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那是我师从史念海、黄永年先生读书的地方，如今离开那里三十多年了，古城在变化，陕西师大也在变化，两位老师早已辞世，唯有他们先后居住过的32楼依然如故。无论我在哪里，但凡提到西安，总会想起32楼，想起跟随老师读书的日子。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收到了陕西师大研究生的复试通知，从呼和浩特经太原，转了一趟火车，走了30多个小时，来到西安这座古城。出站不远就看到了城墙，那里正是尚德门，这一切陌生又熟悉，陌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古都；熟悉，我小时候在北京朝阳门内长大，我家不远就是北京东城根，残破的城墙成为童年的一道记忆。同是帝都，北京的城墙眼见着一点点拆没了，踏进西安，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城墙，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没有比在这里学习历史更恰当的地方了。
我报考的研究生专业为历史地理，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这个专业依然需要解释，用侯仁之先生的话，“历史地理，就是昨天、前天的地理”。这个专业不仅是个小众学科，而且文理交叉，史念海先生与谭其骧、侯仁之先生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界“三老”， 20世纪30年代“三老”同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同为“禹贡”学会的成员，也同是近代历史地理学科的缔造者。
来到西安，我不想第一次见史先生，就变成了添麻烦的人，在距离陕西师大三、四站的小寨找了处旅馆，次日前往学校复试。复试地点在唐史研究所，走进那座旧式的小院，终于见到了史先生。史先生是一位慈祥长者，不断地问我住在哪里，是否需要在校内安排住处，经过这样一番询问，紧张的心情由此而放松，复试开始了。几十年过去了，复试的场面还记得很清楚，史先生提四个问题，一同参加复试的朱士光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都很具体，因为卷面考试在外语、政治之外，属于专业考试已经安排了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地理学与中国地理以及综合考试四项，复试涉及到的问题均属于历史地理范畴，其中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七大古都、运河以及黄河改道这些问题我都很熟悉，不但回答准确而且语句利索，唯独竺可桢五千年气候变迁，具体的冷暖时期记得并不准，我只想有一说一，不敢在老师面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语，老实告诉史先生我记不清楚，随后朱老师提醒，仰韶时期与唐代是冷期、暖期？这个我还记得，并将这两个暖期的证据一一讲出来。史先生听完我所有的回答，大声说“茂莉，我收下你啦”。我入学后，听负责记录的老师说，今年史先生招来一个人才，回答问题像照着念一样，一字不差，史先生十分满意，当场就决定要了。这么多年，史先生复试当场就决定录取的学生，只有我一个。
我是77级大学生，这意味着我们那代人在最该读书的时候，却没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学习历史地理是我在大学二年级就有的心愿，这与我喜欢历史有关。仔细想想喜欢历史大约在十岁，那时似懂非懂地看过林汉达撰写的《战国故事》《西汉故事》，还有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敦煌》《白居易》《陆游》等，从此对于历史产生兴趣。11岁那年文革开始了，1966年夏天我家被抄了，我们被轰到内蒙古。随之全国学校停课，虽然一年多后复课，但正常教学、教材却改变不少，突出政治成为重点。回想那些年，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或许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一个学校、家长没人过问学习的时代，也就在那时我读了不少有头没尾、有尾没头的文史类书，对于学习历史更向往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呼和浩特第二机床厂当钳工，我很想学历史，但觉得文科并不好考，经历十年文革，对于很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否定与批判，我不知道怎样评判一段历史符合要求，理科就不一样了，无论怎样，公式、定理都不会变。为了能够读书，我不但选择了理科，而且填写志愿，绝不敢选择最好的学校以及热选专业，想想我的家庭出身以及文革抄家，这毕竟是中断十几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我毫不犹豫写下：内蒙古师大地理系、内蒙古工学院工民建筑。后来过了很多年，招生老师告诉我，我是我们班扩招前最后录取的，虽然家庭出身不好，而成绩却不错，他们一直在等待政策，招生的最后几天自治区决定录取胡风的儿子张晓山，像我这样的出身自然也就没问题了。我很庆幸我报考的志愿，也感谢那位正直的老师。后来我听说，77级很多省仍然唯成分而录取。
进入大学学习地理学，我仍然惦念着历史，且相信应该有历史地理这样一门学科，但那时没有今天的信息获取渠道，一切都在我自己的设想中。大二那年在一位老师那里知道确有这样一门学科，也是那一年暑假，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店看到一本《河山集》，作者是史念海，读到其中的文章，顿时觉得这就是我想象中历史地理的模样。只是一本60年代初的书，不知道作者在哪里，也不知道作者是否属于这个时代。大三的时候，同班同学史培军不知从哪里看到，史念海先生在陕西师大，而且招收研究生。几乎从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到西安去。从想象变成事实，从复试那天开始，我成为历史地理行列中的一员。
