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迪:解析日本学界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歧见及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5-20 2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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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迪  
多以拥有日本政府官方背景的人士居多。如日本前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池田维认为,在1972年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的会谈以及1978年福田赳夫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都是中方单方面提及钓鱼岛问题,而日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或表态,因此中日之间不可能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他认为中方之所以主张存在搁置共识是因为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曾提到钓鱼岛问题,并表示“现在没有解决的智慧,希望交给下一代”,因此被中方单方面认为是达成了搁置共识。另外,池田维还表示,1992年中方突然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并将钓鱼岛列岛编入了中国领土,而如果中方真心认为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共识,就应该修改或废弃制定这一法案。因此,池田维认为中方坚持主张存在搁置共识其实是自相矛盾。此外,以日本外务省以及前日本外相、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政客为首,认为国家间不可能存在没有外交文书记录的“共识”。日本外务省资料中没有就中日双方搁置钓鱼岛问题一事达成共识的官方资料,就意味着中日就钓鱼岛问题不存在搁置共识。这一观点也反映出了上述矢吹晋指出的日本官方刻意删除重要记录所引发的后患。

   另外,曾担任过安倍晋三私人咨询机构委员的大阪大学教授坂元一哉在其“中国在尖阁‘搁置’上的谎言”一文中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田中角荣曾询问过中方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但由于中国政府不希望提及钓鱼岛主权问题,因此钓鱼岛问题才没有成为在恢复邦交谈判过程中的议题。但在邓小平时期的中国政府又开始要求在承认存在领土问题的前提下将该问题留给后人解决。因此,中方从邓小平时期开始主张的搁置共识和周恩来时期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不同,而日本政府从未承认中日间存在领土争端,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同邓小平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如上所述,日方不承认搁置共识观点的核心论据是,不论中方如何表态,只要日方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或者进行明确表态就不能算是达成共识。

   2.3对日方搁置共识相关错误观点的辨析与反驳

   事实上,根据中日双方的官方史料以及相关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等文献,可以确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实存在搁置共识,并分别在1972年发布《中日联合声明》之前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至少三次就这一共识进行了确认。

   第一次中日两国就钓鱼岛问题确认搁置意愿是在周恩来会见田中角荣的特使竹入义胜后。周恩来会见竹入义胜时就钓鱼岛问题明确提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没有必要涉及钓鱼岛问题,与之相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恢复邦交更为重要。竹入义胜回国后向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转达了中方态度,对此田中角荣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赞同中方的想法并决定日本政府也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不触及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包括大陆架问题在内也都不列入该阶段的交涉内容。

   第二次中日两国确认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共识是在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前夕,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会谈中。原本根据上述田中角荣的指示,以时任外相大平正芳为首的日本外务省已就在会谈中不涉及钓鱼岛问题达成一致,但未料到田中角荣本人却突然在会谈期间主动提及钓鱼岛问题并询问中方的意见。田中解释道,如果在北京不提及此事回国后将遭遇很多问题,因此现在提一下回去就好有个交代。为解田中的困境,周恩来基本重复了之前与其特使竹入义胜所说的内容。对此,田中角荣不仅表示赞同,更是直言“好! 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第三次中日两国再确认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共识则是在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邓小平访日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日方记者突然提及钓鱼岛问题并询问中方的看法。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事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不涉及”,并表示有一部分人欲利用这个问题挑拨中日关系,因此“我们两国不谈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摆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到时候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此番发言,清晰地阐明了有关搁置共识的具体内涵,并明确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共同遵循搁置共识是自1972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邓小平的表态,事后日本外务省方面也表示了认同,认为有一部分人不希望中日友好而故意提及这一问题,但这个问题应该交给下一代来解决,并表示“中方已经做出了其所能做的最大程度的表态”。

   如上所述,中日政府双方不仅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共识,并且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确认。即便日本政府意图通过删除外交记录否认客观事实,但正如上文所述,有关中日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共识的经过是有历史史料记录可依、不容否认和质疑的事实。

   三、日本国内关于战后钓鱼岛问题爆发原因的歧见

   由于近年来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使得日本国内开始重新思考是何原因引发了战后钓鱼岛争端这一问题。对此,日本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由于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引发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之争,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由于中国为争夺钓鱼岛列岛周边海域资源而引发了钓鱼岛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应该由谁来为战后再次引发钓鱼岛争端而负责的问题。

   3.1认为美国对日政策引发战后钓鱼岛问题的观点

   在认同钓鱼岛问题始于美国政策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所谓“中立政策”是引发钓鱼岛问题的关键所在。滑铁卢大学日本教授原贵美惠在其专著《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盲点》一书中指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中立政策”,旨在通过在中日之间尤其在冲绳周边保留一块纷争之地,从而强化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正当性。原贵美惠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钓鱼岛问题是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获得最理想结果的一个重要抓手,钓鱼岛问题和北方领土问题一样,都是美国埋在东亚的一个楔子。此外,孙崎享和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在归还冲绳时故意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采取了所谓“中立政策”,而这是导致后来钓鱼岛问题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一做法无疑使得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楔子,并指出中日双方在没有主动寻求解决问题前便大肆渲染领土问题,这对日本而言百害而无一利。

