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5: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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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春豪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自身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对外战略方针调整以及中美博弈加剧的多重影响下,印度的对华政策出现较大转变,由此前的“竞合并存、总体稳定”转变为“突出竞争、淡化合作”。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对华意识形态较量升级、经济合作动能下降、边界问题上更加冒进。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印关系的波动性和竞争面上升,两国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竞争与碰撞加剧,也使得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的中印互动模式面临重构。中印作为同步崛起的邻国,无法承担彼此为敌或者高强度竞争的代价,必须坚持领导人战略引领,从大国关系、文明复兴、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双边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并辅之以相应的机制建设,探索解决固有问题的创新思路,避免双边关系恶化拖累各自崛起进程。

  

   2020年是中印两国建交70周年,本应是双边关系“继往开来”“提质升级”的重要契机,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大多数庆祝活动“停摆”,而印度在边界、经贸、印太战略乃至台湾问题上的不友好举动,更是令双边关系“杂音骤起”。5月以来的中印边界对峙事件给中印关系蒙上阴影,特别是6月15日夜间印方一线部队在加勒万河谷跨越实控线的蓄意挑衅,导致激烈的、造成人员伤亡的肢体冲突,加之8月底印度一线部队越过实控线并率先鸣枪,打破了中印边界45年来没有枪声、没有人员冲突伤亡的局面,双边关系跌入1988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印度政府试图通过向边境一线增派兵力和装备、更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对华采取歧视性的经济政策、煽动国内的反华民族主义情绪、在多边舞台影射中国搞“扩张主义”等,对中国进行施压,更是增大了中印关系转圜的难度。中印关系的此轮下滑是印度近年来对华政策转变的必然结果,暴露了双边关系的的竞争性和脆弱性。

   一

   回顾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双边关系起起伏伏,既有20世纪50年代初的蜜月期,也有1962年冲突后的冷淡期,还有21世纪以来的稳步发展期。自19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竞争与合作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一体两面”,双边关系的波动与震荡也似乎是常态。不过,从反对“一带一路”到积极加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从挑起2017年洞朗对峙再到挑起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及相关态势引发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冒进、在经贸领域的脱钩、在外交领域的博弈,都表明印度对华认知及其政策已经出现重大调整。

   (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突出对华“制度之争”与“文明较量”。印度对外战略一直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成分,但内涵却随着时代演变而发生变化。冷战格局下,美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激烈,印度高举反帝反殖大旗,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之一,并在对外战略上更偏向于社会主义苏联。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外战略重心转向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对外政策寻求全方位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期间中印关系虽然受到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冲击,但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在此过程中,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东方文明古国”的共同身份得以强化,超越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为两国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中印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也日益增多,印度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自信增强,且越来越多地谈及其政治制度相较于中国的“优势”。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9年参加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前表示,“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一党制政府本身就是其中一项,但这也具有潜在脆弱性”,“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该言论一方面有意迎合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印度与中国竞争和攀比的心态。印度一家研究机构2012年的《不结盟2.0》报告也提到,“印度权力的根本源泉是榜样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我们将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合法性”,“亚洲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舞台,该地区有很多成功的发展模式,彼此竞争以获得主导权”,其针对中国的潜台词意味浓厚。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更积极主动地加入所谓的“民主阵营”,其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增无减。2015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印度时,双方发表《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的共同战略愿景》,强调“携手推广共同的价值观”,莫迪总理“主动建议恢复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松散的、基于价值观的安全网络”。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迅速且大幅升级对华战略竞争,将中美竞争定性为“两种制度、两种体系”之争,针对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开展“政治战”,并以“民主”“基于价值观和规则的秩序”等作为拉拢其他国家联合制衡中国的借口。印度则积极呼应,政策中的“价值观”表述日益增多,向美国主导的“价值观阵营”倾斜态势明显。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中印疫情防控成效天壤之别,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进一步引起印度“心理不适”,甚至引起印度战略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抹黑。印度前外秘、前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Gokhale)认为,“印度民主国家的存在挑战了北京共识或模式,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证明其非选举产生的模式是正确的。印度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最大生存挑战”。

   此外,印度对华意识形态竞争还表现在其对自身文明的高度推崇,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上扬推高的反穆斯林情绪。具有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宣扬“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国民志愿团”(RSS),为印人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支持,是莫迪政府执政的重要依托,包括莫迪总理本人在内的诸多印人党高层都曾参加国民志愿团。数据显示,莫迪第一任期有41位内阁部长出身国民志愿团(占该届内阁部长总数的62.12%),第二任期则有38位内阁部长出身国民志愿团(占该届内阁部长总数的71.69%),且最重要的内阁安全委员会、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基本都有国民志愿团背景。这也决定印度内政对外战略有更强的宗教文化因素,比如国内政治中的“禁牛令”、对外政策中的“瑜伽外交”,以及一些印人党高层宣扬的“喝牛尿治新冠”的论调。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形容莫迪的治国方略是“文明之战、文化之战,本质上是思想之战”。中国作为另一大古老文明的强势崛起、与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的紧密合作,对印度教文明优越论及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构成挑战,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满。

