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任会长张海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殖深厚，著述宏富，造诣精深，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系作者对五十余年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作者回忆了在近代史所所经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追溯了长期以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历程，其内容之深度、广度不仅是作者本人经历的写照，也是五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启示意义。本刊特发表张先生的这篇自述，以飨读者。

　　 前言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家乡在汉口以西不过50公里的汉川县农村。大革命时期汉川县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还成立过苏维埃政权，日本侵略军到过那里，新四军也在那一带活动。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那里驻扎。我上过一年私塾，1946年上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

　　 1951年小学毕业，我考上湖北省立马口中学（省重点），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1954年的长江大水，冲掉了我上高中的梦想。1954年7月到1956年8月，我在家乡种田，当了两年农民，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全过程，当过高级农业社会计。1959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也经历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全过程。

　　 我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交问题。我本来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报考外交学院，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我没有能够去读外交学院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来了。此后，我的人生和我的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一、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1964年8月中旬，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年，我刚满25岁，青春焕发，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满40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两鬓已初现华发。

　　 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我被分配在政法组，替政法组中国代表刘思慕做秘书，整理会议记录。郭永才被分配在历史组。在那里服务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的人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前学了一个月文件，包括“前十条”“后十条”“刘少奇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等。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1959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在全所大会上，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读了决心书。10月30日我们抵达张掖县城，学习一周，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的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的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我和王忠先生（副研究员，专长西藏史，现已过世）分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贾家寨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蔡美彪。

　　 我们在张掖农村生活了8个月。我们的工作，按照“桃园经验”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一落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几斤粮，有些男女关系。“访贫问苦”1个月左右，没有发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2月，中央有新的文件俗称“二十三条”发下来，学习后觉得很高兴。“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概念一出来，我们觉得生产队、生产大队没有党内走资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时，当地干部群众都来欢送，似乎有点难舍难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二十三条”是纠正了“桃园经验”的偏差。2013年7月我顺道到贾家寨探访，遇到了当年生产队褚队长，他还认识我。他说当年工作队把他们都解放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很是感谢。

　　 1965年6月中旬，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上孟、下孟、于口几个生产队里，目的是完成国家规定的大学生劳动锻炼时间。这个生产队在山区，没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经营果树，主产梨。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7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1948年淮海战役，黄县各村里的农民，人人都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陈毅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在黄县农村有了比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在黄县县城作劳动锻炼总结时，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回到北京以后，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写批判吴晗的文章。那个时候批判吴晗，是一种学术批判。他给我布置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花了1个月时间，写好了给他看，他对我的文章不满意，对我说还是去读书吧，要我多读点书。实际上，那时对吴晗的批判已转向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他很着急。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地点是江西。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领导的，1963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这期间，学部各研究所除了批判吴晗，还批判“三家村”“青春漫语”。“青春漫语”是在《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执笔者是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那时候，各大报纸大张旗鼓批判“三家村”，学部则在组织批判“青春漫语”。批判的材料都印出来发给我们，各所都开批判会。1966年5月下旬，学部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署名的，矛头直指杨述及其“青春漫语”。5月30日，近代史所召开全所（部分人员在江西“四清”工作）大会，批判“青春漫语”。我被安排为第一个发言。西郊组党分支部决定大家可以写大字报，参加“文化大革命”。学部《新建设》编辑部在近代史所张贴大字报，揭发副所长黎澍替《光明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是大毒草。黎澍是大家都很尊重的理论家、近代史所领导，忽然被揭发，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我写了一份大字报，质问黎澍何以写出那样的大毒草。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在西郊组和所里贴了出来。

　　 1966年6月4日，学部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学部大会，批判“青春漫语”。近代史所挑选了我和沈庆生到学部大会上发言。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还配发了史绍宾的长篇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史料，包庇吴晗。社论批评的矛头直接针对近代史所。清早就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社论。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相当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论点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点名。第二天我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学部大会上发言。我想，前一天有社论，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发言，应该回应一下社论，我就在发言稿的最后加写了几句话。我把这个发言稿给西郊组的负责人余绳武同志看，他没有反对，说可以。随后我知道西郊组内有不同意见。余绳武告诉我，是否讲以及如何措辞，由我决定。6月4日，在学部批判杨述大会上，学部分党组成员（包括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等）以及刘大年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按照大会安排，我是第四个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我说，我们一定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台下有人高呼刘大年下台。哲学所、《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学部党委特别是关山复包庇杨述，把矛头对准学部党委，刘亚克等人上台争夺麦克风。我想，这次大会应该是学部“文革”的正式开始。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近代史所也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6月15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不知道所里在酝酿什么。6月15日上午，部分党支委、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当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确定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会。我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随后成立的近代史所“文革”领导小组里，我担任副组长。组长还是学部“文革”小组（后来是学部联络委员会）成员，所里的工作主要由我来管。这样我就成了近代史所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主要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批判刘大年和黎澍先生。对其他人，触动不多。在我后来挨整的时候，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还有荣孟源、金宗英、丁原英等先生都替我说过好话。

　　 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是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此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

1968年12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1969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