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自然价值”将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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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无价值?这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科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人类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而出现这一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在自然价值的问题上发生了颠倒。

  

   余谋昌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自然有价值的学者,近年来在生态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最近又完成了《自然价值论》[1]一书,对自然的价值进行了系统地论述。作者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20世纪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关键词”,而21世纪以“自然价值”为“关键词”。这实际上提出了21世纪哲学和人类文化转型的大问题。生态哲学将成为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主轴。

  

   20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建立了自然没有价值的科学哲学,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形势。

  

   本书关于自然价值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和思想,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生态学思维方式,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方法,提出自然有价值的观点,对自然价值进行系统论述,从自然的“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固有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自然价值的统一性,并对自然价值的性质、分类、评价、进化、生产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提出人类只能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科学与人文应当统一,建议“自然价值”概念进入决策机制。这一见解不仅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而且对于经济决策、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价值”(概念)的提出,是人类文化史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目前,这一变革正在进行之中。这正是当代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这不仅是价值观的转变,而且是一个事实存在的问题。

  

   此书是在吸收中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创造性力作,观点明确、论证充分、语言通俗流畅,引人入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余谋昌:《自然价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原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中华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的人格形象

  

   现代企业需要一种文化理念,现代企业家需要一种人生追求。这二者虽不是一回事,但是有密切关系。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具有很高的科技素养和管理能力,而且有很好的人格形象,因而受到社会的尊敬。

  

   无论是建造企业文化,还是树立企业家的人格形象,都不能离开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应当从中吸收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不是从表层或负面接受它,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深层底蕴理解和继承其精神生命,这样就能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人生的理想,得到人生的乐趣。

  

   在中国哲学看来,人有怎样的境界,就有怎样的形象,境界不同,形象就不同。境界似乎是无形的,但又是有形的,是在日常行为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它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制定人生的计划,推动事业的发展。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人有四种境界。一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和动物差不多,没有自觉。二是功利境界,有了自觉,但一切为个人功利打算,目光短浅。三是道德境界,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并能自觉地按道德原则行事。四是“同天”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同天”就是与宇宙自然界(即“大全”)同一,超越了各种界限,甚至有超越道德的意义。这样的人就是宇宙的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能“同天”就能“乐天”,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境界就是对整个宇宙人生意义的理解,它不是纯粹知识性的认识,如同生物学对生命的认识、医学对生理疾病的认识。它是对人生价值的自我体验和认识。有人说,人生价值是没有的,是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这话是不对的。人活着,如果没有价值诉求,那就和动物一样,只是比动物更聪明、更狡猾罢了。但是境界不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同。境界高的人,站得高,看得远,拿得起,放得下,能获得更多自由,有一种人格魅力,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能享受到快乐。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源。

  

   中国哲学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也是塑造人格形象的。它要解决人生价值、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终极关怀这类重大问题,也要解决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问题。这也是中西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不完全相同。西方启蒙哲学主张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具有优先性。现代自由主义就是代表。不仅如此,人还是宇宙的中心,人能够主宰自然界。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提倡群体精神,人是群体中的一员,群体大于个体之和。这与当前西方兴起的旨在批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有些接近。但是,在更深层次,中国哲学也重视个体,重视个人的德性主体、道德尊严、情感和意志自由。人不仅是家庭、社会中的一员,而且直接与天(自然界)相通。西方哲学将人看作原子式的个人即实体,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中国哲学则是从宇宙生命的意义上重视个人的,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德性,因而有自身的价值。西方有“天赋人权说”,个人权利不可剥夺;中国有“天赋德性说”,人是“顶天立地”的。中国的哲人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亦即无愧于自己的良知、良心,这就是个人的尊严。个人尊严不可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这些话就是指个人尊严而言的。

  

