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论纽拉特的技治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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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1、作为技治主义者的纽拉特

过去20年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再研究的推进,研究者意识到维也纳学派的形成并非是某个统一观念支配、接受某个导师教诲的结果,事实上学派诸人的观点甚至某些核心立场并不完全一样,常常被分为左右两翼。纽拉特便是其中左翼或“极左翼”的代表,与石里克、卡尔纳普三足鼎立。正如最著名的纽拉特研究专家于贝尔所言,因为纽拉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因而是学派最主要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领导者,有人则认为他是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社会运动与全球性思潮最重要的“发动机”。瓦托夫斯基认为:“第一,我要考虑,维也纳学派,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某些领导成员提出,科学的世界观是历史中的一项政治事业,它不仅反对奥地利思想生活中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反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反动势力;更具体地说,是对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项贡献。第二,我要把维也纳学派本身作为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对象,作为思想运动来考察。也就是说,要把维也纳学派‘作为社会运动’来考察,并且也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一运动。”他提到的领导人指的就是纽拉特。正是在纽拉特的影响和推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走出书斋,将理论工作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使维也纳学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直到今日,纽拉特仍没有得到科学哲学界应有的重视。从历史上看其根源可能在于:

其一,由于政治环境的打压,逻辑实证主义乃至整个分析哲学传统迅速右转、趋于保守。先是纳粹崛起,在欧洲大陆驱逐学派诸人,再是纽拉特移居美国后,在冷战背景下遭受麦卡锡主义者对亲共分子的压制,使得分析哲学逐渐远离实践,成为纯粹逻辑主义的语言分析理论,以致最后,分析哲学的后来者都忘了逻辑实证主义是“红色维也纳”时期兴起的激进革命理论。

其二,在维也纳学派内部,纽拉特思想特出,对所谓经典观点一直持强烈甚至根本性的批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勾勒为经典观点时,就只能略过与之明显偏离的纽拉特、齐尔塞尔等人的思想。

其三,纽拉特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其研究是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史、社会科学哲学、统计学等领域,而这些是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者不熟悉的领域。除此之外,纽拉特过早去世,没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也是他的思想被低估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纽拉特的思想贡献不止于科学哲学,正如于贝尔的概括:“纽拉特作为经济学家,以无货币经济闻名。作为历史学家,以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中的完全社会化工作著名。作为教育家,他的社会博物馆工作很出名”,而就科学哲学而言,他以“统一科学”与“纽拉特之船”著称。众所周知,统一科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核心观念。卡尔纳普在《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中提出,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思想与运动,主要是受纽拉特的影响。一般认为,“纽拉特之船”指的是纽拉特反对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但有人认为,“纽拉特之船”所涉不完全是认识论问题,更多是指以社会化改造面对的各种困难以及实施方案。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因为纽拉特提出“纽拉特之船”的文章讲的是“社会学与生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分析知识问题。

虽然反对经典观点,但纽拉特无疑是坚定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说,逻辑实证主义是对康德主义或先验主义的一种反动,其主旨一是完全否弃先天知识而代之以彻底的经验主义,二是运用数理逻辑新方法贯彻经验主义,从人类知识库中剔除所有的形而上学。至于经典观点主张的一些核心立场,如证实原则、综合与分析的二分、科学发现与辩护二分、科学价值无涉等,并不是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的必然推论。纽拉特认为,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是伪理性的,知识是多元主义的、历史根源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因此,以往的科学哲学研究将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简单对立起来,是非常错误的。逻辑主义者不一定反对历史研究,纽拉特和卡尔纳普都对科学史研究十分重视,而齐尔塞尔也主要研究科学史,试图提出完整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纲领,可惜他流亡美国后生活潦倒而太早离世以致未能完成。

