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我的老师叶世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2-05-19 0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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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兵  

  

   听到叶世昌老师仙逝的消息,片段的思绪立刻就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我最早知道叶世昌老师,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河北财经学院的图书馆或者马列教研室资料室里,那是一个财经类院校的图书馆或者是资料室,叶世昌老师的一本蓝灰皮儿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和另一本绿皮的198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不知为何,非常醒目地在书架上排列的。也许是和那个时候所有的书籍装帧不同,两本非常朴素和颜色简练的封面均有着古代纹饰或钱币的底纹,与书架上的其它书籍显得风格有异、极为显眼。而我当时正在学校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这是两本特别好的参考书。

   真正见到叶世昌老师,应该是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钱币学会正将中国钱币学这一绝学在社会上进行恢复工作,我非常荣幸地和叶世昌老师成为了当时的学术委员之一。有一年在上海开会,在南京路和平饭店和叶老师等钱币学界的领导、前辈学者一起吃饭,印象极为深刻的。叶老师,温文尔雅,满面笑意,侃侃而谈,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者。

   再就是有一年,好像也是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和叶老师在成都相逢,先是去武侯祠,叶老师非常认真地给我们解读了武侯祠那幅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对这副对联的语意、文采、哲理很有心得。在杜甫草堂,大家怀古喻今,抒情寄怀。那时的杜甫草堂,一进门还有一个小小的钱币市场。我倒是流连忘返,叶老师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特意要到锦江西岸的望江楼公园去,我们在公园转了一个下午。只记得他当时在薛涛井旁边给我讲了薛涛笺。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和留恋锦江边上望江楼这个公园。

   再后来就是2000年后在复旦大学,我认认真真地听了一年叶老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每一堂课上叶老师都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声音洪亮,从他的讲述中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讲学中自己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如坐光风霁月之中。只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那极有韵味、浓重的台州口音,却让我们很多北方同学有些吃不消。叶老师的课堂确实有“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境界。

   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对唐庆增先生和我们货币史、钱币学现当代鼻祖级的学者彭信威极感兴趣。除了专业的原因之外,对唐庆增所收藏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名著的版本和彭信威先生的货币收藏是极为好奇。他们已经超越和弥补了学者注重文本而不善于或者从不解读物质材料的缺陷。

   也是从叶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唐庆增,字叔高,曾留学美国,有《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及一些相关的著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各高校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建国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1972年70岁逝世。唐庆增一方面明确宣扬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同时强调“私人不愿意承办,或无力经营者(如重工业)应由国家举办”。他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首要目的是创造中国的经济科学,“欲产生一适合国情之经济思想,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之历史不可,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他认为“世间一切学说与制度,本无绝对的是非,适于甲国者,未必合于乙国,当以能否适用为断,不能一概而记也。”当年这些都曾和叶老师讨论过。

   彭信威更是货币史、钱币学的大家,叶老师认为他的《中国货币史》无论从分析方法、体例还是叙事逻辑上来说,都是中国货币研究史上的一次创新。围绕着货币制度、购买力、货币思想以及金融机关,将几千年的史料组合为货币体系下的逻辑整体,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

   在上海期间常与叶老师谈论两人的著作,从中也习得了不少掌故。叶老师曾经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过,他还告诉我财大的图书馆收藏着那个时候许多没有出版的油印本,因此一直想去看一看,这个愿望到今天也没有实现。

   然后就是和叶老师一起做《清史》的金融篇,这是文化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的清史编纂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我和叶老师天南海北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本来清史的货币编跟金融编是分立的,我负责货币编。叶老师建议统合在一起来体现货币金融的完整性。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领会了叶老师认真、深究、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风格。毫不客气地说,他认真修改了货币篇的篇章结构,核查了资料出处,运用档案资料对一些二手材料进行了置换,修正了一些观点。有时为了一条材料他还把钟祥财老师拉进来认真查对。可以说他是一字一句,从出处到档案,又将货币、金融两个部分重新认真地梳理了一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由衷地敬佩他的行动感召。其间,我更多地是听从了叶老师的修订意见。也正是在他的激励下,该课题才得以完成,才得以交了差。“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叶老师对学术的态度和追求,是我们这些晚辈在精神层面上难以企及的。恰是在这些方面,他以一个学者对学术的真挚态度,呈现了人性的光辉。那个时候叶老师还在加紧修改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2017年出版后,他专门寄给了我两部。

   邯郸路南边的复旦大学文科大楼南面和东边各有一条小路,想当年充满着烟火气,有卖各种小吃的,印象深刻的有桂花鸭,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人就地摆摊卖旧书。我就是在那儿买到了民国商务印书馆版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那时候从文科楼出来,或者是从南向西边去鹿鸣书店,或者是在东边去复旦本部的那条路上,常常在风娇日暖之时会碰见笑眯眯的叶老师,真有雨霁斜阳人自闲的意味,他会满含笑意地冲你点点头。每当这个时候,你耳边会不由自主地响起 Louis Armstrong那饱满的The Wonderful World的乐调和歌声。

   毕业后再去复旦开会,记得有一次和同学专门到叶老师家里去看望他,老师仍然是满脸笑意。最近几年,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发个拜年的短信。我这儿存了他两个号码,上上个月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给叶老师发了句问候语,没想到一个月以后就听到了他仙逝的消息。

   叶老师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字是可以去掉的”。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他系统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研究问题。持续不断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金融史研究方面进行推进,“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和金融史学研究相结合、重点问题探讨和系统教材撰写相协调、理论抽象和历史描述相统一的鲜明特色”。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就“银行”这个词在发现了新材料后,那极为兴奋的模样。他所有的著作都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和好评。2018年获得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大疫期间,我校封闭,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春天,这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先是杏花、桃花、西府海棠,然后是满地的紫花地丁、蒲公英和东京早樱,以及挺拔的玉兰。再后来就是富贵的牡丹、日本晚樱,高大的楸秋、梧桐也春满花枝,甚至七叶树都凸显了红色的点点。从80年代中期到如今,钱币学、货币史、金融史、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界成果,已从一枝独秀发展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想叶老师对此会心满意足,如沐春风的,他依然会含笑地看着这一切……

  

   2022年4月17日撰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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