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从历史和信仰来理解国家和民族: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分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11:47

干春松 (进入专栏)  
当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说”作为其变法和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作为变法集团的重要成员的谭嗣同则以“三世说”为依据开始直接攻击“君统”和名教纲常伦理。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正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变,根据圣人“因时立法”的原则,原先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则已经不适应变化社会的需要,应进行改革。

   他指出:“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34] 这一秉承了晚明启蒙意识的对于君主制度的怀疑还不是谭嗣通的终极目标,他所想的则是对于君主制度本身的变革。在谭嗣同看来,变革首先要变思想。他指出,为什么君主专制能如此有效地实施其统治,其原因除了国家机器之外,还有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名教”。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固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35] 谭嗣同对于儒家纲常伦理的批判点集中于“上以制其下”的等级制度上,进而提倡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所以他明确的说,他之创立“仁学”,其目的就是“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之网罗,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击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36]

   谭嗣同将名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荀子,并指出名教是对儒家根本精神的歪曲,他矛头直指纲常等儒家核心价值,其 “冲决网罗”的破坏性思维方式是激进反儒学思潮的渊薮。

   20世纪初孔子形象的迅速低落也与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对于孔子和儒家的否定有关。章太炎曾在《订孔》一文中引述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出于支那,则支那之祸本也。”[37] 后世的人视孔子之言为万世不易之真理,“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38] 而且因为儒家独尊,诸子之学被排斥,这导致孔子的思想成为统治者玩弄权力的利器。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认为孔子是“古之良史”,孔子死后,与其名实相抗衡的就是刘歆。这显然是直接针对康有为的刘歆伪经说的。的确,章太炎和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认知上的最大差异还是在于“教主”和“史家”之别。

   在《訄书》中,章太炎有四五篇文章讨论“教”,其中核心部分的内容则是如何看待西方宗教对中国的冲击,而此类问题就是康有为孔教论的关键。

   在章太炎看来,宗教是人类特性之一,并不涉及文明优劣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西方人批评中国是无教之国而倍感失落,而非要“建构”一种宗教来抗衡。章太炎翻译过斯宾塞的作品,故而他认为基督教“诸科学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纵之以入支那,使趋于相杀毁伤,而已得挟其名以割吾地,其计划黠矣。”[39] 即这些宗教在西方已经趋于没落,但进入中国之后,被殖民主义利用成侵略的工具。章太炎列数在中国发生的著名教案,并认为这已经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反而会成为中西竞争的阻碍力量。

   章太炎说可怕的是基督教偷换方法,通过中国古代的典籍来行传教之实,这样我们终究是被基督教化了。其实在章太炎看来,康有为模仿基督教的做法来建立孔教其实就是着了基督教的“道”。

   的确,康有为戊戌变法之前的孔教主张,多为模仿基督教而设,甚至梁启超也将康有为视为孔教的“马丁·路德”。不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而在这个阶段,康有为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和了解西方的宗教,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修正了他变法之前所提出的孔教主张。康有为认为儒家摆脱了西方一神教所带来的外力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在写于1904年的《意大利游记》中,他系统地探讨了中西宗教的差异。在这篇游记中,康有为开始反驳只有神道才算宗教的说法,而是从功能上去理解“教”字,认为所有劝告人们为善去恶的理论均可以称之为“教”,无论是以神道的方式还是以人伦的方式,抑或两者兼具,都是“教”。他说:

   “或有谓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为宗教;孔子不言神道,不为宗教。此等论说尤奇愚。试问今人之识有‘教’之一字者,从何来?秦、汉以前,经、传言教者,不可胜数。是岂曰佛、回、耶乎?信如斯说,佛、回、耶未入中国前,然则中国数千年未无教之国耶?岂徒自贬,亦自诬甚矣!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40]

   康有为还从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划分“教”的方法的发展,认为远古人们因为智力发展的限制,害怕神鬼,因此,圣人就用神鬼来警示人们向善去恶。他说:

   “孔子恶神权之太昌而大扫除之,故于当时一切神鬼皆罢弃,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数者,以临鉴斯民。虽不专发一神教,而扫荡旧俗如此,功力亦极大矣。……况孔子实为改制之教主,立三统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覆帱,至今莫能外之。其三世之法,与时变通,再过千年,未能出其范围。朱子不深明本末,乃仅发明《论语》,以为孔子之道在是,则割地偏安多矣。此乃朱子之孔子,非真孔子也。或乃不知孔子实为儒教之祖。误以为哲学之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之,则亦一朱子之孔子而已。但孔子敷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此乃孔子至公处,而教之弱亦因之。然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乃文明之进者。故孔子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治较智之民,教主自不能太尊矣。”[41]