史先生指导学生，一贯亲自上课。史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历史地理文献学》《中国历史地理》这两门课。那时每周一上午到史先生家上课，从学校教学区，绕过唐史研究所，途经附小，转入家属区，就是32楼，史先生家住在二楼，为了上课将书房辟为两半，后半部分是史先生的书斋，中间一道墨绿色的布幔，外面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前来上课的只有我和师弟吴宏岐，后来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吕卓民也加入我们的课程。史先生的课是真正的小班课，就我们两三个人。人不但少，上课方式也独特，这就是今天时尚的讨论方式，而那时却不多见。史先生在第一次上课给我们布置了题目，下一周由我们讲自己的读书体会，最后史先生再精讲。每次上课，史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读什么书、什么文章，围绕题目看什么，自己掌握，但挑战性很强，在那个没有电子检索的时代，几乎每周都泡在图书馆，能够翻到的期刊，能够查到的书目，都会过一遍。每次上课我往往是最后讲的那个，为了避免重复，必须尽可能地多看书，并针对问题加以思考、归纳，最后梳理成体系。现在回忆起来，正是这样的压力，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专业基础，不仅有足够广的面，还形成思考的习惯。课程的形式，有助于自我能力提升，而最重要的是史先生的讲授，我由衷地折服一位大学者的学识，也明白了什么叫饱读经书。我们已经认真准备了一周的问题，在史先生的讲授中有了全新的诠释，史先生手中没有任何资料，每一段取自于古人的记载均脱口而出，而我们的准备仅是接受老师学识的一个铺垫。正是如此，在我登上讲台后，从没采取过讨论课，我永远也达不到史先生的学识，也相信不会达到讨论课应有的效果。
学习历史，记住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等，并不难，这仅是机械性的学习，但研究生阶段开始学着做研究，一切都不那么容易，甚至挺难。史先生为了训练我们的能力，要求我们每天写学习日志，说明这一天看了什么书；每周写一篇小文章，即周记；每学期写一篇大文章。研究历史地理的文献依据是古人留下的各类记载与考古成果，但如何在庞杂的历史记载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很不容易。至今，我仍然认为，仅读读古书，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欣赏几句诗词，几乎可以认为是享受，而发现问题则是另一个层面了。那时，每星期写的那篇小论文都是头疼的事，没有发现，就无从动笔，记得那时史先生常参加省里的各种会议或去北京参加两会，一旦听说这周史先生去丈八沟开会，不用交作业了，那简直是解放了一样。第一学期的学期论文我写的并不好，史先生对师兄说“茂莉，写的不如说的好”，我知道，史先生最初认为我口才好，文章也一定好，那一阵他很失望。
我经常对学生说，如果这一辈子遇到一位针对你的学习而提出批评的老师，那是你的幸运。其实，那时史先生在我的作业上批满了红，我一点都不高兴，甚至十分委屈，但委屈的同时也会想，为什么史先生这样改，也许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增长的。于是读书、思考的习惯也在周记、学期论文中，成为习惯。我记得读《禹贡》时，发现《禹贡》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中出现了“九州”“五服”两个空间理念，“九州”空间清晰，“五服”空间笼统，显然这并不属于一个体系，那么这两套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此为题，形成一篇周记，获得了史先生少有的赞赏，但那时的我提出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又过了很多年，我终于意识到笼统的“五服”应该属于商代的空间构想，而“九州”则是战国初期的理想空间，《禹贡》将两套不同时代的空间理念融入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样是周记，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一个离不开的话题，就是历代北方人南下为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出这个命题的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而后继学者为这一命题完成的诠释却不到位。研究生阶段，我也在思考，旱地的农民为水乡究竟带来的技术是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到2013年我发表在《中国史研究》的一篇文章，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将问题的核心锁定在经济重心即农业重心、粮食生产重心，在这一前提下指出，正是稻麦轮作将太湖平原一带土地利用率，从50%提高到100%，以致200%，形成全国复种指数最高的地区，这正是经济重心具有的实力基础。那时史先生向我们推荐一篇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论文《论“扬一益二”》，希望我们向人家学习。于是我捧着那篇油印稿，像读经一样，认真阅读，一旦认真就发现了问题。文章说由于瓜州与长江北岸联为一体，堵住了扬州与长江的联系，于是曾经繁盛一时的扬州海运衰落了，但是由于分属于两个章节，后面所有证明扬州海运繁盛的历史记载都属于瓜州与长江北岸相并之后，文章前后明显自相矛盾。史先生看到，我竟然看出这样的问题，十分高兴。后来不久，那篇文章的作者来看史先生，我当面谈到问题的矛盾之处，当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作者做了相应地改动。而我也依循扬州、瓜州与运河的关系，认真梳理了相关的历史文献。
