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从历史和信仰来理解国家和民族: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分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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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保守’,勿宁说是由于‘严谨’而失之偏激。而且先生这种偏激之情,又往往跟他的政治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在先生跟我的言谈当中,时时流露出折中情绪。例如,对康有为的经今文学家观点的敌视,往往跟憎恶康的维新保皇相纠缠。推广之,乃至康尊北碑,先生则倡法帖;康喜用羊毫,先生则偏爱狼毫。” [107]

   这一点,章太炎自己也是承认的,直到章太炎逐渐从政治风云中隐退而回归传统书院式的教学方式,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偏执”态度。在1922年给柳诒征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因为跟康有为学问、为人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立情绪”。他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弛,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身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又平日所以著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陈凡例,则学古者可得津梁。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在这个时候,他反思自己因为反对康有为而对孔子过于尖锐的批评以及因强调史学而导致人们对于经典的忽视,甚至重新强调读经的必要性。

   章太炎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影响到他的弟子们,除钱玄同之外,大多数章门弟子对康有为也没什么好的印象,行文多有讥讽。比如作为章太炎最为看重的学生黄侃,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读到报纸关于康有为的报道时的一个反应,他说:“见今日汉口《大汉报》载:杭州伶人演剧,名曰《光绪帝痛史》。康长素方寓西湖丁家山,入城观是剧。演至戊戌政变之际,康在坐痛哭,哭声与剧中之君臣相应。观剧者不观台上之优孟,而注目于坐上之叔敖。康归,有诗记其事,决非赝作。周狗唬而沐猴舞,殆不悉世间有廉耻事矣。……劝子幽母,利用童昏之帝,以肆篡窃之谋,轻率致败,党中死者数人,同身独敖游海外,箕敛金钱,以自存活,抑独何以哉!”[109] 这里对康有为的批评与章太炎在《诛新党》中的说法完全一致。

   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关系十分复杂,有分歧,也有合作,需要令文详述。但对梁启超的学术,章太炎多有微词。这点也影响到他的弟子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同为黄侃日记中记载道:“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造以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庄为蒙人;诸葛,阳都;道安,扶柳。楚国惟善以为宝,宁不欲致彼众贤?君子不轻去其邦,恐不必玩斯芳草。”[110] 黄侃说楚国都城有四处,老子、庄子、诸葛亮和道安分别出生于不同的地方,而不是现在的武昌,并借用屈原的诗句来劝告梁启超不要随意谈论自己不熟悉的事物。

  

   (致谢:该文的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思达博士的帮助,尤其在文字和引文的订正上,费心尤多)

  

   注释:

   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2.章太炎在《瑞安孙先生伤辞》中说:“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

   3.茅海建:《康有为〈我史〉笺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页。

   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史》第十四章,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页

   5.章太炎:《与谭献》(三通),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4页。

   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页。

   7.黄兴涛编:《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320页。对于辜鸿铭所提出的有人将张之洞的《劝学篇》看做是支持康有为变法,并非无见。其实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式问题。刘梦溪先生认为《劝学篇》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希望在不失去自身文化特性下的渐进式变革。在张之洞等人看来,民权和平等所颠覆的是纲常,乃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刘梦溪先生进而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见刘梦溪:《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中国文化》,第十九、二十期(2002年出版),第46页。

   8.陆胤说:“张之洞善于将新学家说吸纳为以及观点,与此同时,又注意身体过滤掉其中不符合自己利益、身份的主张。”见:《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9.章太炎:《自订年谱》,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页。

   10.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一九一四年五至六月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6页。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页。

   12.章太炎:《识康有为复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13.刘禺生:《章太炎被杖》,载《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

   14.该《寄康氏书》,乃由彭春凌教授发现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汉文12版而加以整理,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436页。

   15.《康氏复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三版。载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页。

   16.章太炎:《识康有为复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05页。

   17.章太炎:《答学究》,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57页。

   18.《客帝》一文载与《訄书》初刻本,1904年重订本出版将此文刊落,并著文《〈客帝〉匡谬》,以示与自己过往的政治立场告别,也就是与清政府彻底决裂。

   19.章太炎:《客帝第二十九》,载《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7页。

   20.刘巍说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时期受康有为影响巨大,所举例子即是《尊荀》和《客帝》二文,章太炎在《孔子改制考》中,就认为荀子之“后王”即孔子,此为章太炎在《尊荀》中所接受;而在《客帝》中接受以文王为孔子,以孔子为天下之共主,也受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影响。见《“今古文辨义”:康有为、章太炎的经学争议与现代人文学术》,载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

   21.彭春凌说,以孔子后裔为天下共主与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排满主张不矛盾,反而能为其革命主张提供基础。在“革命”与“一统”这样的儒家基本价值上,康有为和章太炎有着共同之处,相比与日本所建构的天皇符号,他们的思考里始终存在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思考维度。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3页。

   22.对于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可参看刘梦溪:《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一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九、二十期(2002年出版)。

   23.苏舆:《翼教丛编》序,载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4.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载苏舆:《翼教丛编》,第165页。

   25.茅海建:《康有为〈我史〉笺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7页。

   26.王先谦:《王祭酒致陈中丞书》,载苏舆:《翼教丛编》,第160页。

   27.曾廉:《应诏上封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2页。

   28.章太炎:《翼教丛编书后》,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51页。

   29.章太炎:《翼教丛编书后》,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51页。

   30.彭春凌说:“当章太炎的‘孔子’凌驾诸圣之上、成为创制‘真’儒术之‘素王’时,章太炎已经决意以是否‘敬天明鬼’为依据,要和康有为进行一场‘孔子’的争夺战。” 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3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2.章太炎:《儒术真论》(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166页)后来,章太炎极力要把“素王”中有德无位的意思解构,他在《国故论衡·原经》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 《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256-257页。)(据马勇的整理,与庞注略有出入:“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天下》篇。责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大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箸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章太炎:《原经》,《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页。这就是说,素王可以有多种含义,甚至也可以指那些“有钱人。”

   33.章太炎:《儒术真论》(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第166—167页。

   34.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谭嗣同全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35.谭嗣同:《仁学》八,《谭嗣同全集》,下卷,第299页。

   36.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下卷,第290页。

   37.章太炎:《订孔上》,《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0页。

   38.章太炎:《订孔第二》,《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132页。

39.章太炎:《忧教第五十》,《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29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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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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