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2-05-26 2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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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进入专栏)  

  

   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挑战,如何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近期,徐奇渊、东艳团队所著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分析主线,同时将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提炼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控的二元悖论(即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与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并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践探讨。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为本书所作的推荐序中表示,本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重塑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针对这一问题,余永定提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观察美国提出的重塑全球价值链设想不无裨益。中国政府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余永定表示。

   以下为本书推荐序言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但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继续坚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

   对于美国政治精英来说,施政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一方面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尽量减少“脱钩”对美国造成的商业损失。因而,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应该是渐进的、选择性的。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产业链的重塑。到2022年年初为止,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以及“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如果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也就可以迅速形成应对之策。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似乎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模糊性、复杂性,也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了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这些判断有可能正确,也可能是误判。但不论是哪种观点出现了误判,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例如,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巨大。

   徐奇渊和东艳带领团队完成的研究《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简称《重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重塑过程中,中国如何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重塑》认为,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重塑》提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重塑》认为,美国在产业链的二元悖论问题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重塑》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具体地,利用出口中心度指数和进口集中度指数,分别测量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

   本书的研究发现,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指出,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当中,有62种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集中度双高,这些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在此基础上,根据产品层面的分析进行加总,发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重塑》还借助对外核心依赖程度的概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对外核心依赖程度并未降低,并且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挑战。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逐渐掌握核心技术与方法,从而不像技术密集型行业那样直接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压力。

   这项研究认为,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生产风险大于销售风险,美国则是销售风险大于生产风险,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在考虑政治关系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明显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取决于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考虑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继续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基本不变。因此,相比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重塑》主张,提升供应链安全,中国的政策方向不应是简单的加强内循环、降低外国依赖度。中国可以提升多元化程度,强化同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和政治关系稳定国家的联系。最后,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了在核心产品取得突破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国还需投入政治资源。

   越南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2020年,越南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中越贸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该书就中国对越南出口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于加速转出口和产业转移有最为直接的冲击效应,短期内推升了中国对越南出口,并且贡献巨大;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在出口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经济的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互补效应。

   《重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四个问题大大提高了全球产业链重塑问题的复杂性。《重塑》对这四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猎,尤其对美国加征关税和加征关税排除机制进行了详实讨论。

   《重塑》指出,加征关税排除机制为一窥中美经济犬牙交错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另一个绝佳途径。每一项企业排除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背后,都反映了该进口商品真实的经济影响,从中可以看到美国企业承受的临界点。美国设置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初衷,一方面是避免美国进口企业短期承压过大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去中国化,最终达到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通过对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分析,《重塑》的研究发现:生产技术更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的行业,排除比例较高。而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只是次要考虑。

   以轴承产品为例,被排除的轴承产品,确实对中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企业短期内寻找替代品困难。但是这类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价值较低,供应链转移相对容易,持续保持加征关税和排除机制并用,会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概率。同时,未被排除的轴承产品制造工艺更为复杂,价值较高,主要由发达国家供给美国。此类轴承产品没有被排除,一方面因为中国占美国市场份额小,容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美国压制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目的。《重塑》指出,无论从美国加征关税还是从加征关税排除来看,美国的重点打击目标都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其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应该指出的是,《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力图做到言之有据——数据。《重塑》所使用的众多分析方法都是非常规范的。作者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他们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

   在充分肯定《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例如,网络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对于不同的产品来说,相同的出口中心度所代表的脆弱性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以为,研究报告还可以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解剖一只麻雀”,从对企业的调查研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可能比用数学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更为可靠、更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一、国际分工与产业链的二元悖论

   《重塑》试图回答“中国如何在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同时保持自主可控”。这个问题同“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建立、维持本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质上是同一问题。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一个劳动者……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如果“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小工厂的工人,“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分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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