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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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  

  

   摘要: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30周年。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时,南方谈话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重温南方谈话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助于为新时代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历史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科技事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一方面面临西方国家实施制裁、封锁和孤立,出现外贸萎缩、经济下滑趋势;另一方面,国内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不足、对改革开放产生疑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系列重要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为包括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动力。

   南方谈话的主旨思想及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

   南方谈话是一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战略思维的光辉文献,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谈话的主旨思想和核心观点,全面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长期思考、艰辛探索的理论成果,既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概括,其主旨思想及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针对人们对改革开放可能导致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发生“和平演变”的担心,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以上论述对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新时期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指出的:“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我国的科技力量和社会各界,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论问题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给出了在制度属性上全新的重大理论判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上科学论断为20世纪90年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正如1993年5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的:“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确实现这种结合,将为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重要论断    邓小平以时代的紧迫感、历史的责任感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还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并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中央、地方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精干高效的研究开发体系,推动开发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基础性研究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改变部门分割的状况,推进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和人才的合理分流。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加强基础性研究,发展高新技术研究,放开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机构的研究开发经营活动。积极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科技企业。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机构以及科技咨询和信息服务机构要面向市场,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增强自我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

   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高度重视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切实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强调:“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这一战略方针也体现在加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1993年5月,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抓住机遇,加快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的讲话,其中指出:“科技界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在文明、科学和道德等方面成为全社会的模范。”

   提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的重要论述    南方谈话专门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而且科技发展越快越好。邓小平特别强调:“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廓清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扫清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直接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进科技系统组织结构优化、实施科技攀登计划、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为改革方针推进科技系统调整结构、分流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确立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准则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措施,奠定了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的基础框架,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加快科技系统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进入全面推进、加快实施的新阶段。

   在此大背景下,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发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明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实现科技、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并提出“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调整科技系统组织结构,分流科技人员,从根本上改变科研机构重叠、科技力量分散、科技工作低水平重复的状况,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稳住一头”,是指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事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研究开发,形成优势力量,力争重大突破,提高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科技水平和发展后劲。“放开一片”,是指放开放活各类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研究、开发、创新机构,放开放活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使之以市场为导向运行,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为了实现“稳住一头”的目标,国家从1994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科技发展战略,选择5—10个学科前沿、人才拔尖、结构合理和机制先进的科研机构进行建立新型国家研究院试点。具备条件的省(市)可以选择1—3个科研机构进行省(市)立研究所试点。“在试点单位推行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实行院所长负责制、理事会决策制、监事会监管制,试行固定编制与人员流动相结合、职务工资与课题工资相结合的双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有关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其终极产权属于国家所有,院所在国家科技政策指导下行使持有权和支配权”;等等。正是由于科研院所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初步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宏观环境逐步形成。

此外,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国家持续实施了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亦称“攀登计划”。它是针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的课题而组织实施的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计划。其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基础性研究的国家目标,将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基础列为首要任务;结合科学发展趋势,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立基础性研究以质取胜的思想,突出重点,着重支持首创性工作,为提高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水平做出贡献。攀登计划由国家科委组织,委托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落实和日常管理。项目设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学术组织工作,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项目的立项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为指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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