现在和未来的创造者,他总是想把陈旧的精神注入现在和未来。他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在旧的事物范围内,最大程度的使各种人都得到满足。我们将他这种思想称之为守旧的边际平衡思想。”此处提及的“边际平衡”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对新旧问题的认识,即在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谋求一种平衡的势态。从形式上看,“边际平衡”和“阴阳组合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注重矛盾双方的共存、共生。但是,结构性关系、主辅性关系等“阴阳组合结构”的核心要素在“边际平衡”中并没有出现。刘泽华将“边际平衡”视为“阴阳组合结构”的第一阶段,无疑是一种倒叙式的追忆。在致李振宏的信中,刘泽华明确提出,“从思路说,‘刚柔结构’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最初表述。”在这里,“边际平衡”并没有被提及。

   第二阶段为“刚柔结构”说的提出,代表性文本为《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这一时期刘泽华提出“刚柔结构”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学术基础。在完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后,刘泽华将眼光聚焦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面临着如何处理看似与君主专制主义相矛盾的内容。如尊君论与重民论、人文主义与王权主义、独断论与无为论,等等。以先秦重民思想为例,刘泽华指出:“先秦思想家在强调君主专制理论的同时,也强调为民,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重民思想。但是,在他们那里,君与民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调和成一种统一体。”从中可以发现,刘泽华在论述一些重要命题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时已经注意到了二者既矛盾又统一的一面。类似这样的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并不在少数,这直接为“刚柔结构”的提出奠定了学术基础。1987年,刘泽华正式提出“刚柔结构”,即“王权主义的体系庞大而完备,它的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刚的一面主要宣扬与强化君权至上,如王是沟通天人的中枢、王拥有一切权力、王是认识的终极裁决者;柔的一面主要指对王权进行调节和限制的方面,如天谴论、从道论、崇圣论、尊师论、社稷论、尚公论、纳谏论等。大致而言,“刚柔结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刚柔结构”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结构性的理论形态,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历史现象和学说,具有时间上的历久性、空间上的弥散性、社会上的广泛性。第二,“刚柔结构”的潜在重点是承认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核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中,是否存在着一条主线来统摄?刘泽华持肯定态度,认为“多层次结构中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不可动摇的王权主义。第三,“刚柔结构”具有调节性和灵活性。政治文化中存在一系列对王权主义进行规范和限定的概念与范畴,这些内容表面上与王权理论背道而驰,实质上只是对王权理论的补充。这种自我调节不仅没有对王权进行实质性的损害,反而增强了王权主义的适应性。

   第三阶段为“阴阳组合结构”的提出,代表性文章为《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刚柔结构”提出后,刘泽华对于理论概念的表述有所变化,如“阴阳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2006年,他正式定名为“阴阳组合结构”,指出:“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在此,刘泽华对“阴阳组合结构”又予以补充:一是“阴阳组合结构”不同于对立统一,因为对立统一中所含双方可以转化,但“阴阳组合结构”的双方不能转化,二者不能等同;二是“阴阳组合结构”反映了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由于它本身存在巨大容量,在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以前,这种结构具有稳定性。刘泽华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组合性,但并未解释组合命题产生的原因。实际上,“阴阳组合结构”植根于前近代中国特有的关系社会性质。关系社会的中心在君,一切思路从这里引申和扩充。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刘泽华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分析具体问题的状态。第二、三阶段,刘泽华对理论的命名和表述虽有一定差异,但将其视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是一以贯之的。“阴阳组合结构”是“刚柔结构”的进一步表述,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

   “阴阳组合结构”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并非是单一结构,而是组合结构。组合结构给予中国政治思想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进而形成稳定和普遍的政治理念。二是构成组合结构的两个命题存在主辅关系、阴阳关系,不能转化。这也就表明,对单一命题的分析和解读不能离开组合命题的整体性视野;辅助型命题的背后是主导型命题的制约,主导型命题的背后是辅助型命题的调试。“阴阳组合结构”法的逐渐形成和自觉运用,不仅打开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文化密码,呈现出其基本属性和内在结构;也进一步推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纠正思想史研究对概念和范畴无限演绎的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法“用之过分会把历史抽空,会脱离历史实际”。比如,关于民本,许多学者从传统思想中推导出中国很早就有民主思想,实际上古代的民本思想处于“君为民主”和“民为邦本”的组合结构中。又如,关于天人合一,有学者演绎出以人为本的认识,忽视了“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的组合结构。“阴阳组合结构”从政治思想的整体性出发,有效地避免了抽空历史的学术观念,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地继承”的学术精神。

