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梦孜:“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理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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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  
由于中国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大幅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英国《经济学家》刊文认为,由于中国正在由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中国作为技术变化驱动者的地位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表明,中国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中国的研发开支已接近欧盟的总和。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即支付宝、网购、高铁和共享单车,以及中国不断发展的高速铁路交通技术、核电技术,都成了享誉世界的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的创新水平,一些国际技术专家已经予以充分肯定。虽然中国曾经被认为是世界的复制基地,但现在正在成长为创新的获益者。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迅速与先进制造技术的结合运用,会推升价值链攀升的前景。即信息技术在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缩短了价值链中复杂的交易环节,使价值创造过程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由产业资本驱动日益转变为产业、物流、供应、信息渗入与服务、甚至购买者等更为多元的要素驱动。除了直接服务于企业基础设施之外,所有的辅助活动与每一种基本活动都有着直接联系,并支持着整个价值链。以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而言,它由商业资本作为驱动力,由流通环节的购买者管理和协调全球价值链,大型国际购买商把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劳动要素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将核心资源用于开发销售渠道和品牌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这种价值链塑造过程也是一种着眼于全球的产业重新配置过程。国际观察者认为,“一带一路”也有利于中国重建并管理沿线国家的供应链,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生产低端商品和半成品,而中国则将提供成品。

   价值链的形成,还取决于物流链、产业链的有机配合。依据物流成本论,在生产地和消费地没有直达线路时,就需要建设物流枢纽。目前,即使许多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存在直达线路,但在今天的世界,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再单一,而是更加多元、分工也更为细密,使得现代物流枢纽的建设成为实现价值链之必需的聚散地。

   (三)“一带一路”推动物流链、产业链、价值链的自然转移

   立足“一带一路”经济区的经济现状、贯穿东中西的空间格局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可以在每个地区,按照呑吐量和产品种类,筛选一些竞争力强、辐射面广的空间节点作为物流枢纽,建设多个能够衔接海、陆、空物流方式的聚焦点,构建陆路经济和海洋经济纽带,以规模效应降低产品流通、产品转移进程中的成本。这种客观需求,必然推动“一带一路”物流链建设。

   在“一带一路”经济区,物流强弱与经济合作涉及的“物”密切相关。从“物”的属性看,包括产品和产业两个层面,从“物”的主体看,涉及物流通道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可交易的“物”。就产业而言,专业化分工使任何一个产业的诸多环节分布于不同地区,且不同产业之间更需要紧密合作,产品的有效形成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均有赖于高效的物流系统推进供应链一体化。有研究注意到,“一带一路”经济区介于亚太经济圏和欧洲经济圈之间的落后地区,在产业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区承载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部分环节落户经济区成为必然,为达到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介质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必须优化软硬件环境,打造现代物流体系。而包容性、专业化、高效率、低成本等是经济区物流能力的基本指标。

   “一带一路”承载着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自然转移过程。以油气资源为例,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联合攻关,先进标准和工程服务合作的加强,区域与全球能源供应作为保障能力与产业融通的发展,使传统油气合作由过去主要集中在上游资源开发,逐步向中国与沿线国家全产业链的方向发展。即包括由过去的油气开发向炼化、管道、工作技术服务在内的全产业链迈进,并且逐步向科技研发、人才交流和教育培训等领域更深层次扩展,形成新的全产业链和价值链。这种客观现实有助于“打造以油气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对相关行业贸易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的产业链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合成纤维等下游环节,主要油气出口大国拥有原油和天然气贸易竞争力,但在合成纤维等下游环节缺乏竞争力和比较优势,通道国的不同油气产业链环节竞争力都很弱,中等油气国家在油气产业链环节中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也不突出。鉴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合成纤维和合成树脂品类的进口也较多,而“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有机化学品和合成橡胶品类竞争和合作位势较弱,因此,在“一带一路”油气产业链合作中,各国竞争力互相嵌入、以利比较优势匹配就势所必然。显然,从通道建设、产能合作方面,以价值链的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内在的理论解释力。

   这种产业链过程超越了一国、地区范围,延伸到全世界,形成复杂、多元的网络结构。这种产业转移过程,无论是通道建设、还是产能转移与合作,都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像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一样,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也未必长期保持如此;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不会满足于其既有地位,它们的进步会推升全球价值链的水平。