从理论上说,逻辑实证主义并非只能囿于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而是可以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从实践上说,维也纳学派一开始就不是封闭于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密切地关照社会实践和现实政治。这在纽拉特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纽拉特提出了一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强烈支持技术治理的体系化技治(技术治理)主义理论。在他的著作中,“技术主义”“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工程”“社会化”“管理经济”等核心术语的使用实际上表达了技术治理的两个核心立场:其一,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其二,给予专家包括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更大的权力。由此,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可以被视为对实施科学运行原则的理论准备,即澄清何为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前提性问题。他的回答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而且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贯彻到其社会运行理论当中,形成了围绕社会化和计划展开的技术治理战略。换言之,纽拉特的科学哲学思想或纽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与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整体,其科学哲学思想扮演了理论基础的角色,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纽拉特不仅提出了技术治理理论,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在现实中推行他的技治主义主张。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尤其是对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很早就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崛起,社会民主党坚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左翼力量的中坚。纽拉特还参加了1919年德国巴伐利亚革命,曾担任苏维埃政府的高官,并因此而坐牢。1919~1934年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掌权,其权力中心在维也纳,该党施行了许多社会主义改造措施,这段时期史称“红色维也纳”时期。当时的局面是:社会民主党占领了维也纳,但右翼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在维也纳之外地区力量很强。纽拉特回到“红色维也纳”后,在政府中担任官员,积极推进其社会化主张,尤其集中于三个方面:工人教育、住宅改造、修建经济与社会博物馆。他的博物馆与图像统计学,尤其是提出国际印刷图画教育系统,产生很大影响。1931年,苏联曾邀请他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博物馆。维也纳学派诸人尤其是纽拉特和齐尔塞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积极推动成人教育和工人教育,石里克也曾参与授课,参与这些工作使得学派所有成员在政治上日益左倾。后纳粹主义兴起,纽拉特四处流亡,于1946年客死英国牛津。

2、技术治理原理:科学世界观

在启蒙观念的指导之下,纽拉特不仅反对形而上学,而且着力统一科学知识为科学改造世界的活动服务,因而这也决定了“统一科学”不会仅是纯粹理念上的探讨,而会成为知识领域的社会运动。因此,在纽拉特看来,运用科学世界观的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是合乎启蒙观念的,甚至是启蒙观念必然的产物:需要改造的世界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二者都需要应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

反对形而上学是坚持启蒙立场。

1929年,纽拉特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一文,用“科学的世界观”概念对他理解的维也纳学派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概括。在他看来,世界观不仅是理论,还是行动的先导;神学或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科学或反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转变,是人们从中世纪向现代前进的先导。纽拉特声称,科学世界观是与启蒙精神一致的,是反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由各门经验科学推进。但是,思想家们没有对科学世界观进行系统总结,赞同科学世界观的人们也没有聚集成一个学派,而正在兴起的维也纳学派是赞成科学世界观的学派,维也纳是科学世界观的中心。科学世界观的基本目标是反对形而上学,同时重视对“生活问题”即社会实践的研究和参与,尤其是“致力于重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努力、致力于人类大同的努力、致力于改革学校和教育的努力”。因此,维也纳学派会保持开放,努力与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马赫学会合作和联系,希望为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理论支持。所以,科学世界观不仅是一种思想,也要诉诸社会运动。

纽拉特提出科学世界观,与他不满于当时奥地利形而上学高涨的形势直接相关,但他同时也看到科学家们正在推动与形而上学相对的理解世界的物理主义蓝图的绘制。他认为,必须通过各种形式与形而上学和神学作斗争。在他的观念中,形而上学受到右翼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支持,是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他甚至认为,巫术和魔术都比形而上学和神学更接近科学。在历史上,魔术表演常常与技术工作密不可分,二者同样要处理经验事物,后来才逐渐被人为分开,但神学完全退出了经验领域,退到完全空洞而无意义的超验领域之中,而经验领域逐渐由现代科学的兴起填补空白。“即便是远离形而上学的态度也肯定是以工人运动的增长为基础的”,反对形而上学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和行动。

科学世界观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将其揭示为无意义的伪问题。在纽拉特看来,传统哲学中的问题,一部分是形而上学,另一部分可以由经验科学加以研究,今后哲学的任务只局限于澄清问题和陈述,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而不再提出特殊的哲学论断。和卡尔纳普一样,纽拉特认为形而上学只是一种情感表达,不是理论或知识,而是诗歌、神话和艺术。科学世界观否认任何形式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验主义,坚持彻底的经验主义,只承认关于各种事物的经验陈述以及逻辑和数学中的分析陈述。所以,科学世界观有两个特征:一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二是逻辑分析方法。总之,纽拉特把逻辑实证主义等同于科学世界观,将其归结为启蒙精神的产物。

