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从历史和信仰来理解国家和民族:康有为与章太炎的分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0 次 更新时间:2022-05-23 00:11:47

干春松 (进入专栏)  
疚怀中夜,不能奋飞。昨者晨起,殷忧填膈,忽得工部报书,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

   书中称誉,不无过情,然工部非妄有阿借者。至其自述怀抱,卓诡切至,语不缴绕,而入人肝脾,志士诵之,靡不按剑。故录其原稿,登之报章,以备贤哲省览焉。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也,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未尝少异也……,学无所谓异同,徒有枉直焉耳。持正如工部,余何暇与论师法之异同乎?阴历十二月朔,支那章炳麟识。[16]

   在这封回信中,章太炎强调他与康有为的差别主要在于《春秋左传》和《公羊传》之间的今古文门户之见。但这个时期,章太炎并不完全拒绝“王鲁”和改制革命这些公羊学的最基本义理。针对日本人对于康有为因受恩于光绪,却在光绪蒙难之际逃身自存所造成的“道德污点”的攻击,章太炎也在《答学究》一文中做了最为坚决的辩护。

   章太炎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非议康有为,他“固已心怪之”,到台湾之后,有人说康有为泄露了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而导致光绪被囚,以及攻击慈禧太后的行为违背了儒家“忠恕”之道。章太炎说慈禧的阴贼要远超汉代的吕后,无论康有为是否泄露光绪的计划,都难逃被囚的后果。

   且夫华士之选懦亦甚矣,彼拘于成俗,而不足以陟皇之赫戏者,横九服而皆是也。是故山崩陵阤,而宴卧者如故,非有驰檄则气何自作?愤何自发?四邻何自动?武蜂精兵何自附?……夫谓康氏者,其当杜门宛舌,以责成亏于上天乎?其抑当哗釦而与天下陈其义也。若夫以讦发宫闱为婞直者,则可谓儓隶之见耳矣。古者绝交必曰无恶声,居其国必曰不非其大夫,此经常之论。执雌免祸之道,非所语于行权之事也。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尤可,况数其罪乎?[17]

   在此文中章太炎称赞康有为超越世俗的利害计较,发出改革的呼号,是唤醒国民的勇敢之举。他说现在日本或台湾出现的污蔑康有为的言论违背了“绝交不出恶声,居国不议大夫”的古训。中国的祸患之源头在于宫廷内部,而康有为的一系列看上去不合规范的行为只是“行权”而已。

   在这个时期,章太炎理论上声援康有为的文字最可注意者为《客帝论》,此文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还因为在章太炎确立革命立场之后,首先进行自我否定的就是《客帝论》,[18] 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与康有为所发生的由政治立场到学术观点的全面对抗。

   《客帝》首先说,古代中国有客卿之说,现在的满洲皇帝只是“客帝”,因此,逐满之论,可以熄矣。既然有“客”,那必然就会有几千年不易之主,这就是孔子及其后裔衍圣公。“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欧洲的教皇等也曾经作为共主而存在,中国的共主就是“仲尼子世胄”。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得民心,都可以成为帝王,但其地位只是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而已,而只有衍圣公才是二千年不变的“共主”。

   有人指出,衍圣公的爵位很低,何以能成为天下之共主?章太炎的回答是孔子之地位并非某一代君王所可废黜,神州之王统存于衍圣公。[19]

   很显然,章太炎在“客帝”的论述中接受了公羊学中孔子为素王的思想,[20] 也能看出受到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制度中“君主”设想的影响。在康有为的思路中,为了保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在保有清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而替代性方案是以衍圣公来作为“虚君”,虽然这样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危机”。康有为的思想中,吸收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尊君立宪的观点,但与日本人所建构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思路却存在着紧张。然在章太炎的“客帝”思路中,则明确接受衍圣公为“共主”的观念,这也与他始终存在的“种族革命”观念相一致。[21]

   在此阶段的康章关系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围绕着湖南新政所引发的“翼教派”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攻击。

   在戊戌前一段时间,湖南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在陈宝箴、江标等人的支持下,创办《湘报》和时务学堂等,大力提倡变法,而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则在孔教改制的基础上,宣讲民权、平等和公法,这引起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反对。[22] 他们的言论集中在由苏舆编辑的《翼教丛编》中,他们以护卫正统儒家的姿态,对于康梁等人的思想特别是孔教思想做了激烈的攻击。苏舆在序中说梁启超“其(梁启超)言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而托古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3] 他们对梁启超在长沙讲学时用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和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逐条进行批驳,主要的攻击点集中在以平等的观念来摧毁礼教等级,用孔子纪年来否定本朝的正统,而以西方宗教的范型来改造儒家传统是“用夷变夏”。叶德辉说:“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康有为之公车上书,诋西人以耶稣纪年为无正统,而其徒众又欲废大清统号,以孔子纪年。无论其言行之不相顾也,即言与言亦不相顾。”[24]