史先生实行的严格学术训练，为我们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尤其像我这样非文史出身的学生更是重要。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不仅了解到历史地理研究的全貌，而且以后走上讲台，能够建构出属于自己的课程体系。老师，不仅意味着我们从属于哪个学统，更重要在于教会了我们什么，在史先生引领下，我们步入历史地理大门，且拥有了良好的专业基础与思考习惯，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黄永年先生主要研究唐史、古籍版本、历史文献、古籍整理等，虽说黄先生不是我的导师，但感情上更亲近。史先生既传统又不苟言笑，学习之外，我们绝不敢在老师面前乱说，而黄先生则很随和，时常会讲一些好玩的事，好玩的书，因此在黄先生面前大家都不拘谨。黄先生讲授《历史文献学》《唐史专题》，上课的同学很多，除了黄先生自己的学生，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的研究生之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的同学来听课，一个教室满满的。黄先生十分渊博，讲授历史文献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书，他都摸过，而不是照着一部书的提要说一通。所谓摸过，其实就是读过，因此但凡谈到一部古籍，让我收获最大的是一部书的史料价值在哪里，这很重要，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同类书，读这本与读那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邓广铭先生提出学习历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而黄先生教授的正是目录学的要领。记得当年第一堂课，黄先生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我们必读的，一个教室的同学，就我一个人有这套书，那时图书出版并不畅通，急需的古籍几乎很难买到，谁也没想到我这非文史专业的，却抱着这套书来了，于是黄先生分外看重，俨然以自己“嫡系”对待。
黄先生讲课很风趣，记得讲起《太平广记》一些成精的动物，十分有趣，尽管不过猫猫狗狗之类，却也斯文，它们会面进行自我介绍时，就有了某某先生为“苗介立”，某某又为“敬去文”这样的说法，过了这许多年，这好玩的事始终没忘。我没有听过历史课，以往全凭自己看书，黄先生课上讲起“玄武门之变”，在各种文献记载中穿梭，重现了那场事变的真实场面与前因后果，听得热闹之外，黄先生将如何对待史料，如何考证讲的清清楚楚，尤其是事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厘清真相的考证方法。另外，黄先生涉及历史问题，强调历史背后的真相，一次唐史专题，讲起高宗王皇后的结局，黄先生突出王皇后家族的政治归属变化，用今天的话就是站队、选边。这些不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后来在我接触的历史地理问题，也逐渐从表象，看背后的力量，因为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背后的推手。听了黄先生的课，不仅知晓了某段历史，重要的收获在于如何分析史料，如何从事研究。后来我在北大无论从事研究还是上课，遇到不懂的东西，几乎都是通过长途电话向黄先生请教。
黄先生的课上，除了教授我们必须掌握的文献学、目录学外，还教了很多文人应具备的常识。比如，写信如何折叠信纸，书籍签名应在哪一页，甚至抄录卡片抬头如何写等等，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却随着社会发展而渐行渐远，黄先生交给我们的这些，不仅让我们知道了这些讲究，而且避免了很多因不知规矩而被人笑话。
陕西师大盖了新楼，史先生从32楼搬走了，黄先生搬入史先生的故宅，那间书房同样分为内外，中间相隔的却是一排书架。史先生搬走，黄先生入住，这是巧合，也是缘分。同一处住处，有着我两位老师留在那里的记忆。
在西安读书的那些年，谭其骧先生、陈桥驿先生、邹逸麟先生、葛剑雄老师都来过西安，记得当年谭先生在西安为我们讲起《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早期没留下几幅地图，这套地图如何追溯到上古？历史时期的中国如何确定？那年谭先生，在我们的陪同下一起到楼观台，传说老子讲道的地方，一路向谭先生请教了不少东西，几十年了，那一切仍然难忘。邹逸麟先生到西安参加师兄答辩，从那之后，我的学术之路又多了一位老师。而陈桥驿先生则是主持我答辩的座师。
从硕士到博士研究生，我在西安生活了六年，这六年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中，记忆中除了位于南院门的西安古旧书店，个把月会淘些书，几乎对这座古城依然陌生。但陕西师大老校区却难以忘却，那是我的老师指导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我学术之路起步的地方。
人这一生，遇到好老师并不容易，六年不长，拥有的收获却很重。
2022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