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观念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2 次 更新时间:2003-07-25 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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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辉  

  

  一、性观念的概念

  

  性观念亦称性价值观念(sexual values),它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只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对它做出概念上的静态表述。“性观念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观念对行为的影响极大,而观念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个体,由于所接受的文化影响的不同,其观念真是千差万别,特别是在性问题上更是如此。性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性问题的道德评价。” [1]

  我国近十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论述,如刘达临的《中华性学辞典》和《中国当代性文化》,潘绥铭的“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基本特点”、“明清小说中的性观念”和“性学指引着性价值观”,徐天民的“当代中国性观念之我所见”,徐润田的“什么叫性观念”,“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性观念的建设问题”,朱琪与徐震雷的“性价值观” 及方强的“树立和倡导科学进步健康有益的性观念”。

  《中华性字辞典》是如此表述性观念概念的:“性观念是经过社会文化锻造的性心理,因此它带有浓重的性文化色调。性观念体现出特定社会文化对性问题的看法、态度。…… 个人之间的不同性观念与个人的志趣、所受教育、生活道路上的文化沟通有关,故而通常代表特定群体的思想倾向。”

  徐润田认为:“性观念指对性的总的认识和看法,包括对性生理 、性心理、性行为、性道德和性文化等的总的认识和看法,包括恋爱观、婚姻观和对性别角 色看法等。”

  徐天民倾向于认同徐润田的上述表述。他说:“因为从性的本质属性来看,性有三重属性:生物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这种综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综合的性观念。”

  潘绥铭认为:性观念是由性科学知识和性价值观共同构成;性科学知识即人对人类整体的客观性活动的科学认识,性价值观是指人对自身和他人性活动的主观感受与评价。

  朱琪和徐震雷说:性观念是“对性的总的认识和态度。包括对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性道德、性规范和性文化等的总的认识和态度,有恋爱观、婚姻观、对性别角色的看法等。可分为社会性观念和个体性观念。”社会性观念是“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变化和发展逐渐形成的对性的总的认识和看法。”个体性观念是“指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性的总的认识和态度。”“社会性观念……反映出大多数社会成员性观念中的共同性。个体性观念是在社会性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反映社会性观念的内容。”

  方强的最新界定:“所谓性观念,实际上就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性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认识的总和与体系。”

  以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为基础总结性观念的定义,可以这么认为:性观念是群体与个体在对诸如性生物学、性医学、性心理学及性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结合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或国家的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价值准则和法律规定所形成的对人类性活动的总体认识和理性思维。由此可知,性观念并不是一个固定与僵化的概念,它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性观念,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时它又必定会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特定社会的性观念一般来说总会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相适应。无论过去的性观念在今天看来如何地不合适宜,应当说,在那时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从同样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旧的性观念必须由新的性观念所替代,新的性文化建设必须以新的性观念为先导。方强教授对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新的性观念作了全新的诠释和指明了方向:科学、进步、健康和有益,并提出了性观念的11个主要内容:性的自然观、性的卫生观、性的功能观、性的价值观、性的功利观、性的道德观、性的法律观、性的审美观与幸福观、爱情观、婚姻观和性的教育观。

  科学的性观念含义是指对性的自然客观规律和性的社会必然规律认识的真实水平;进步的性观念首先体现在科学认识水平之上;健康的性观念以是否能够增进个体和人类整体的健康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为衡量标准;有益的性观念针对性的观念形态是否会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稳定产生积极效应。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性禁锢的观念、性放纵的观念都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潮流,都不仅会给个人身心造成损害、破坏家庭幸福,而且会对社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因而,它们都不是科学、进步、健康和有益的性观念。

  

  二、性活动目的的观念

  

  金西对性活动下了这样的定义:“性活动是指一切可能促使行为主体达到性高潮的活动的总和。”潘绥铭认为:“性活动包括性行为,也包括非直接肉体接触,但仍以获得性高潮或性感受为目标的行为”。原始人基本上不认为男人和女人的性交与生殖具有因果关系,他们致所以仍然从事性活动,是因为性的愉悦功能的缘故。性至少有三种基本的功能,其一是满足个体的性需要,其二是生育,再之是情爱功能。冯捷和马晓年补充了第四个功能,即性的性别联系作用,他们说:“看来,性在不同层次上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与性相关联的无数事物中,有四个领域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生殖、愉悦、性别和情爱。性行为与这四个方面纵横交错,性与其中的每个方面都不能划等号。”[2]

  性活动的愉悦目的是人类首先自觉或不自觉寻求的目的,它从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即被人类作为性活动的内容加以培植和推崇;它是一种性的客观目的。但是从农业社会起,由于产生了私有制和人类认识到了性交的生殖功能,性活动的愉悦目的的认识逐渐淡化乃至于被非理性地极度压抑,以致于形成了“性即生殖,生殖即性”的性观念。这种性观念直接导致的是性活动“唯生殖目的论”的泛滥。

  在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里,关于性的目的是生殖还是快乐被严格地当作一条“非罪”与“罪恶”的分水岭。教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性活动为生殖是可以允许的,正当的;性活动为了快乐是不允许的,不正当的。这种观点源出于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 婚姻与性欲》一书。他谴责了任何为了满足色欲的性行为,认为凡不是为了生殖的性生活(包括避孕)是特别罪恶的。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避孕和非生殖的性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生殖的目的。奥古斯丁所代表的伪善性观念,在公元386年他所论及的一段话可以佐证:“不管娼妓是何等的低贱、邪恶、不道德,但它是有必要的。如果把娼妓从人类的事物中剔除出去,那世界将会被色欲所污染。”