   与上述研究中认为美国将钓鱼岛问题作为其控制亚洲的一枚棋子的理解不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是为了从中抽身,而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复杂化。矢吹晋在其《尖阁冲突始于冲绳归还》一书中认为,美国通过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与“施政权”剥离成两个部分的方式,既实现了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列岛的要求,又避免了卷入中日主权争夺之中。因此,美国是为了更好地从中日领土争端中得以脱身而采取了所谓“中立政策”。但矢吹晋也强调,由于日本政府没有认清这一事实,盲目地认为有了施政权自然就拥有了主权,因此日美两国政府在《冲绳归还协定》中就钓鱼岛列岛的处置上出现了认知偏差,进而最终导致了钓鱼岛争端再次浮出水面。此外,日本NHK执行制片人盐田纯在其专著《尖阁列岛与中日外交证词·日中美“秘密交涉”的真相》一书中指出,美国出台“中立政策”是在其亚洲的盟友,即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妥协的结果。在1969-1971年出现中美和解等冷战格局产生巨大变化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为顾及台湾当局以及中方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主张才采取了“中立政策”。由此可见,对于美国提出这一政策的目的及其作用的理解上日本学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分歧。

   事实上,就是否要坚持所谓“中立政策”美国内部也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在日美即将签署《冲绳归还协定》的十天前,时任美国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彼得·乔治·彼得森曾大胆向时任总统尼克松提议不应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予日本政府,维持现状才是明智的选择。而这一提议的背后其实是台湾当局通过将钓鱼岛问题与纺织纤维贸易问题挂钩的方式,作为交换条件使得彼得森向尼克松提出了这一提议。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强烈反对。基辛格表示,“如果在六个月之前提出,则情况可能还会有所不同,但现在提出此意见,日方将认为美方在故意破坏《冲绳归还协定》。”“如果美国现在向日方提及钓鱼岛主权问题,日方将认为美国是为了和台湾就纤维问题达成协议才将‘日本的岛屿’交给中国。”最终,尼克松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二者间选择了后者。

   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中立政策”最初可能意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盟友进行利益平衡,但最终还是基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抽身而去将其制造的争端丢给了中日两国。

   3.2认为战后钓鱼岛问题始于资源之争的观点

   关于战后钓鱼岛问题始于资源争夺是日本政府的重要主张之一。其根本目的是将中国塑造成“现状挑战者”,意图将引发钓鱼岛争端的责任转嫁给中国。

   神户大学名誉教授芹田健太郎在《日本的领土》一书中以及关西学院教授丰下栖彦在其《什么是“尖阁问题”》一书中都强调,战后钓鱼岛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是由于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发布了钓鱼岛海域可能蕴藏大量石油资源的调研报告后,中国政府为了获取该海域的油气资源才宣称其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进而引发了钓鱼岛争端。日本外交防卫委员会委员中内康夫认为,中国直至1970年在东海发现石油之前并未对钓鱼岛列岛置于美国管理之下提出任何反对,因此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认为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而仅是为了争夺海底资源才宣称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法教授坂本茂树甚至搬出“两个中国论”,认为在该海域发现石油后是中国台湾地区首先提出了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主张,中国大陆为了获取该海域的海底资源故而顺势开始主张主权,因此中国大陆提出钓鱼岛列岛主权主张是为了获取油气资源而进行的一种“搭便车”行为。

   3.3对日方错误观点的辨析与反驳

   上述将引发钓鱼岛问题的责任嫁祸于中国的这一观点,事实上是混淆视听、倒打一耙。中方早在联合国发布钓鱼岛海域资源调查报告十余年前就已经了解到钓鱼岛周边海域可能蕴藏有大量石油资源。中国地质学家、石油勘探之父李四光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石油可能存在于与海源沉积截然不同的陆源沉积之中。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海洋地质学家也开始发表在黄海、东海以及渤海进行的地球物理调查的报告。此后,随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发现大庆油田等,使得中国的石油自给率不断提高,进口依存度大幅下降,到1965年时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只有8000吨,进口依存度降至0.07%,已经进入了由石油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转变的过渡时期。

   然而,与中国当时的石油状况相比,日本于1955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量急剧攀升。为满足其发展需求,1965-1970年的五年间日本石油供给量从3562PJ上升到了8676PJ,增加了约2.5倍,但与其巨大的石油需求相比,日本国内的石油自给率不足整体供给量的1%,其余99%都要依赖来自海外的原油进口。

   由此一目了然,日方认为中方是为了获取该海域的石油资源才要与其争夺钓鱼岛列岛主权,然而殊不知正是由于日方自己觊觎该海域丰富的石油资源,才会认为他国也会与其有同样的想法。这正是印证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道理。

   四、日本国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其他研究

2021年4月,我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这是我国围绕钓鱼岛列岛发布的第一份重要自然生态研究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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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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