   到1898年,康有为得到光绪的赏识,提出了许多变法维新主张,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他的参奏文书也就越发的多,用词也就越发激烈。比如他创办的保国会,就引发“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非议。陈宝箴虽然曾经促成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和梁启超在湖南讲学等活动,但对康有为试图用西方教会的仪式来改造儒家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只是拾人牙慧而已。他在《请釐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中批评康有为说:《孔子改制考》一书,会导致民权平等学说横行,“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但依然认为康有为是“可用之才,敢言之气”,[25] 仍主张销毁《新学伪经考》。

   不过王先谦对康有为就没那么客气,他给陈宝箴的信中直言康梁之徒有“仇视君上之心”,因此指责陈宝箴保护康有为乃是遗留祸根,“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 自重,北胡南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视君上之心,充其伎俩,何所不至。我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有伤知人之明。”[26] 认为陈的奏折会养虎遗患。

   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曾廉在奏文中,指出康有为提倡平等的改制主张会危害皇权。他说康有为:

   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姑平白诬圣造此为名,其处心积虑,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以欲也。康有为之书,亦咸同后经生著作之体例,前列经史子旧说,而后附以己意。盖浅陋迂谬之经生,而出之以诡诞,加之以悖逆,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臣不知其置于皇上于何地也?[27]

   曾廉说如此狂悖之人,应当斩之以塞邪恶之门,这样天下自安。因为光绪看到这折十分严厉,所以并没有将之呈交慈禧太后。

   翼教派对康有为展开系统攻击,在学术立场上与章太炎存在许多共同点,比如在今古文的差异上,尤其是对于“孔教”,他们有共同的“抵制”。章太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容忍”了今文家“素王”观,但对孔教的否定态度是一生不变的。即便如此,章太炎则依然坚持学术上的分歧不能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更何况这个时期,他主张变法,倡导平等。

   面对湖南士绅的攻击,章太炎做《翼教丛编书后》来回护康有为。他指出,《翼教丛编》对于康有为将经典判为伪经的批评有些是切中要害的,不过,历史上的疑经由来已久,包括程朱,为什么只攻击康有为而不及其他呢?尤其是将学术批评和对于政变主张搅合到一起,则是居心叵测的行为。“虽然,诋其说经而并及其行事,此一孔之儒之迂论,犹可说也。乃必大书垂帘逐捕之诏以泄私愤,则吾所不解也。”[28] 章太炎把翼教人士对康有为的攻击比拟为明末宦官专权时期对于东林党的陷害。他认为康有为“忠于行事”,是值得尊重的。“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张男女平等。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舐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道者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行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 [29]

   二、教主与史家

   “教主”和“史家”是基于康有为和章太炎对于孔子的定位。虽然在维新时期,章太炎一度也接受公羊家的“素王”观念,将孔子视为中华之“共主”,但他以《左传》为进路的学术方向决定了这样的角度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从1899年8月开始到1900年2月连载于《清议报》的《儒术真论》表明章太炎试图重构属于他自己的孔子形象。[30]

   (一)孔教问题是康章的死结

   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细读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并反复强调他反对康有为要做“教主”的企图。其实,在康有为这里,孔子既是为万世制法的圣王,同时也是孔教的教主。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康有为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31] 孔子生于乱世,但立三世之法,期待太平大同之世。因为刘歆伪造《左传》,“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这样公羊改制之微言湮没无闻。而在章太炎看来,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摆脱了鬼神迷信而树立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儒术之“真”。

   在《儒术真论》中,章太炎借用《墨子》中的公孟与墨子的对话来展开他的论证。首先,章太炎说“素王”是孔子以天下共主自任,并非是谶纬妄言。“按:玄圣素王,本见《庄子》。今观此义,则知始元终麟,实以自王,而河图不出,文王既丧,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图谶妄言也。”[32] 章太炎借助墨子的口说,儒家否定鬼神和命运,不相信天有意志,以“天为不明”。由此,章太炎总结说:“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接着章太炎以他所了解的科学知识来解释天体的构成和其他自然现象,认为古代中国人对于星辰和天帝的说法,都只是想象而已。因此,天“非有恩威生杀之志,因上帝而有福善祸淫之说,其害犹细,其识已愚,因是以及鬼神,则诬妄日出,而人伦殆废。”[33] 在章太炎看来,早期的儒生都是知道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即使是秦汉之间的儒生依然是坚持无鬼神的义理。一直到汉武帝和汉昭帝的时代,儒家的无鬼神的立场才逐渐丧失。试图从科学理性的方式来理解儒学的特性,客观上会造成对儒家以及孔子本身的去魅,而随即章太炎就开启了订孔反儒的风潮。

   其实,当西方殖民主义者与现代化运动杂糅在一起的时候,儒学的正当性和效能必然会面临最为严酷的挑战。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再到冯桂芬、张之洞的“中西体用”论,我们从对于西方的称呼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儒学一直在“边战边退”,寻找新的定位。康有为的“大地教主”也是因应基督教的挑战而做出的反应,章太炎通过科学理性的角度来反对教主化的孔子,亦是这个大背景下的探索。

在当时大多数儒家的眼里,康有为的民权、平等思想对儒家价值的颠覆性要更为可怕。的确,儒家在那个时代受到的最为激烈的批评来自康有为阵营的谭嗣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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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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