纽拉特对启蒙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理解,使之与维也纳学派右翼尤其是石里克的观点分歧很大,被于贝尔认为是维也纳学派内部批判经典观点的代表。比如,他主张完全避免使用因果性概念,不承认完全肯定或否定假说的可能性而主张科学家面对特定假说持多元态度的合理性。他还坚持真理融合论,有某种认识论的整体论的倾向。在理解社会问题上,他更是反对二分法,坚持“要把由人类、动物、植物、土壤、空气等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可称为‘共存’)作为出发点”的所谓“集合纲领”,这与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立场颇为接近。他反对科学的价值中立说,主张“科学研究的潮流从来不是社会中立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处于社会斗争的中心”。纽拉特对于逻辑分析方法也不是迷信的,而是主张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两种方法并举。通过分析歌德、惠威尔、马赫和迪昂等人的思想,纽拉特认为,西方思想中流行的二分法是好战精神的产物,尤其是科学竞争的结果,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科学假说中作选择并非完全理性,研究科学史必须融合物理学、历史学和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史家既是受哲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也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哲学家。”并且,要想研究清楚物理思想,必须把它作为整体反思世界的一部分,这正是当时科学史研究的问题所在,此问题在科学史内部各专门史相互隔绝的背景下尤为突出。

纽拉特反对知识基础主义,主张历史主义知识论,看起来与当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些类似。但是,他坚守启蒙立场,尤其坚信科学的力量,因而与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甚至好几次表达自己不相信哲学,不相信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只相信科学或实证知识。正因坚持启蒙立场,纽拉特的科学世界观遭到了批判启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的质疑。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主张从“去魅”走向“反魅”。纽拉特对此进行了回应,认为霍克海默误解了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把统一科学误解为极权主义的知识论。

“统一的科学”: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

统一科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核心观念。纽拉特的反形而上学与统一科学这两个主张密不可分,统一科学是科学世界观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反形而上学是破坏性的工作,而统一科学则是建设性的工作,缺一不可。思想家必须要对经验科学提出的科学世界观进行系统的论述,这就在理论上意味着通过将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统一的科学。纽拉特认为,科学世界观的建构从具体经验开始,但超越个别经验或学科边界,经由主体间性指向统一科学赖以建基的统一经验领域。在实践上,统一科学则意味着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统一科学同样既是理论工作,也是社会运动。从技术治理的角度说,科学地运行社会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有统一的科学才能导向统一的社会运行,实现平稳而有效的技术治理。因此,作为科学哲学家,纽拉特对科学统一的强烈愿望,乃是为全面科学的社会化行动提供“工具库”,也就是说,他的科学统一运动最终统一于实践活动。

总的来说,纽拉特统一科学的核心思想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经验科学统一于物理主义语言,统一科学就是物理主义科学。

理论上统一科学的关键在于寻找不同学科研究者可以通过主体间性把握的东西,纽拉特认为这必须从大家使用的语言入手,即通过物理主义语言来统一科学,此即物理主义。物理主义并非主张还原至原初经验,而是指还原于观察语言,观察语句以记录语句的形式出现。纽拉特认为,只有运用物理主义语言,才能创造严谨而统一的科学陈述系统。纽拉特把卡尔纳普的《世界逻辑的构造》视为对这种创造的初步尝试,但是他认为该尝试应该放弃现象主义语言,而采取物理主义语言。事实上,卡尔纳普最后转向了物理主义的立场,但与纽拉特对物理主义语言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总的来说,他们对何为物理主义语言的界定都很模糊。

和卡尔纳普的理解类似,纽拉特所主张的物理主义语言限于“时空中事物的陈述”——“在统一科学的框架内,一个人能做出时空过程的预言,这些过程在某些特殊的例子中能追溯到‘红’和‘冷’,‘大声’和‘坚硬’的表达”,“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时空术语,因此可以称为‘物理主义’术语(‘陈述’或‘术语’这样的术语也是物理主义的)”。所有不能追溯到时空中事物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都要从科学中清除出去。并且,物理主义语言并不等于既有的物理学语言,“物理主义的术语比物理学术语更丰富,因为它包含比如‘细胞群’‘刺激’等术语,因而将生物学和心理学纳入统一科学”。

纽拉特对物理主义语言理解与卡尔纳普的主要不同在于:第一,纽拉特认为物理主义语言既不是完全的日常语言,也不是完全的人工语言,可以通过对物理学语言进行删减、修改而获得。他指出:“且让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是要提出(像有些人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所设想的那样)把‘简单的基本论断’‘原子观念’‘感觉材料’或它们的语词替代物,即某种基本的、原始的和粗糙的东西作为我们开始时的立场。相反,我认为,我们从一堆完全无规律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开始,就像我们日常说话所呈现的那样。然后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规律性,并且把其中有些成份与具有精确性并可用公式来表示的计算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卡尔纳普主张物理主义语言是完全的人工语言。第二,纽拉特认为,物理主义语言意义是惟一的,但模糊性却不可避免。绝对而无模糊性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语言,物理主义语言不是本体论语言,它必须从总体上强调时空和集合体的特点。所以,物理主义语言是多元的,而非惟一的。各门科学统一于物理主义语言,不等于还原为物理学,这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统一科学中的社会科学尤其需要物理主义语言的模糊性和多元性。