   此外,刘泽华在陈述“阴阳组合结构”的来源时,经常会提及“在矛盾中陈述历史”。他说,“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对我启发很大,那么,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到底如何在‘矛盾’中陈述?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在刘泽华看来,“阴阳组合结构”是马克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具体化。如果对“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进行史源学考察,可以发现刘泽华的陈述并非马克思的原话。1853年9月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通读全信内容,大致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文本语境。1853年《晨报》爆发了一场关于巴枯宁的论战,这次论战是戈洛文与弗兰西斯·马克思围绕对巴枯宁的评价问题而展开。在论战中,戈洛文颂扬巴枯宁,弗兰西斯·马克思却诽谤巴枯宁。因此,马克思说“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实际上,这一认识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但基于对“矛盾”的不同认识,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譬如,朱维铮认为,“研究历史,我很赞成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谈历史研究时讲的两句话,一句是:‘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一句是:‘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朱维铮重视对历史事实的清理,主张“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批判那种不顾历史事实的清理而对历史进行政治评价或道德评价。朱维铮着眼于确立历史事实,认为“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这与马克思的本意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刘泽华也注意到了这句话,却将“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转述为“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和判断内容迥然有别。马克思所言重在通过清理矛盾的陈述来确立历史事实,而刘泽华所言重在说明传统政治思想的矛盾性特征。刘泽华将“阴阳组合结构”通过“在矛盾中陈述历史”与马克思建立起联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话的误读。这可能是他防御性思维的一种表现。

   无疑,“阴阳组合结构”揭示出传统思想的组合性命题,发掘出辅助性命题并不具有独立性,展现出主导性命题的调节机制,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阴阳组合结构”依然存在一些思考空间。关于“阴阳组合结构”,刘泽华特别指出,“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也正是因为矛盾双方的不能转化,刘泽华使用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阴阳”概念。实际上,组合命题的双方是否可以转化的问题,应该值得重新认识。双方的“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组合,在内涵上也是相通的。以尊君—罪君为例,既然立君为民,君主就要养育万民,否则他就违背了道义,失去了为君的条件。如此,尊君的观念就会导出罪君观念。与之同理,既然以民为本就要求必须有有道之君;实现“天下有道”,必须有圣王的出现。这样的话,罪君观念又可以推理出尊君观念。因此,“乍看去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尊君’与‘罪君’,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反而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自我圆融的理论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组合命题的双方实际上并非是矛盾的,而是浑然一体、体用合一的,以至有学者提出“一体两用”的概念来说明思想体系的系统性、全息性。实质上,“阴阳组合结构”是揭示组合命题的主次关系,“一体两用”是揭示组合命题的一体关系;“阴阳组合结构”强调二者不可转化,“一体两用”凸显二者本质互通。相较而言,“阴阳组合结构”分析方法只揭示了思想系统的矛盾现象,并没有揭示思想系统的一体本质。

   总之,“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史学方法论中最具思想独创性的认识,是其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从旨趣来看,“阴阳组合结构”在于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缺乏理论元点的思想命题,寻找组合命题的文化密码,进而反思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抽象继承”。同时,“阴阳组合结构”中的“阴阳”是否可以转化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在新时期社会史复兴的背景下,刘泽华提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两者的汇通。它的提出在于纠正思想史注重思想文本和社会史注重社会实体的问题,对于史学界从整体上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甚至被视为“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尤其重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存在主要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尤其注意与社会史的结合。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既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史家侯外庐就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分析古代思想的发展阶段。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倘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史,特别是维新路径的亚细亚的特点,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的。所以,我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把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有所收获。”社会史是思想史的基础,在《中国思想通史》的篇章设置中,侯外庐首先讲述某一时期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思潮,然后是思想状况。这种先社会后思想的布局,体现的是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研究思路。从中也可以看出,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反映关系。

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表现出异于传统唯物史观研究的诸多面向。比如,“思想与社会互动”法虽然也是讨论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但讨论的重心与侯外庐迥然有别。在刘泽华看来,社会与思想的关系是“互动的,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很难说哪个在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要讲一些可操作性的提法,也就是社会与思想互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泽华强调的是互动关系。这与侯外庐强调的反映关系是不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并不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与之有不同的侧重点。他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大的道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我基本上还是认同的。”反映关系是从理论意义上讨论整体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互动关系是从实践意义上分析思想学说与社会环境因素的交融。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补。刘泽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虽然与以往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主要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如何把研究再向前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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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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