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疆古代“路网”遍布天山南北，在地缘上连通着中原与西域，确保了我国疆域的完整与统一，在情感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水乳交融，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在整体观的历史视野下，历时性地考察新疆古道考古遗存，可见新疆境内集军事、交通为一体的“路网”体系，与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行政设置，及完整的疆域空间布局高度对应。新疆古道是维护我国疆域统一完整的历史之“道”，是保障我国政治共同体不可分割的认同之“道”，更是促进边疆多元族群共生共存的融合之“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历史演变。

　　 [关键词]新疆古代路网；疆域；道路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建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楼兰地区史前遗存的多学科研究”（17AKG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海芳，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副编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考古、民族考古。刘学堂，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疆考古、丝路考古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特质是“共同性”[1]，即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疆域，共同书写的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培育的精神[2]。虽然“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近代，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3]（P.3），要认知基于“政治、地理、思想、民族大一统”[4]的共同性，理解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连续叙事”的内在逻辑[5]，需要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动态地思考华夏多民族国家从“多元”到“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过程。

　　 历史视野是习近平总书记民族思想的理论底色，“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历代在民族事务治理观念上，既强调天下一统，又强调因俗而治。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治理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6]（P.26-32）。”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7]（P.166），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8]（P.1），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7]（P.149）。

　　 目前，关于历史演进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涉及理论建构、思想脉络、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例如，徐杰舜从理论视角指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我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撑[9]。方堃等探讨了历史变迁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共生特征，认为“多元”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源，“一体”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觉[10]。李贽等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分析了我国“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传统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国情[11]。严庆等人从“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演变，思考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12]。王巧从历史视角梳理并分析了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13]。王文光基于二十四史中关于边疆民族的史料文献，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谱系[14]，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紧密联系[15]。陈纪等人强调，要充分挖掘各民族历史上的共性要素，即共同的历史记忆等，并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16]。

　　 前期研究可见，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其“进行时”的动态性，更能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真实。本研究以新疆古道遗存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作为物质遗存，考古材料在客观证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方面，具有比文献材料更明显的优势；二是新疆路网布局与历代中央政权通过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域完整的举措呈现出高度的对应性，道路通达之地皆为国土，路网遗存是通过建构“道路共同体”实现“疆域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物证依据；三是新疆幅员辽阔，有史以来，多元族群交错杂居，共同开发建设边疆，丝绸之路贯穿全境，古道遗存丰富密集，是我国交通网络中最具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经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做出过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为此，本文通过归纳整理新疆交通考古资料①，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新疆的“路网”变迁，思考历代中央政府如何依靠道路建设将新疆纳入到中华疆域之内，如何依据道路维护实现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如何在道路场域内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的演变，并实现、维护大一统的格局。

　　 一、汉代开通丝路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其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与行政效能[17]（P.2），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将交通建设作为国策之重。秦汉时期，我国疆域不断扩展，实现“政治、地理、思想、民族大一统”[4]成为中央政权的最高政治追求。为了建构并加强“政治共同体”，汉代中央政府将这一政治诉求落脚在建立“道路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上，即以首都为中心，建立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路体系，以期通过道路的建设实现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与民族团结。在汉王朝开辟的路网系统中，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借助国家控制的路网系统，使中央的行政力量与国家意志，到达天山南北，将西域纳入“大一统”的“道路共同体”内，并将西域各民族纳入“大一统”的国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14]。

　　 （一）汉代新疆“三通三绝”的道路建设及“新北道”的形成

　　 汉王朝开通的丝绸之路（见图1），随着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深度逐渐拓展。原有北、中、南三道，由于北匈奴阻拦北道，《汉书·西域传》只记南道与北道（原中道），即“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西。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8]（P.3873）”两条干线之外，又有若干支线。

　　 汉王朝统治西域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西域之路时通时堵，经历了“三绝三通”[19]（P.24）的历程，详述如下：

　　 一通一绝：公元前101年，西汉在轮台（今库尔勒西）、渠犁（库尔勒、焉耆之间）设置“使者校尉”，垦荒屯田，以后又设立“护鄯善以西使者”，其目的是保护丝路的畅通。公元前60年，统领西部匈奴的日逐王率众归属汉王朝，汉王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于乌垒（今新疆轮台东），改“护鄯善以西使者”为“都护”，意为兼护南北道在内的整个西域。

