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涛: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2-05-10 2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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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涛  

  

   摘要: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宪权行使的标志,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不应以绝对主权为根据,制宪权的相对化及自然法的人权价值构成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法理基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就效力范围而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直接作用于公权力(主要是立法权)而非私权利,由此私法自治的必要空间得以保留;而且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并不当然具有“前在”或“先定”的效力,但可默示推定。

   关键词: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分析;制宪权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即宪法对自身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在我国表现为现行宪法序言中的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本身的效力基础是什么,是绝对命令还是自然正义,构成这一命题的终极追问。可见,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并非不证自明。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者止步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结论性共识,很少追问其背后隐藏的根本性问题。诸如,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应当由制宪权创设,为什么我国首部宪法1954年宪法未规定,却在1982年宪法中首次规定?如果1982年宪法是修宪的过程,1982年宪法可以确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吗?出现在宪法序言中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可否会因为序言本身规范效力的缺失而效力减损?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绝对主权吗?为什么主要西方国家并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其各自的制度逻辑是什么?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有预先承诺和在先约定的效力吗?上述问题从规范内涵、效力基础和生成逻辑诸方面构成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答或者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有的问题甚至从未被提出。

   宪法是最高法,这是最基本的宪法常识,而对这一常识问题的理据追问构成了宪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因此,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基础性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的宪法实施也冀望于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逻辑前提,而违宪审查制度则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实现方式。如果说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成为“活法”,那么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则赋予宪法以灵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效果不彰,根本原因在于在理论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通常被作为政治象征,注重其宣示意义而忽视其规范性和实效性。而且,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范围的认识误区,导致违宪审查对象不明以及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混同。此外,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绝对化理解,导致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由于宪法至上与私法自治之轩轾,出现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学科之争。更重要的是,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其他法律的效力来源,如果宪法效力不能证成,整个法律体系就无以建构。

   一、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意涵

   根据制宪权理论,制宪权是始源性的创设性权力,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应当确立于一国的制宪过程。我国1954年宪法通常被视为制宪权运用的结果,却并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首次出现于1982年宪法。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宪法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但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们认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隐含在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之中,而1982年宪法承继了1954年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由此,可以将1982年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追溯至1954年宪法,作为默示规范,进而确定1954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可以说,确立1954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意义重大,因为它是1982年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渊源。如果仅仅由于1954年宪法对此未作规定而不承认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话,我国现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便失去了效力根据。然而,如果将1982年宪法的通过视为修宪,那么其是否可以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本身是存疑的。因为按照制宪权理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来源于制宪权,而修宪权通常被认为是宪法所确定的权力而非创设宪法的权力。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通常栖身于宪法的序言部分,如果宪法序言本身不具有规范效力,怎能承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呢?[1]在法国,《人权宣言》作为宪法序言,其法律效力原本是不被承认的,因为法国制宪会议将《人权宣言》作为宪法序言的意图是将序言作为宪法之前提而非其内容。[2]日本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不具有规范性因而不能直接成为裁判依据,法律的违宪必须直接违反正文各条款。序言只限于作为对各条款进行解释的指导方针予以引用。[3]蔡定剑教授甚至认为,基于规范政府行为的宪法原理,序言并不是宪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宪法序言的条款不具有规范性。[4]笔者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宪法序言的规范性,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被置于宪法序言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某项规定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取决于该项规定自身。如果某项规定具有法律规范性,不能因为出现在宪法序言中就否定其规范效力。[5]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最高法律效力条款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宪法的实施避免宪法成为具文。我国宪法序言中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特别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这已经非常明确地赋予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的法律规范性。在宪法司法适用的国家,如果宪法中规定了由法院实施宪法审查的机制,则序言作为原则性规则可能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6]法国的宪法序言也不是始终不具有规范效力。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法国宪法委员会就引用了宪法序言作为规范依据,认为序言表达了“这个共和国的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因此,我国宪法序言中关于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应具有法律规范效力,但这并不否定其在序言中具有宣示意义,可将其作为原则规范,相对而言,我国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

   (一)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的含义

   1.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前提:宪法是根本法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这一规定阐释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历史及现实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宪法是根本法。宪法是根本法的规定指明了宪法的性质和地位,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预设了前提。但将宪法作为根本法,实质上赋予了宪法政治意涵,使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再是纯粹法律意义上的,即法律体系中相对于法律的最高法,而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约束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政治统合的最高权威。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宪法的“根本法”的称谓直接来自苏联,苏联1936年宪法即被称为“根本法”,作为宪法的别称或同义语,但此“根本法”与西方宪制意义的根本法不同。斯大林在说明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时强调宪法的根本性旨在将宪法与“日常立法问题”区别开来,“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塞进宪法里。[7]但并没有提及“根本法”是最高法。斯大林认为,宪法的产生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宪法是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8]斯大林的这一观念与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9]王叔文先生认为,根据列宁的观点,宪法集中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和最高利益。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和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10]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权不受法律约束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宪法相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的最高性。特别是,被称为“根本法”的1936年苏联宪法本身并无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由此可见,苏联的“根本法”并无“最高法”之意,我国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不是源于苏联宪法而是我国1982年宪法基于历史经验的特别规定。可以说,这是我国1982宪法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重大发展。

   2.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结果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一规范表述在逻辑上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作为“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充分条件。但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根本性与最高性相关,但两者基于不同的维度,根本性指涉的是基础性,而最高性强调的是优位性。因此,“根本”未必“最高”,即从宪法是根本法难以直接推导出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结论。并且,这一规范表述还存在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之嫌,因为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在宪法是根本法的条件中预设,即宪法是“根本法”意味着宪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优于一般法律,宪法规范的价值判断、修改程序要求也高于一般法律。

   (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表现形式

   首先,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至上性。这是法律意义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由此引申出,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否无效,我国宪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人们通常认为,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无效。但根据凯尔森规范与效力同一说,“违宪的法律是没有效力(无效)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宪法不仅赋予合宪性法律以效力,同时还承认违宪法律有效,因为法律既然已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方式被创制出来,那么其就是规范,即是有效的。两个规范相互冲突并不意味着一个规范失去效力,反而两个规范都是有效的,才会发生冲突。[11]也就是说,法律即使与宪法相抵触,其也是有效的,而判定与宪法冲突的法律的无效只有诉诸违宪审查程序或者合宪性审查机制。

   其次,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调整对象的普遍性。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虽然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纵向意义的,而宪法规范对象的普遍性是横向意义的,并非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但两者还是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不遵守宪法甚至有超越宪法的特权,那么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便不复存在。可以说,法律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指宪法相对于法律、法规的最高效力;而政治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法律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延伸,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体现了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特色。

   最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责任属性。我国宪法第5条第4款第二句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根据这一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包含了违宪责任追究的内涵,从而补强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的实质规范性。由于没有责任条款保障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定只会成为纯粹的效力宣示,因而,责任条款构成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整体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原理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原理外在于宪法规范。正如科尔曼所言,如果法律是一种权威,法律权威不能求助于法律权威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而必须求助于法律权威性之外的东西。解决方案有,实证法论者根据某一社会事实对法律的权威性进行解释;自然法论者寻求在法律权威性与道德权威性之间建立联系,使法律的权威立基于道德权威性之上。[12]若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理解为宪法最高权威,那么可以认为实证法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诉诸于权力,自然法则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归因于道德。

   (一)基于实证法的制宪权力

从实证法的视角用国家主权来阐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国家主权本身的至上性赋予宪法这一主权者意志的最高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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