   (二)在经贸领域淡化对华经贸合作,推动对华经济脱钩。冷战结束后至2014年印人党上台期间,印度对本国身份属性的定位,更多地从经济发展角度,即印度是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力量,希望推动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将经贸合作作为稳定中印关系的重要抓手,及至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时,双方明确强调“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中国对印投资和贸易额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但是,莫迪政府需要依赖国民志愿团稳定执政地位,而后者整体上奉行经济保守主义,不愿意过度对外开放以免冲击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在此情况下,经贸合作非但无法成为中印关系的压舱石,甚至成为搅动双边关系的新问题。

   一方面,印度日益将贸易失衡作为对华政策重要关切。中印贸易失衡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中国享有巨大的对印贸易顺差;贸易结构不匹配,中国对印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更高。数据显示,2019年中印货物贸易总额854.9亿美元,而印方贸易逆差高达512.4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第一大逆差来源国;中国对印出口占比最重的是机电产品(约49.5%),而印度对华出口占比最大的是矿产品(约28.3%)。虽然造成中印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因素,包括印度滞后的制造业,但印度政府却将之归咎于中国的市场不开放,将解决贸易失衡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诉求。在莫迪第一任期(2014年5月26日—2019年5月30日),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例54起,而其前任曼莫汉·辛格的两个任期(2004年5月22日—2014年5月25日)对华反倾销案仅74起。

   另一方面,印度试图推动对华产业脱钩。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了印度对华产业链依赖,使其更加担忧对华依赖过度导致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对产业链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关注超越了便捷性;加之经济下滑导致印度国内企业资产大幅缩水,使得印度对中国资本“借机抄底”高度警惕。早在4月17日,印度政府即修改外资政策,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接壤的国家投资者”都必须通过政府审批路径进行投资,考虑到印度其他陆上邻国的投资能力,此政策调整被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后,印度政府在经贸领域动作频频,采取了海关暂停中国商品清关、禁用上百种中国移动应用程序、加快对华反倾销调查审理速度、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印度基建项目投标等诸多举措,且呼应美国的对华产业链脱钩论调,积极寻求与美国的产业链合作,与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倡导“增强印太地区产业链的韧性”,“确保印太地区值得信任的、可以依靠的产业链”。虽然印度对华经济反制损及其自身发展,但其在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对外资本和技术需求上升的情况下,仍采取上述对华歧视性的经济政策,折射了其深层次对华经贸合作意愿的下降。

   (三)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具冒险主义的政策,重新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边界问题是制约中印关系发展的最棘手难题,1962~1988年中印关系持续僵化,最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太过纠结于边界问题。直到1988年印方同意将边界问题与其他问题脱钩处理,双边关系才得以改善。1988年中印关系正常化时,《中印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双方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 在此后中印领导人互访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中,上述原则得以被反复确认,实际上是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脱钩,将边界问题“放在中印关系中的适当位置”。

   但是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倒逼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紧迫性增强,在边界问题上的蚕食、渗透、争控日益频繁、强硬,甚至将边界问题作为发展中印关系的前提条件。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期间,印度外交人士透露“中印要释放双边关系全部潜力的话,必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他(莫迪总理)礼貌并坦率地向中方提出了这些问题”,且“提及边界问题,强调澄清实控线的紧迫性”。2018年中印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晤时,印方也透露“中印决定加倍努力解决边界争端。”近年来,中印边界对峙主要发生在中方占据实控优势的西段,而非印方占据实控优势的东段,重要原因就是印方在寻求改变现状。

   2020年5月后,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多起对峙和冲突事件,印度官方非但没有低调、冷静处理,反而通过军政高层访问一线部队、向前线增派兵力、对华采取经济反制举措等,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总理莫迪公开声称“战士的血不会白流”、“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作出适当的回击”。《今日印度》8月初进行的“国民情绪调查”显示,受访民众中认为“中国不可信任”的比例高达84%,认为“中国可以信任”的仅9%;认为“印度应该就边界问题对华开战”的比例高达59%,甚至72%的受访者认为“印度能够军事上击败中国”;67%的人表示“愿意承担不购买中国商品的额外经济成本”,91%认为“禁止中国APP、拒绝中国企业合同是应对中国侵略的正确措施”。事实上,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印军一线官兵之所以敢跨过实控线对中方进行挑衅,即使不是高层授意,也与印高层近年推行的冒险主义外交有关。

   二

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向是内外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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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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