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休闲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究竟何谓休闲？休闲在生活中有何地位和意义？这个问题就如同什么是生活一样，是很有哲学意味的。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休闲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观念，进入了学校课堂，被认为是“越来越成为决定人生幸福的核心因素”。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要不要休闲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休闲的问题。这套《休闲研究丛书》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参考教材。

丛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但是，最值得重视的是，丛书作者提出，在休闲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两种人类意识模式”，因此有一个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

现代休闲是在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背景下产生的，似乎是针对紧张、忙碌而言的。但从哲学上说，则是人的生活方式问题，并且与时间观念有关。从历史层面上说，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直接关联。正如作者指出的，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多了。但是，生活被物质化了，时间被商品化了，因此，自由时间虽然增多了，人们却变得更加忙碌了，感觉活得更加匆忙、更累了。这就造成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尽管我们本来认为自由时间的增长应当减慢我们的生活节奏，使我们生活得更为宁静而闲适。可是对很多人来说，真正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①] 这就是“现代性”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现实世界看作存在于三维时空中的分离物体”，而“时间是一条直线”，一切都是线性的，它“很自然地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竞争性的，追求外在目标的生活方式”[②]。这实际上是生命的一种分离。这种分离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作者特别指出，与古人相比，现代人的“大脑结构”发生了“错误的调整”，“引起了情感与理性的一种病态的分离”[③]，因而导致了工作与休闲的分离。休闲变成了工作之外的“残余”、“空闲”，只是为了恢复，以便再去工作。这样就形成工作–空闲–再工作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不管创造多少财富，获得多少权力和名望，都不能使人“满足”。人们常常“沉浸在一种空虚、无用甚至荒谬的自我感觉中，无论多少外在的成功也不能将之驱散”[④]。这种内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没有休闲哲学。

人类为了走出困境，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于是，便有另一种思维模式即后现代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是“精神性的，整体性的，或超越个人的”，其基本观点在于：“现实应被看作是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所有的事物都是某种宇宙意识的一部分。人类是这个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而无论是人还是更大的系统，都不能通过科学得到完整的认识。”[⑤] 很清楚，这种观点正是作者所提倡的。作者将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看作是现代的一场“战争”，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在这里，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十分尖锐的。

按照作者的观点，人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人类要提高生活质量，不能没有生态环境。在“一个人工控制越来越强的环境和一个贴近自然的环境，二者休闲质量会有根本的不同”[⑥]。根据这种理解，休闲就决不仅仅是“空闲时间”、“消遣”、“休整”和“恢复”的问题，而是人类必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把有用和效率看成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现代人“以破坏性的方式来分配包括时间在内的经济资源”，并将“摧毁生活资源：空气、水、土地、自然界的美丽和我们的遗传基因等”[⑦]，因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仅要改变生活方式，而且要“改变人类自身”，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进步”不再是财富的高速积累、物质享受的不断增加，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我们对生态的理解，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丛书作者从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休闲的意义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肩负着树立理想的责任而不是着眼于利益；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快乐，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是出于内心的爱好而不是出于外在的目的；是以本身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是本能的、自然的、知觉的，但又是有价值意义的，从本质上说，休闲就是发现生活的意义；休闲的本质是自由而不是外部控制，但自由又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即由外部控制变成自我控制；休闲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不是功利主义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不是有害于健康的；是有利于发展个性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是富有创造性的，不是单纯消遣的；是有益于道德完善、知识进步的，不是游手好闲、玩物丧志的；是自我超越的、神秘体验的、有“终极关怀”的那种情感，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工具化的、机械化的那种技能；是有敬畏感的，不是为所欲为的；是艺术的、人文的，不是工具理性的；是审美的、友善的，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所有这些，都是休闲的重要内容。

休闲是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提出来的文化观念，同时也是历史的文化观念。为了真正理解它的文化意义，不能不回到“传统的取向”即前现代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工作与休闲并没有完全分离，它是整体性的、田园式的，工作之中有休闲，休闲之中有工作，如此等等。前现代的人可说是有一种自然的时间观，以自然的方式享受生活。与现代思维模式相比，作者表示，“我们偏爱传统观念”[⑧]。这当然不是回到前现代的社会，过田园式的生活，也不是完全否定工业社会的“进步”，更不是彻底改变现代社会的“分离”（事实上，很难改变专业化、职业化的分工）。但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后现代的模式与现代模式是对立的，而与“传统取向”是接近的，而传统提供给我们的遗产是决不能轻视的。作者不仅讨论了西方思想史中的休闲文化，而且谈到了中国文化，谈到了孔子、老子、佛教，渴望“像孩子一样”地生活，认为“那些过着最真最快乐的生活的人也就是一些至少保留着部分童心的人”[⑨]。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是，要成为完整的人而不是分离的人。既然人类发生了情感与理性的“病态分离”，休闲文化就是从根本上治疗这种分离的。

中西文化有不同的背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发展的；中国文化是在儒、道、佛的背景下发展的。但是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的情感是能够相通的。我们确实需要沟通。在了解西方休闲观的同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我们自己的传统。罗素说过：“自从我了解了中国以后，我开始将‘进步’和‘效率’看作是西方世界的巨大不幸。我认为鼓吹难以做到的美德或过分的自我克制是不值得的，因为不可能得到强烈的响应。但是，我对把悠闲自得当作一种行为准则寄予希望。”[⑩] 这同作者所提倡的休闲是很接近的。无论道家的慈爱和“无用之为大用”、儒家的仁爱和“无所为而为”，还是佛教的慈悲和“如如”，都指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主张以爱对待人和万物，对待宇宙自然界，在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中体验真正的幸福与快乐。也正如罗素在《走向幸福》中所说：“不管我们怎样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我们的生命就是大地的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动植物一样，我们也从它身上汲取营养。”[11] 中国文化中的极其丰富的人文关怀和生态意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休闲文化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幸福就在对自然的贴近、热爱、欣赏和敬畏之中，在对人和万物的友善和关怀之中。中西文化之间是应当而且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的。

[①]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②]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392页。

[③] 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④]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392页。

[⑤]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392页。

[⑥]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393页。

[⑦] 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49－150页。

[⑧] 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71页。

[⑨] 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97页。

[⑩]《罗素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11]《罗素文集》第一卷，第318页。

* 原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8月4日。刊发时有较大删节，这里收录的是原稿，作于2002年12月2日。《休闲研究丛书》（共5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