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 贺凯: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党协商的历史经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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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来   贺凯  

   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协商,是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是其发挥政党功能的集中体现,是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中独特作用的充分展示。发展政党协商,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政党协商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

   1.  参与决策是不同政治制度下政党的最主要功能。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西方政党要表达所代表的利益,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或在议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从而使经过利益综合而形成的党的政策主张得以实现或产生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政权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党派中央由于具有政党协商的渠道,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特别是与总书记有当面或书面接触的机会,能够间接参与当代中国的重大决策。通过参与,能够表达、实现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利益,体现民主党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保证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2.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政党协商的发展。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指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其后,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开始协商建国。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等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当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20]。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广泛参与了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又促进了各民主党派更加积极地参与决策。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建言献策工作逐渐成为各民主党派的中心工作。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党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在新时代,通过推动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的水平更是不断提高。

   3.  民主党派更广更深参与政党协商标志着政党制度不断成熟。民主党派通过参与政党协商,把成员的利益和愿望表达给执政党,实现了部分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发挥了政党应有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同时,民主党派成员在决策参与过程中不断了解国情,有利于他们加深对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凝聚共识,保证党派成员始终团结在执政党周围,这有效避免了西方多党政党制度下各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民粹极化,进而避免了无底线的政治恶斗和社会撕裂。中国政党政治模式既体现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也反映和巩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今后,民主党派更加广泛深入参与政党协商,履行好基本职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好独特的作用,就意味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熟完善。

   (二)政党协商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要求。公共决策体制机制触及各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决策制度和决策过程,就可以揭示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万里同志在1986年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1]。做到决策科学,可以使判断符合客观实际。做到决策民主,可以使人民能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影响决策,保证决策结果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

   2.  科学民主决策在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关键。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证人民的幸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民主党派提出了符合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意见建议,能体现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党派参与了高层决策,能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实践证明,从宪法修改到文件制定,从经济增长到政治发展,从医药卫生到食品安全,民主党派通过政党协商,为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决策领域的形势需要民主党派优化参与。目前我国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做出配套安排。加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与国际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内国际因素互相影响更加深远,因此增大了决策的复杂性。伴随高速现代化的进程,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迁,阶级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样[22],如何协调各种不同利益,如何防止利益集团对决策的负效应,都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随着民众知识素质的提高,对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争取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出台。专家学者也凭借专业优势,大规模深度参与决策过程。决策者为了使决策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有效的实施,越来越无法忽视各方面的参与要求。[23]

   面对上述决策复杂性增加、决策参与要求扩大的现实形势,民主党派应在现有基础上,更加努力凭借知识和渠道优势,有所作为,在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进一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政党协商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1.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智库支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民主党派长期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可以说,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是一种智库作用的发挥。

   民主党派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政党,是知识水平较高的政治组织。这种知识优势会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即各类会议的发言及建议专报等。民主党派相对于一般智库,优势在于有遍布全国的组织体系,能邀请到相关部委官员、权威专家进行调研或座谈,有与最高决策层畅通的联系渠道。民主党派应吸取国内外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做好自身建设,以发挥好智库作用。

   2.  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能促进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宪法已经赋予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为此,党派要以优化政党协商为根本点,提高参政党治理水平。参政党治理体系方面,党派中央机关内部要优化部门设置,加强信息化建设,保证高效、有序运行;纵向上选好配强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提前谋划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增强中央组织对地方和基层组织的回应性,形成决策—执行—反馈循环往复的严密的组织网络。参政党治理能力方面,党派领导班子成员要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24],其中,要特别重视多发展高层次、特色专业领域的成员,并将骨干成员推荐到人大、政府、政协重要岗位上去,为党派参与政党协商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建言献策的能力水平,实现自身治理的现代化。

   3.  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能促进相关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使民主党派更好地参与政党协商,还需要国家治理体系诸方面的改进并加强协调。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要加强对党派干部的实职安排与政治安排;中央编办要优化党派中央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财政部应根据党派职能定位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中共中央统战部要履行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的职责,解决多党合作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如统战部为了建立对民主党派建言献策情况的评价体系,需要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有定期联系机制,收集、分析党派及其成员的各种履职情况,又如各民主党派意见建议被批转到相关部委时,部委要认真处理,积极与党派沟通,把办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民主党派。这些治理体系方面的变化,会伴随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政党协商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党制度中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也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25]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党制度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是民主党派能够通过政党协商参与到高层决策之中,并且这种参与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实现的,而是通过多党合作实现的。展望政党协商的未来发展,理论层面,政治学研究者和民主党派党务工作者应加强政党协商理论研究,深入梳理历史,总结经验规律,探讨其机制原理、评价体系、与其他协商民主形式的协调等。实践层面,执政党为参政党提供有利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提供相应的体制机制安排;民主党派内部要提升自身制度化水平、加强内部智库建设、提高人员能力和水平、完善运行机制。通过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不断规范政党协商形式、提升政党协商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这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强大制度优势,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色制度路径。

  

  

   【参考文献】

  

   [1]张树华.人民是全过程民主的底色[EB/OL](2021-08-03).http://www.cssn.cn/index/zb/zgshkxyxxgcxjpzsjqyzyjhjs/202108/t20210803_5351582.shtml.

   [2]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N].人民日报,2015-12-11(1).

  

   [3]贺永泰.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历史溯源及实践意义——陕甘宁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述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48-51.

  

   [4]张献生.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25-30.

  

   [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7]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学习问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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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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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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