其二,“只有一个可以被称为统一科学的经验科学”。

纽拉特指出,“各种科学学科一起组成‘统一科学’。科学工作的任务是创造所有规则的统一科学”。科学世界观要求统一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它反对德语学界中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二分。“所谓‘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区别——前者‘仅仅’是关于秩序的科学,后者还是关于理解的科学——根本不存在”。统一科学集中于研究各门学科的基础问题,澄清科学概念和陈述,如空间问题、行为主义心理学问题等。统一科学要整合各门学科,而不是要挑起所谓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如此,奠基于其上的技术治理才不会陷入混乱之中。

科学世界观认为,不存在与各门经验科学并列或凌驾其上的科学哲学,哲学属于自然科学的基础部分,帮助人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统一科学不包含传统的哲学,要将形而上学清除出去,只留下作为分析科学基础的科学哲学。“对于物理主义来说,因为它是表征十分严格的,被经院哲学家、康德主义者和现象学家提出作为哲学的任何东西,都是无意义的,除了他们的部分构想可能被翻译为科学的,即物理主义的陈述。”于是,统一科学中的哲学惟一的任务是澄清概念和术语,属于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其三,支持“百科全书主义”的统一科学,反对“金字塔主义”的统一科学。

纽拉特认为, 统一科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他所反对的金字塔主义,即以主干、分支以及次分支的方式建构系统的“科学大厦”,而他赞同的是另一种“百科全书主义”,即采用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建构“科学图书馆”。显然,纽拉特受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百科全书学派”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主张对百科全书要尽量做到语言统一,从而实现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他看来,金字塔模式坚持学科等级差别,而百科全书模式坚持学科平等,反对对科学进行分级;等级制的金字塔模式阻碍科学的自由进化,百科全书模式将科学视为不同科学单元的集合。然而,百科全书模式是英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偏好,这个传统历来反对极权主义,喜欢功利主义,而德国理性主义偏好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欢迎金字塔模式。纽拉特指出他理解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反极权的:“支持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百科全书主义(不仅是我,还有许多科学界的朋友们,所极力推荐的,也许是用不同的词语表达),该主义是民主、合作和宽容的“孩子”。它不是靠哲学实现的,是彻底的反极权主义。”纽拉特主张百科全书模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这种实用主义后来主要是由奎因继承和发展,成为逻辑实用主义。“百科全书主义”运用于技术治理当中,必然会导致反极权和宽容的立场,这在纽拉特的技术治理框架和战略中有所体现。

作为社会运动的统一科学。

纽拉特认为,物理主义的统一科学是为了生活,是不同于神学生活的经验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因此,统一科学必然会走向社会。作为一场社会运动,1934年统一科学运动由维也纳学派发起,纽拉特是最主要的推动者。统一科学运动强调统一科学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纽拉特尤其反复强调统一科学计划与经济社会化、教育改革、和平合作的国际化以及人类统一之间的联系,并且强调,“统一科学运动不仅是为了统一科学,更是为对抗纳粹而联合科学家”。1934年至1941年,纽拉特等人发起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系列统一科学国际会议,1936年,他们发起成立统一科学研究所,卡尔纳普、弗兰克和莫里斯等维也纳学派诸人积极参与其中。同时,纽拉特还在他主持的博物馆事务中推广统一科学,创制著名的纽拉特图像文字并向工人阶级传播各种统计信息,被称为“维也纳方法”。

除此之外,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还发起出版“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活动,将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统一科学思想付诸实施,出版委员会还包括玻尔、罗素、杜威和布里奇曼等人,影响巨大。该出版计划试图提高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纽拉特任主编,副主编为卡尔纳普和莫里斯。在纽拉特的总设想中,整个统一科学丛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统一科学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方法论问题,第三部分是个别科学的概要状况,第四部分是观点和方法在医学法律工程学等领域的应用,丛书总共有26卷260本书,除此之外,还有10卷专门的地图和图表。实际上,从1937年到1970年,丛书一直在继续,共出版20本书,其中包括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1945年纽拉特去世后,统一科学运动主要由弗兰克和美国的学科间对话小组推动,后来弗兰克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在波士顿成立了统一科学研究所,包括亨普尔、内格尔、奎因等在内的分析哲学的后起之秀加入其中,为推动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统一科学运动一直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后,弗兰克等人失去了基金支持。1958年,费格尔将统一科学研究所搬迁至明尼苏达科学研究中心,波士顿的相关研究由科恩等人在波士顿大学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讨会继续。