   中国创新能力的进步,必然引发产业链向上游移的过程。一些国际企业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廉价外包业务的目的地,而是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中心,在供应链方面甚至成为唯一的中心。中国的制造业也正在快速地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中国创新引发的价值链位移效应必然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这种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引发的变化,必然产生产业的外溢性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观上具有不同的需求。中国自身技术与创新的进步不可能一步到位,即使到时攀升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也非一劳永逸可以维持不变,因此,实现产业转移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保持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更需要不断创新,这也注定“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迁延不息的动力与持续性。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为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随着技术的整体性进步与扩散,加之发展中国家逆向创新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可以专注价值链的某些特定任务,而非生产全部的产品,从而降低了出口的投资门槛和成本。而发达国家除掌握核心技术外,基于劳动力成本劣势,也可以分散生产或转移生产。如汽车产品,虽然品牌和最后的组装仍主要集中在富裕国家,但点火线等零部件现在已经在如尼加拉瓜、突尼斯、越南和斯里兰卡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生产。

   再如大型客机,作为一个技术高度成熟、高度产业化的产业,全球化、国际化和子系统招标已经成为国际惯例。空中客车由欧盟多个国家联合研制,波音飞机包括导航、发动机等超过50%的配套也是全球性配套,中国也成为机翼等部件的制造方。伴随着技术研发与能力的提升,中国自己亦正在向成为大飞机制造国转变。

   按照现代工业体系划分,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大而全的产业优势有利于高效便捷配套。中国具备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工业基础,部分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高端的硬性规定要求已经先行一步,取得成效。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制造水平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中上端移动。中国既可承接发达国家中下端技术制造,也可带动发展中国家下端技术的进步。从地理范围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尚没有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具备主导“一带一路”地区价值链的条件,这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输出管理和规则等性质决定的。考虑到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如果中国“能同周边新兴国家组成地区价值链,将有机会从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落后方转为地区价值链中的相对技术先进方,接触甚至控制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通过主导地区价值链,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分工中,中国处于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特位置,即在全球价值链以及地区价值链中具备全面的上接下引的能力。中国作为全球创新版图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正在引领国内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努力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的提升。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合作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机遇和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正是这一现实强烈需求喷涌而出的结晶。

   三、通道适切性与区位导向

   通道建设反映地缘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通道或正在建的通道已经或将形成经济带动效应,运输的畅通有利推动产能合作,这种区位导向形成的国家间的产能合作必然支撑通道的运营,二者相互支撑,从而促进全球与区域的互联互通。

   (一)“一带一路”基于地缘经济需求

   以经济走廊为骨架的“一带一路”的设计服从于市场需要,它基于一种全球自然地理条件,也基于一种地缘经济的需要。

   首先,当今世界发达市场规模潜力局限显现。以外贸而言,发达市场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心。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市场的贸易份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0%以上。中国GDP突破1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进出口贸易突破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受发达市场经济增速缓慢的局限,加之双边贸易规模已然很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已难有更高速度的增长。例如,中美经济关系的正相关性变得不如过去突出,学界甚至有中美经济“脱钩论”。这种观点未必有长程的论证,但即使在美国经济状况较好时,中美贸易的增长动力也已不如过去突出却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也可以间接说明,在达到较大的市场规模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将面临局限。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伴随着来自发达市场更为明显的制约与歧视,在贸易方面如此,在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一些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限制一直存在,即使像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在中国改革发放后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发达市场也经常遭遇以国家安全为由的限制。特朗普开启的中美贸易战势将损及中美经济关系。为避免过于依赖单一大国,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方面考虑企业与产业布局显得更为紧迫。

   其次,新兴与发展中市场空间更为广阔,这种前景寄望于经济增长潜力。在中国周边地区,东亚、东南亚、南亚的不少国家仍保持着比世界经济增长平均水平更快的发展。印度2015年的经济增速为7.5%,超过中国的6.9%。即使在非洲,经济的后发效应也逐步显现。中亚整体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哈萨克斯坦仍保持一定增幅。蒙古国依赖资源出口,其经济甚至取得超过10%以上的增速。

   再次,以走廊建设为骨架的“陆海丝绸之路”代表一种国际分工的全新地缘布局。这就需要贯通连接生产、资源与消费的经济大通道及其支撑设施。“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设计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密切相关,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路径。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品生产国,中亚、南亚和中东欧是世界资源出口集中区。在自然资源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储备占全球53%,石油占17%,煤占25%,铁矿石占20%。“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油气剩余探明量为1338亿吨和155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剩余探明总储量的57%和78%,而且这些沿线区集中了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的重要国际油气资源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英国查塔姆联合发布的《引领新常态,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称,过去10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国家的贸易增长了680%。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单纯的资源战略,而是涉及丰富的合作领域。在全球范围,一些战略海运通道攸关中国的国家利益。海运方面特别是适合“超级油轮”的通道,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非常拥挤。马六甲海峡是亚洲最重要的资源活动通道,每天通过1100万桶左右的石油运输。2014年,中国进口的近70%的原油、28%的铁矿、21%的铜矿通过该通道;42%的原油、2%的铁矿、1%的铜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约10%的铜经过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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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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