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图: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看“一带一路”-——试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与国际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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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图  
再到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直到目前的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等。

   三、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对国际经济进程的参与,从初期的“引进来”到后来的“走出去”,逐步融入国际产业转移体系。最初,输入地主要是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食品、低端的消费类电子行业。同时,港澳台等地企业还对房地产、旅游、餐饮等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占外资比超过60%。外资进入带动了生产和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加入WTO后,中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世界跨国公司500强纷纷增加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在华研发也日趋活跃,研发、采购和管理的本土化趋势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服务业转移也开始步入快车道。

   直接投资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主要的方式。到2004年,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合同利用外商投资金额10966.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5621.1亿美元,连续11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83年实际利用的FDI只有9.2亿美元,2003年流入中国的FDI增至537亿美元,在全球FDI总流入量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9.59%。2012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前十大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57.8%,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7年,中国FDI流入量增至1363.20亿美元,存量增至14909.33亿美元。2005年前,外国来中国投资主要看重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而2012年后重的是市场,重点转向中高端,比如高增值的服务和高增值的制造业。在全球FDI以并购和服务业为主的情况下,进入中国的FDI则以绿地投资和制造业为主,表明进入中国的FDI是以产业转移为导向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特征。

   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比较优势的转换,中国在纺织服装、家电、通讯设备制造等行业以及能源、原材料等行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发展的需要,企业开始“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加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从国际视角看,20世纪50年代欧美企业“走出去”,60年代日本企业“走出去”,70、80年代,韩国、东南亚一些企业“走出去”。到了21世纪,已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加入WTO后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开始进入稳定、持续增长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54倍,2002~2015年的年均增速为35.9%。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吸收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同时也超过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同比下降19.3%,但仍排在历史第二高位;2017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在全球存量排名跃升至第二位。

   但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在对外投资存量等方面仍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外投资为77990.4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4.3倍,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发展水平也不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8》,2017年以海外资产衡量的全球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只有4家,2016年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体中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入围企业由2011年的12家增至24家。2014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指数平均为13.66%,而全球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指数在62%以上。以对外投资与GDP之比来衡量,2016年全球的平均水平34.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字为44.8%和19.8%,而中国仅为11.4%。即便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还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加快企业国际化和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阶段。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就是通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中国的产业转移。“一带一路”有利于推进产业跨境转移和结构升级,推动国内产业转型,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扩大中国的优势产能出口,特别是设备出口。“一带一路”有利于产业有序转移,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推动中国资本全球化的重要一环。40年来,从商品贸易角度,中国真正进入了全球化,但资本还远远没有全球化。中国要想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进一步提高位置,必须用资本换技术,用资本买技术。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推动企业和资本、技术走出去,加快中国资本全球化进程。

   中国处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中心,经济规模和产业转出地位为许多国家所不具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可以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大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规模是970万人。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总体规模是530万人。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是1.25亿人。目前中国各个省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进程中,可为沿线国家提供广泛的参考样本,而且产业部门相对齐全,各产业间划分相对清晰,尤其适用于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

   四、“一带一路”:新一轮产业转移承接地

   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前者但又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是承接国承接产业转移必备的条件,这也是美国战后向日本、西欧、日本向“四小龙”、“四小龙”向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等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动因和条件。对于输出国而言,投资一般选在收入水平和技术与母国相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对于接受国而言,发达国家衰落产业的技术与其国内技术水平差距较小,比较容易吸收,从而改善受资国的生产函数,促进其出口增长。战后日本首先是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等邻近亚洲国家投资,随后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等国转移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源行业,并逐步在欧美布局金融服务业以及汽车、电子等日本的强势产业,形成了遍布全球的海外生产基地。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收入为6725美元,相当于日本1966年、台湾地区1983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借助于美日转移过来的纺织、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业,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从这些比中国更早进行产业转移的经济体看,中国产业转移的对象大体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人均收入差距大体在20年左右;二是经济已经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轨道;三是制造业的发展初具规模。

   根据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报告《‘一带一路’中,中国的产业转移有哪些选择》,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言,“一带一路”中满足向外产业转移所需要20年发展差距需求的国家大概有十几个,主要包括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比克斯坦、老挝、缅甸、摩尔多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坦、柬埔寨、巴布新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就纺织品产业而言,塔吉克斯坦、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及尼泊尔等国适合中国的产业转移。上述国家就业率较高,工资水平依次为2900美元、1300美元、2200美元、1200美元(除塔吉克斯坦外),而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4400美元左右。目前,中等技术产业的就业量占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有约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印度和埃及。理论上讲,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中等技术产业转移的承接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程度较低,多数国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地中国既在地理上接近,也存在产业转移所必需的发展落差及成本差异。绝大多数国家都有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的主观愿望。而且,各国国情与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与中国在人均收入和发展阶段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落差,有的适合中国劳动密集型等产业的转移,有的适合中等技术产业的转移,因此存在极大的产业转移空间。2013~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推进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的税收22亿美元,创造就业21万个。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亚洲经济与贸易的高增长态势也有望同步由中国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地区传递。据相关模型测算,未来10年“一带一路”65国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4.7%,显著高于全球2.8%的年均增速。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到2027年将达到20万亿美元左右。到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总量将达到31.6万亿美元,2015~2030年年均增长5.2%,高出世界同期水平约2.0个百分点。2030年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将达到40.5亿,2014~2030年年均增长1.2%,高出世界同期水平0.4个百分点。

   五、沿线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选择

   就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国而言,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外交关系、地理位置等都是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也不可或缺。文化上的相似性将增加FDI进入的机会,如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的华人经济体资本更倾向于在中国大陆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状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如美国和伊朗、古巴、朝鲜的关系就限制了美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英国和美国是天然盟友,关系甚于其他国家,英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对象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美国。总体上,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和政治距离极大影响着产业输出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

   与此同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存在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多数国家为推动经济增长都竞相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7年世界上有65个经济体国家实推出了126项外国投资新政策,其中93项都是有利于外资引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引资竞争激烈,除需具备发展落差和成本差异等客观条件外,实行有利于产业转移的内外政策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内政方面,需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如20世纪90年代后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动。就外交而言,需要加强或改善与主要国际产业输出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减少资本和商品流通障碍及成本,增强相互信任和双边投资保障。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功经验,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从以贸易占GDP的权重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优势行业,并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通过鼓励创新实现赶超型发展。如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后的50年内,大量引进外资并降低关税,鼓励企业出口。通过零关税和引进外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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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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