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民间收债的政治经济学

——来自华南的一个收债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1 次 更新时间:2007-03-05 02: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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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进入专栏)  

  

  摘要

  本文对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进行调查,描述了一种没有法院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非正式解纷机制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且行之有效,在私力救济框架下,债务人存在合作倾向,而当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债务人通过诉讼对抗的倾向更明显。本文运用多元方法、尤其是博弈论解释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为何行之有效。私力救济的威慑会激励相互间的合作行为,导致债务人更多地选择合作,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规范与秩序,最终导向无需法律的秩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

  困难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俗语

  

  一、问题与方法

  

  2000年初夏,一位朋友的朋友就一宗拖欠汽车修理费纠纷向我咨询,他很关心打这场官司要花多少钱,需长时间,最后能否追到钱。我的解答无法令他满意,他声称,“还是叫四哥帮我收吧。”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所说的那位行走在法律边缘的民间收债人陈鸿强,[1]并对其十多年来实施的民间收债发生了兴趣。他为他的朋友(的朋友)收债,我作为律师替客户追债,我们到底有多大区别?他为何轻易就竞争过我这样一位“大律师”?人们为什么选择他,而不选择律师和法院?这种没有法院的纠纷解决如何运作?这一事件以及其他事件[2]戏剧性的冲击,令我把目光凝聚于私了、民间收债等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并最终定格于私力救济[3]问题上。对私力救济的研究,我尝试从收债个案入手,期望从一个侧面展现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面貌,通过私力救济的广角镜透视纠纷解决和社会秩序,并连接到司法和法治的各个方位。[4]本文选取其中一个视角,[5]对广东东门陈鸿强民间收债案例进行分析。

  陈鸿强自1989年开始收债。调查发现:他14年来收债近300宗,既没有受到国家干预,也未遭报复;他收债以交涉为主,和解终结占70%以上,强制收债低于5%(其中债务人十分强硬的不到1%);而有些诉诸法院未获切实救济的个案,陈却轻易追偿,他至少有5次令法院长期无法执行的判决得以落实。这些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异又相当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债务人倾向于对抗;[6]而为什么收债人介入后,债务人合作程度要高得多,更可能出现妥协,即私力救济为什么行之有效。

  这一经验观察,加上其他材料支持,[7]启发我归纳出一个债务人合作的假说:私力救济的威慑会激励相互之间的合作行为,导致债务人倾向于选择合作。[8]这与人们有关私力救济的传统观念、以及对私力救济易激化矛盾、加剧冲突的一般印象截然相反。[9]合作即个人、群体相互间为实现共同目的而彼此配合的协调行动,是人类秩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合作的研究有多种进路,[10]本文依托实证材料,试图借助经济学、尤其是博弈论框架并以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分析方法为补充来阐释上述假说。同时,正因私力救济行之有效,人们才选择它,这又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私力救济。[11]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以收益最大为目标,个人行为(并因此集体行动)将对未来可预测的成本收益变化做出反应。理性人行动基于多种动机,追求物质利益只是一方面,他还可以有感情、信仰、正义或荣誉感。经济学上行为人直接承担的成本为私人成本,直接获取的收益为私人收益。但个人行动还可能给他人带来成本或收益,产生外部性问题。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都可能涉及外部成本。外部性产生了激励的需要,即促使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外部性概念有助于解释,国家为什么鼓励调解,因为合意解决纠纷可节约社会成本。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揭示外部性存在并非政府干预的适当基础,交易成本高低成为制度选择标准。在科斯的世界里,明确界定的产权是唯一必要的激励。若交易成本为零,任何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可通过当事人谈判内部化。

  博弈论[12]是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进展,几乎运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3]。它研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环境中人们如何行动,预测博弈者在特定博弈境况中的行动选择,为分析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套有力工具。博弈论坚持理性选择的均衡分析思路,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设定博弈者希望最大化其个人支付。博弈结果由所有人的行动共同决定,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会运用他所有的知识和信息追求效用最大化,则他选择行动时就须考虑别人同样为理性。债权人、债务人、收债人、法院、以及国家围绕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的互动,可运用博弈论作出恰当解释。影响其博弈均衡路径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债务人违约的预期成本,包括可能受到的公力惩罚、私力惩罚、声誉损失等;二是惩罚的可置信度,这又取决于债权人主张债权或收债人追债的沉淀成本(sunk cost)、围绕债权和追债形成的信息结构、以及信息搜索和检验的成本。

  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未导致福利最大。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一是重复博弈,二是有限理性。虽然对完全信息有限重复博弈,可依逆向归纳推出每阶段都不合作为最优,但完全信息情况下无名氏定理证明,在无穷次囚徒困境博弈中,所有帕累托优超于一次性博弈纳什解的结果都有可能出现。而在有限博弈情况下,可以放松理性假设的方法实现“合作”:(1)用比纳什均衡更一般的解概念如“ ”(奥秘加-纳什均衡);(2)通过假设博弈者的理性有一计算复杂性限制;[14](3)通过引入博弈者对博弈进行的阶段数或支付函数的不确定性。其中成熟做法是,假设每个博弈者有可能“非理性”(其偏好有些特殊),比如他会采取冷酷战略,即以合作开始,但如发现对手背叛,则惩罚以背叛直至永远,若大家都清楚这点,则在有限重复博弈中也会产生合作结果,著名的“四人帮”模型就证明了这点。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声誉”,博弈者可通过建立某种声誉来实现较好结果。连锁店博弈中在位者可通过对进入者的竞争行为给潜在进入者造成会继续竞争的印象(实际上竞争没有发生,但关键是,只要潜在进入者相信他会这么做)。[15]这一方法甚至对单阶段博弈也适用,下文关于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处理就是如此。