3、技术治理框架:管理经济、实物经济与社会化

纽拉特技术治理理论是科学世界观理论运用于社会运行或公共治理领域的产物,这使其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纽拉特不仅希望看到统一的科学,还希望看到在其指导之下的统一的社会,而社会在纽拉特眼中呈现出明显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色彩,因而他思考的技术治理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他的技治主义理论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总的来说,纽拉特技治主义理论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技治主义目标是什么?纽拉特将之归结为实现实物经济——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目标是一种高度的技治主义社会。二是如何实现目标?手段是社会化和完全社会化,实质是将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运用于社会运行当中,即遵循技术治理的第一原则——科学运行社会原则。

技治主义的目标:向管理经济和实物经济转变。

纽拉特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影响,认为持续多年的战争使得参战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控程度越来越大,并且这些变化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得以延续。对此,他持积极的态度,并主张应该专门研究与和平经济学相对的战争经济学。在他看来,与货币相连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属于和平经济学,忽视了实物经济,与之相对的是战争经济学,反映货币秩序被取代后的新经济秩序。简而言之,持续战争让参战国的经济逐渐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管理经济,目标是让整个国家经济能力围绕战争目标得到尽可能高效的开发,最终管理经济将完全过渡到消灭货币制度的实物经济。纽拉特指出:“自由经济时代正在结束,而管理经济开始了,货币经济将消亡,将让位于完全组织的实物经济。”

纽拉特的管理经济理论有着强烈的经验主义和物理主义的气息。他认为,管理经济不等于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也就是说管理经济不意味着权力都由国家集中,也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是惟一性的。管理经济主要特点或措施包括:第一,社会测量变得极为重要,要完成实物计算而非金钱计算。对实际生产状况进行社会测量变得很紧迫,管理者需要了解物理的社会物资配置而非金钱表示的价格与利润。这就是实物计算与金钱计算的区别,因为在战争期间有真实装备才意味着胜利的可能。但是,在自由市场中,更多的金钱代表更好的生活,金钱计算是最根本的方法。在管理经济中,要以实物眼光看待经济运转,经济学将转变为某种技术分析。这种观点和技治主义者凡勃伦颇为相似。第二,限制和取消市场交易,推进国有化和执行经济计划。在管理经济中,利润不再是最重要的,要用计划配置的方法实现所有人就业,并摆脱生产设备低效运转的状况。这就意味着生产的集中化和生产行业、信用系统和销售链的国有化,以及更多的、范围更大的经济计划。由于市场交易受限,货币的使用和作用受限,非现金交易的无货币经济增多,比如实物工资和实物缴税,但还没有达到没有货币的实物经济状态。“总的来说,存在从基于货币的自由市场向基于实物计算的管理经济的转变,它一般将各种测量建基于实际项目的经济计划。”但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纽拉特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它们在任何经济体中都会并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的理解更为符合实际。第三,作为科学社会工程的社会化措施大规模出现。纽拉特认为,在传统经济中,生活秩序是自发、无意识和混乱的。到了管理经济阶段,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建设新的生活秩序,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前进,此时新的实物经济学成为社会工程的一部分,给未来发展提供一个预言性的框架。社会化目标是要消除传统经济秩序中的低效、浪费、失业和萧条,通过经济活动的科学化实现人类的福祉。这与凡勃伦强调技术治理针对普遍存在的有意破坏、泰勒声称科学管理要消除“磨洋工”是异曲同工的。同时,纽拉特又认为,社会化将为了工人利益而增加生产,因此他对泰勒制是相当赞同的。他认为,很多人认为泰勒制让工人生活机械化,这是错误的,泰勒制可以输入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可以让工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社会化不仅考虑效率,而且要同时考虑工人的健康和福利,纽拉特认为这两方面并不冲突,而罢工则很难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因为提高名义工资,导致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不见得提高。

纽拉特认为,管理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系统,即从自由市场向实物经济转变的、战争期间的中间状态,而向实物经济的最终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向实物经济转变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目标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追逐利润变为提高人类生活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转向以生活标准为中心。换言之,管理经济、实物经济及其实施的计划工程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传统经济学以金钱计算为中心,生活标准经济学以生活标准为中心,以实物的物理学测量为基础,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生产问题转向分配问题。这一点和北美技治主义运动的领袖斯科特的观点很相似。