  在中国,性活动“唯生殖目的论”表现在几千年积淀的封建世俗观念里,人可以只为生育而保持或假装保持对性不感兴趣。这就是中国一度占统治地位的性观念。生儿育女不仅是为了给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家庭提供劳力和财产继承者,而且是为了把血脉承袭下去。1974年有一位叫约翰·莫尼的西方性学家在中国考察后写过一篇观感,他说:“也许,当今中国并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正式的性学观念形态。我只是依赖那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无意中我撞见了一条标语:‘谈情说爱是一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思想疾病’。……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婚姻生活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而不是性娱乐。”[3]以性的“唯生殖目的论”为思想武器,无论是西方的古典哲学和宗教教义,还是中国自宋朝以来发展起来的封建理学,都不谋而合地推行着禁欲主义的思潮,一个披着宗教教义的外衣,另一个插着封建主义的标签。然而,在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后期开始,伴生了性的“快乐主义”;在中国,则有伴随着从性的愉悦目的为基础,配合了禁欲主义而加以改造了的性的“延年益寿论”。

  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过分强调性行为与生殖的因果关系,在最少限度以内并不禁止直接进入式性交(尽管在观念上仍然认为是对上帝的背叛或罪孽),但却禁止其它一切形式的性活动,禁止爱抚、甚至于严禁男女的正常社会交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禁止程度不等,概莫不如此。这种观念发展至极,就是“禁欲主义”。

  性活动的“快乐主义”“虽然注意了性本身的目标是身心的快乐,却又把这种快乐极端化为某种至高无尚的、人必须孜孜以求的外来物。这种‘快乐论’反而放大式地否定了性本身的自然目标。”[4]性活动的养生功能本来是“中医性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性观念发挥积极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中国性观念的一大特色。”[5]但是中国的道教却将中医性医学的这一理论思想衍化为性的“延年益寿论”。

   道教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目标是成神变仙,长生不老,既要得“道”升天而去,又要永留人间。道教把性行为作为修炼的手段,它至少在观念上要以牺牲女性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而达到得“道”的目的的,即所谓的 “采阴补阳”。这种观念极大地扭曲了人类社会男性和女性本应和谐的自然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东方的性的“延年益寿论”是西方的“性快乐主义”的翻版。

  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性自由”和“性解放”对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动摇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但是“性自由”和“性解放”造成了性纵欲和性混乱,单给美国就造成了几百万私生子和单亲家庭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曾任英国保守党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表过上世纪80年代有代表性的评论:“我们正在遭到 60年代播种下去的东西的报应。那些时髦的理论和放任的哗众取宠的语言,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古老美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都被抹了黑。”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Celia Haddon)在他的《性的界限》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方面,性革命使我们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另一些镣铐重新奴役了我们。”[21]潘绥铭对“性自由”和“性解放”所造成的恶果,从更深远的理论角度作了评述:“性革命对西方社会的现在与未来,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恶果,即是形成了新的性崇拜和性宗教。这种性宗教的神和偶像就是性高潮。性宗教与西方盛行的‘唯科学主义’有关,在性革命中,许多人片面地理解和宣传性学的研究成果,用性医学完全取代性哲学和性社会学;而且不顾性医学和心理学的其它成果,单挑出性高潮理论来加以神圣化和崇拜化。结果与性有关的一切问题,不管个人的社会的,直接的间接的,全都围绕性高潮转,甚至全都简单归纳为性高潮问题。”[6]

  性活动的情爱功能这一命题似乎在暗示性活动产生情爱,性活动是因,情爱是果。其实性活动的外延极广,只要是带有性的情绪的活动,那怕是一个“秋波”,这也是性活动。男性和女性这两个天然性别体以异性的引力彼此吸引而产生情爱不仅是合乎自然的,而且是道德的。在文明社会,异性的吸引力不仅仅体现在异性外表的性征美,更重要的应包涵异性个体内在的心灵美。异性的外表美可以引起性吸引,而异性心灵美的互相交融才是培育情爱的甘霖。谈情说爱就是一种能导致产生情爱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与情爱同步发展,终会导致肉欲与情爱的融合。所以,性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情爱。

  关于肉欲与情爱的关系,先哲们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或精辟、或过激、或偏颇的议论。罗素主张肉欲与情爱和谐共存。他曾谈论有爱的性行为与单纯的性行为之间的区别:“爱情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正如大旱之后的甘霖对于植物一样。没有爱的性行为,却全无这等力量。一刹欢娱过后,剩下的是疲倦,厌恶,以及生命的空虚之感。爱是自然生活之部分,没有爱的性行为可不是的。”

  柏拉图的一些著作都否定性行为,却赞赏心灵之爱,他曾说 :“任何一种快乐都不如肉体的爱来得更巨大,更强烈,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缺乏理性了。”他把男女相爱的目标指定为非肉体的精神结合,这就是传统上被称为 “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柏拉图的这种观念后来成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义诅咒性欲、限制性行为的思想武器。

  弗洛伊德曾经说:“当我们毫无阻碍地便可获得性满足时,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时期,爱便变得毫无价值,生命也呈现一片空虚。……事实上,基督教的禁欲趋势曾创造了爱的心灵价值。”李银河把弗洛伊德此段话作为她的总结的例子,她说:“有的人并不认为性就是恶,是与爱截然对立的,但仍认为性与爱处于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中,性多了,爱就贬值;性欲被禁,爱情反而会增加。……这就是说,性的满足会损伤爱;而性的禁制才有利于爱的产生 。”[7]

  提及到性活动的目的是情爱,在此还不得不说一说“婚姻”。婚姻是什么?它是发给以情爱为基础而达至性活动的男女的一份合法证明书,是一对男女所共同培植出的情爱在法律上的“注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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