  这些成果得到某些实验结果的支持。如艾克斯罗德(R. Axelrod)组织计算机竞赛,参与者扮演囚徒角色,把策略编入程序,组合后重复博弈。交手多次后双方确立了声誉,建立各自的历史档案,重复博弈允许程序在选择时参考对手前几次选择。竞赛包括各种复杂策略,但胜出的是最简单清晰的策略: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即总以合作开局,但此后采取与对方上一次行动相同的行动。结论是,参与人摆脱囚徒困境最有效方法是在序贯对策中坚持“一报还一报”——参与人“须能够被对方的第一个背叛所激怒”,并作出及时有力的“背叛性”报复。[16]一报还一报这种善意(有助于防止陷入非合作的困境)、强硬(保证对方背叛行为的谨慎)、宽容(对别人背叛进行必要处罚后可原谅对方,重新开始合作)、简单、明了的合作规则,对生物合作行为的形成及人类行动战略有重大意义。艾克斯罗德主张,一报还一报策略能导致社会各领域合作,包括在最无望的环境中合作。

  

  二、案例

  

  (一)调查过程、方法和目的

  陈鸿强,外号“四哥”,1965年生,汉族,已婚,东门河街人,自1989年从事民间收债至今。其他调查对象有:东门广发汽修厂老板陈林,陈鸿强曾经的老板和好友;其妻王娟,其雇员李世荣;陈鸿强马仔阿明、硬仔;收债曾租车的司机刘斌等。调查共进行五次:2001年7月20-23日,2002年2月2-8日,4月28-30日,5月5-8日,以及7月24-27日。调查方法以访谈为主,我与陈鸿强相处累计20余天,谈话深入到他从事的50余宗个案,并对其他参与人、以及当事人、证人作过访谈。对陈鸿强访谈时,钟金成、陈林、王娟、硬仔、阿明多次在场。对王娟的调查主要涉及广发汽修厂拖欠款及追收事项,该厂雇员李世荣等在场。本文呈现一定的口述史风格,但为避免重复不采取问答式叙述,而以一定技法对有关内容进行归纳。二是作为旁观者直接参与陈二次收债行动。三是个案分析。四是文献收集与阅读,包括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经济、社会、法制情况、以及国内外有关民间收债、私力救济的文献等。

  通过调查,我希望了解:陈为何选择民间收债;他怎样拉客户,通过何种手段、依托何种力量摆平纠纷;委托人有何特征(性质、社会结构、文化水平);选择民间收债的动机是什么,为何不愿寻求司法救济,为何不找其他收债人;陈如何接受委托;是否使用证据,证据如何收集、准备、提出、交换、对质和评价,证人是否出席;双方争辩通常采取何种样式,是否使用强力并导致冲突升级;收债是否有一定的习惯;以及当然,和解与强制收债比例如何,双方合意如何达成;债务人为什么合作;收债的成本、收益、耗费时间;收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国家能否有效执行禁止民间收债的法律,进而国家真的要禁止吗,等等。我将依托实证资料细致描述该收债个案的过程—事件,并通过与法院程序运作的对照,[17]来揭示民间收债行动内在的逻辑(如果有的话)。

  (二)背景

  民间收债的存在也许源远流长,但其近十几年来的出现甚至“兴盛”主要源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欠债无力偿还十分自然,但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债务拖欠现象严重,而且许多人即便有偿还能力仍欠债不还,缺乏信用,进而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市场萎缩,经济发展受损。信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基石,[18]但信任的维系主要取决于制度而非道德、文化、观念等。欠债不还与保障债权的法律制度及其执行不力密切相关,公力救济经常难以有效保障债权正是债务人选择拖欠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19]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民间收债可视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它与正式制度构成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可以看成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私人与国家的竞争。

  从地域背景来看,陈鸿强所在东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带,1985年撤县设市,3年后升为不设县的地级市,现辖32镇区,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52.61万,外来人口500多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门经济以年均20%的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之一,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定位为以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578.44亿元;工业生产值1308.9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5.49亿元;全年预算内财政收入12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8.16亿美元;出口总额189.89亿美元,外汇顺差62.88亿美元,1996-2001年外贸出口总额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三;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458.65亿元;工商企业和个体户16.37万户,其中外资企业13612家。河街系陈主要活动地,1998年被评为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面积126.1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8.6万,外来人口31万多。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32.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9.6亿元;财政税收2.63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7亿美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71.49亿元;出口总额11.63亿美元;3000多家企业中,外向型企业1183家(其中台资企业330多家),民营企业1000多家。[20]

  正是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陈从事着一项自然演进的传统型职业——民间收债。在东门,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国家正式制度发达,但在正式纠纷解决制度夹缝中也生长出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之一便是本文调查的民间收债。考察民间收债,可将东门市及河街镇法院纠纷解决情况作为参照背景。东门市法院2001年受理各类案件21281宗,审结20178宗,诉讼标的金额23.2亿元。其中受理民事、经济案件11988宗,审结11368宗,诉讼标的金额16.3亿元;受理执行案件6569宗,执结6100宗,执行标的金额6.9亿元。河街法庭系1982年组建,1985年增1人共3人,1992年增2人退1人,2000年增1人,2002年增2人共7人。7位在编人员中,审判人员4人,书记员3人,其中大学本科2人(2002年分入)大专3人,另有零工7人。1996年搬入镇政府拨付使用的六层新办公楼,建筑面积2600多平方米,在全国法庭中办公条件居上乘。1992年至今,基本每年被东门市法院评为先进。2001年受理各类案件1123宗,结案1103宗,其中受理民事案件274宗,经济案件428宗,执行案件403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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