　　 公元16年至73年，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影响到西域交通的发展。东汉政府认为北疆未定，国力未复，不愿再派西域都护，丝绸之路第一次出现短暂的停滞。

　　 二通二绝：公元73年，东汉政权稳定后，依据西汉时期经营西域、管理交通的经验，汉军北征匈奴，继续采取联合西域诸部“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措施。鉴于交通要冲楼兰因风沙缺水衰败，丝路线路改变，土地肥沃、宜农宜牧的伊吾（哈密）、车师成为得之则成、失之则乱的交通要点，汉明帝命奉车都尉窦固、耿忠“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次年，置都护、戊己校尉。

　　 公元76年，章帝因国力不足停止伊吾屯田，召还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丝路交通第二次告中断。

　　 三通三绝：公元91年，班超定西域，任为都护，居龟兹，又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置戊候部。公元94年，班超复发龟兹、鄯善等击破焉耆，自此西域五十余部悉数复归内属[17]（P.486），丝路再次畅通。

　　 公元107年，汉安帝以“其费不已”为由，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丝路第三次中断。

　　 公元123年，东汉王朝拜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田柳中，次年到楼兰，鄯善归附。他又联合龟兹、姑墨、温宿、鄯善诸部，发兵车师前部，赶走匈奴王伊蠡。公元125年，班勇复发酒泉、敦煌及车师前部、鄯善、疏勒兵马到车师后部，使得丝路再次畅通。车师归汉后，其间道路联结起来，形成了“新北道”的道路网络。

　　 （二）考古所见汉代西域“路网”与“大一统”格局的建构

　　 尽管汉代丝路时通时阻，但是仍然以“通”为主流趋势，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所见交通考古遗存，为上述道路开辟及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依据。“汉制，县有蛮夷曰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聚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合耳”[20]（P.1），为了保障这些相当于“县”的行政机构，即“道”的畅通，汉政府在西域各道上修筑了许多城垒与烽火台，驻扎戍兵，执行军事任务，兼管交通，重要之处还设置关卡，稽查行旅，形成了点线结合的道路网络。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下，审视现存交通考古遗存，可见“国家在场”视域下道路网络的建构，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1]（P.686），这种依据国家层面的具体行政策略，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汉代新疆的古道遗存，主要集中在阿克苏、巴州、和田及吐鲁番地区，分布规律基本与文献记载中的南道、北道的线路吻合。阿克苏地区为汉政府设西域都护府的辖地，是汉政府西域屯田的重要地区，也是西域汉代军事遗址分布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存较好的军事重镇有新和县的乌什喀特古城、玉奇喀特古城等。在玉奇喀特古城中，曾出土过“汉归义羌长印”与“李崇之印”两枚印章，“李崇”为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汉归义羌长印”是汉政府颁发给该区域羌族首领的官印，“归义”则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可见汉代时，南山羌族与西域其他各族一样，均接受汉政府的统辖[22]（P.217-233），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巴州地区罗布泊北缘的楼兰、营盘古城及孔雀河烽燧群等遗存，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以孔雀河烽燧群为例，目前此处已发现的烽火台有11座，自营盘古城以西沿孔雀河北岸呈东南——西北分布，分布线长达120千米，是汉代楼兰道上走向清晰、相互关联并形成系统的军事预警设施，它们承担着军事报警、维护丝绸之路交通安全的职责。再如，位于若羌县的LE古城，曾出土3件汉文木简、一卷完整的汉文纸文书和两张汉文纸文书残片，其中两件汉简的年代分别为公元266和267年，还出过一枚五铢钱，该城被认为是汉代“楼兰道”上的桥头堡。

虽然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流传中，和田地区仅存麻札塔格戍堡这一处军事遗址，但是也正是这一处古道上的重要遗址，印证了早在汉代，在西域都护府的统辖之下，和田就已经正式归属祖国版图。位于交通要塞之处的尼雅遗址，曾出土汉式斗拱、雕花窗格、汉文木简、汉式铜镜、漆器，以及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代表的大量精美的汉式丝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