   1906年,因为《苏报》案而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的章太炎出狱,并被迎往日本。是年7月15日东京留日学生开欢迎会,章太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在谈到当下的活动方法的时候,章太炎提出了两条方法。“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42]

   在这个演讲里,章太炎的有些表述与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比如他并不认同斯宾塞等人的宗教衰落论,而是相信宗教对于增进道德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宗教,他也相信孔教的好处,即孔教是比较少迷信的成分。但他又说,孔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宗教榜样,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勇气善于钻营的人。“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求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的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之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43] 既然孔教以富贵利禄为目标,那就不能承担增进道德的功能,因此,不能依靠孔教,还是要依赖佛教。佛教强调众生平等,而满洲人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的普遍的不平等,故而与排满革命正好合拍。

   章太炎提倡“国粹”并不是要人相信孔教,[44] 这个国粹的内容,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故事,这些都是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的源头。就此两条而言,其实所针对的依然是康有为,从而也否定了康有为以孔教为提振国民信心的动力的意图。

   章太炎并不否定宗教,他所反对的是借助神力的信仰。他认为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俗,要从宗教中吸取大无畏的精神。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论》一文,他认为,宗教起源于遍计所执、依他起和圆成实三性,都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局限。[45] 在他看来,康德区分经验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二分法只是回避了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信仰所带给人们的问题。他说:“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46] 不同的宗教虽然信仰形态各异,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有益于人们生活的道德准则。章太炎认为,既然以道德为终极目标,那么一切信仰形式只是人们建立道德风俗的桥梁,一旦风俗形成,宗教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尝试论之,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彼宗教之卑者,其初虽有僧侣祭司,久则延续平民,而僧侣祭司亦自废绝。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47] 章太炎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等中外学者,都是将宗教的道德内涵加以总结,而以哲学来代宗教。但是这样的思想进程也有反复,欧洲出现了基督教,儒道发展到汉代,哲学又复归到宗教。“中国儒术,经董仲舒而成教。至今阳尊阴卑等说,犹为中国通行之俗。”[48] 但在现代这个时代,人们不再身处原始愚昧的时代,故继孔老之言而起的,当为佛教。但是佛教中人们所熟悉的六道轮回、地狱变相等教义也难以打动人心。“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静,则不能去德色心。”[49] 他认为这几条,就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做不到,但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因此,未来的宗教只可能是佛教,而不可能是孔教或基督教。

   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局面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秩序和价值的双重危机之中,对此,康有为认为原因在于尽弃国粹、模仿西法。这样不但制度运转不灵,国民之凝聚力也因为信仰的缺失而丧失。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政治法律主张,甚至自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时在思想价值领域,他提出了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

   在康有为的支持下,陈焕章于1912年10月7日,即当时认可的孔诞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在此之前,康有为专门为这个会写了两篇《孔教会序》,[50] 进一步明晰他的设想。在第一篇《孔教会序》中,康有为尤其强调了国教是“中国之魂”,唯有此魂,“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由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51]

   在第二篇《孔教会序》中,康有为说,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羡慕欧美,但不知道欧美的发展是政治、物质和教化的并立,而政治与教化则是互相依赖的。孔教会的实际操作者陈焕章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的一文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他以惯有的问答式解释道:

   或曰:“民国并未废弃孔教,子何强加之罪乎?”曰:“此事实之不可掩也。小学不读四书,大学不读五经,则废孔教之经典矣;春秋不释奠,望朔不释菜,文庙无奉祀之官,学校撤圣师之位,则废孔教之祭祀矣;破坏文庙,烧毁神主,时有所闻,乃至内务教育两部,亦甘为北京教育会所愚弄,而夺圣庙之学田,则废孔教之庙堂矣。”夫国民不欲废孔教,而政府甘冒不韪,悍然废之,此不合于共和原理者实甚。[52]

   虽然袁世凯政府废除了跪拜礼,但同时却于1913年6月下令各省尊孔祀孔,在章太炎看来,建立孔教是“无中生有”,持此种主张者别有动机,实际上又是借孔教而谋求政治利益的所为。在1913年,他写了《驳建立孔教议》,开篇就说:“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后终已不废者,徒以拂俗难行,非故葆爱严重也。”[53] 他说中国本无宗教,孔子也是主张道德教化而不是宗教,不能因为西方宗教的传入,而牵强地建树孔教以相抗衡。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孔子为中国的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将他拜为教主,就好像木匠拜鲁班为师,只是行业崇拜而已。他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主张述而不作,“故以德化,则非孔子所专;以宗教,则为孔子之所弃。今忘其所以当尊,而以不当尊者奉之,适足以玷阙里之堂,污泰山之迹耳!”[54] 这就是说,道德教化也非发端孔子,神秘的宗教更不是孔子所推崇的。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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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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