   所谓德性,只是内在的潜能,要实现出来,完全靠个人的修养和实践。企业家的人格形象也是在自我修养中形成的。这种修养建立在自尊和对自我价值的体认之上,同时又有一种自我担当和自信,能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信任和尊重。这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二者是互相包含的。说它是权利,是因为德性是我所具有的,由此表明我的价值,任何人不能强迫我做不仁不义之事;说它是义务,是因为德性只有实现出来,才有现实性,因此就成为对他人、对一切生命应尽的义务。这是一种善的行为,与法律上的义务不同。比如纳税人必须纳税,这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人道主义行为则是道德上的义务,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道德和法律应当是一致的,但人格形象主要是建立在道德(德性)之上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所谓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理念,但又不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天不是上帝,天就是自然界,但又有超越性的层面(天道),也有目的性(天地之心即生),神圣性。天赋予人以德性,天是一切价值之源。因此,人要敬畏天,敬畏天命。但天的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才是目的本身。所以,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同时又负有神圣使命,即实现德性,“为天地立心”。这就是中国“天人合一说”的根本含义。因此,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工具,更不能当作工具去使用。中国的“民本”思想即含有这层意思,只是缺乏程序化的客观的社会架构理论,因而不能真正落实,人反而成了工具。

  

   德性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是爱。人既要发挥个人的内在潜能,“实现自我”;又要关心、爱护和尊重他人和一切生命,“超越自我”。现代企业建立了“契约”关系,这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则,必须遵守;但同时又要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伦理关系,这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老板和员工之间不能只是冷冰冰的雇佣关系和金钱关系,当然更不是私人关系。“契约”和德性应当是统一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统一的。人越受到尊重,就越有自觉性、创造性,在市场行为和国际竞争中,尊重和诚信就更加重要。

  

   有没有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是不是“家族企业”?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实行家长制管理,提倡绝对服从,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继承这样的“模式”,这也不是儒家文化的理想境界。家长制应当代之以现代管理,这涉及经济结构的问题。从文化上说,儒家重视个人的素质和德性,重视人的内在需要。人既不是“经济动物”,但决不是反对经济发展;人也不是单纯的“理性动物”,但也决不拒绝理性。儒家特别重视人的情感,人可说是“情感动物”。但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下至纯粹的私人情感,上至宗教性的情感,儒家都很关注,但儒家提倡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

  

   人们常说,西方人重理性,不讲情面;中国人讲情面,不讲理性。从现实层面看,这话不无道理。现在不是到处都有靠人情、靠关系才能办事的现象吗?可说是“私情泛滥”,连外国企业家都感到头疼。但这同儒家文化有何关系呢?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决不能把当前的腐败统统归罪于儒家文化,当前的腐败现象正是儒家文化被扭曲的结果。儒家所提倡的恰恰是与正义等价值理性相关的道德情感,是有是非善恶标准的。反而在私人情感方面,儒家倒是缺乏正面论述和应有的界限,因而容易出现无序状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之心人人有之,但儒家强调“好善而恶恶”,善恶是客观的。人要满足情感需要,但必须合理,从这方面讲,儒家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中国人做事喜欢讲“情理”,古人称之为“天理人情”、“人情天理”,情和理是统一的。“情理”是有情感内容的,不是抽象的,是有价值意味的,不是价值中立的。这同西方的纯粹形式的、逻辑推理的、数学运算的那种理性确实是不同的。但这种理性也是重要的,是人类理性的重要部分,其特点是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使人“心安理得”。人生在世能不能“心安”,这是人的价值诉求的问题,“心安”就能得到快乐,“不安”就会受到谴责,包括良心的谴责,便无快乐可言。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指此而言的。

  

   西方的理性精神发展出现代科技(工具理性)与法制社会,在企业管理中讲效率、讲规则、讲程序、讲计算,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很需要工具理性。但是,仅有工具事不行的,还需要解决人本身的问题,这里包括人的素质问题(既有科学素质,又有人文素质),更重要的是人生价值的问题。而价值是由情感决定的,不是由科学认识决定的。

  

   仁爱是人生最根本的情感需要,也是最高价值和终极关怀之所在。在西方,爱被归结为上帝之爱,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最高实体),仁要按照上帝的启示去做。长期以来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没有上帝。但是中国有天,天赋予人以德性,仁就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所以,中国哲学提倡人的自觉自律,也就是“为己”之学。实践德性、仁德,就是敬畏天命,不是祈求天的保佑。

  

仁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是二者的统一。仁的内容很丰富,大体上有四个层面。它首先从家庭的“亲情”关系开始,从中享受到“天伦之乐”,并能获得精神力量。进而到社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能在工作和交往中和谐相处,受到尊重和鼓励。再进而到自然界,同情、尊重和爱护一切生命(动植物)甚至山川大地,实现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和谐,回到真正的精神家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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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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