在纽拉特看来,19世纪的技术进步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标准的提高,甚至在没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分配问题,以及对生产的人为破坏。以金钱为中介的经济学并没有刻画实际经济活动状况,而对幸福、福利等进行物理主义的经验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将经济学导向了人类生活状况分析。按照纽拉特的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社会学的理解,对生活的感受是一个如“硬度”般的比较术语,可以用生活状况加以具体化。他把生活状况具体分解为与住房、食物、衣服、教育、娱乐、工作时间、工作量、疾病、品行等有关的数据,从而把经济活动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标落到实处。当然,他承认生活状况与生活感受不能完全等同,同样生活状况的人对生活的感受并不完全一样,但他认为经济学可以沿着上述思路发展下去,并把他的新的经济价值观点扩展为经济学理论,进而“影响生活状况的某种制度和测量”。

纽拉特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问题融于一炉,与纯粹的当代学院经济学差别很大。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继续反对形而上学,认为传统的金钱计算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人是“能完美洞见的理性人”这个假设,并认为这是应该从物理主义经济学即生活标准经济学中剔除的形而上学。实际上,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同时代的凡勃伦、斯科特有许多共通之处,与后来的技治主义者加尔布雷斯所提出的富裕社会理论和计划理论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尤其体现在社会测量、计划经济与分配问题等方面。

手段:社会化与完全社会化。

纽拉特的社会化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很多想法是对他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而更多的则是理想性的构想。对于社会化,纽拉特有一段很清楚的界定:“(社会化)不是市场经济(a),它将带来一种管理经济(a1),即一种中央决策,以实现一种经济计划,或者至少支持它。它不是主人统治(b),如我们所知,它将带来社群统治(b1),而且让全体人民作自己命运的主宰。它不是主人经济(c),它将带来集体经济(c1)。它不是服务于特权主人阶层,它将带来为所有人福祉服务的经济。……因此,社会化可以由a1 b1 c1来定义。而且,社会化以资源的全效使用代替资源的低效使用(d1)。”显然,他的社会化观念与社会主义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同时显示出对将科学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坚定信念。他指出:“过去生活秩序被当作命运接受,现在在从未有的高程度上变成我们有意识分析意志的对象。社会化,即社会主义生活秩序目标导向的实现,是今天的要求。”也就是说,社会化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处于管理经济的过渡阶段。全面社会化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化或私人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化措施的综合。要实现整个社会组织重构,就要让整个社会迈入社会主义阶段。在纽拉特看来,支持管理经济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如何推进社会化呢?纽拉特认为,社会化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实现,而他推崇的是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团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方案,强调农民与工人的合作,要求农业与工业并存,推进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和对工农平等对待的集体主义经济,按照家庭为单位分配生活资料。他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化,主张改良主义方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逐步施行社会化措施。纽拉特主张的社会化和社会工程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暴力铲除传统组织和清洗以前的官员。

在经济方面,社会化意味着一种遵照计划的管理经济。但是,纽拉特认为,社会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采用社会化的方法,而经济计划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在古代,比如斯巴达人就采取过某种计划经济。在纽拉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性特征在于实现分配正义和取消经济特权,而不在于计划经济。在社会化组织方面,纽拉特设想了一整套计划机构及其职能来推行社会化。他认为,必须有一个中央经济管理局设计经济计划,使得相关制度相互兼容。他还强调发挥行会和行业的协调作用,主张银行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加强社会统计制度,与实物计算中心联合,等等。

在阶级政策方面,他认为在社会化时期,国家权力主要由工人和农民掌握,但是他们要联合其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包括中产阶级。“社会化部分为那些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下最为受苦的人、工厂工人所需要。但是,为了走向社会化,工厂工人不得不联合工匠、农民、公务员和专家来组织反资本主义集团。”如此,过渡时期的阶级政策主张社会民主,强调各革命阶级的合作,尽量采用最少的暴力实现社会化。总之,在很大程度上,纽拉特理解的社会化实际上是社会理性化和数字化,在全社会逐步推进某些技术治理措施,而他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很强的技治主义特征。

随着社会化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最终实现完全社会化,也就是进入纽拉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阶段。纽拉特主张,逐步社会化直至完全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社会化不等于国有化,而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和设计,是一种社会工程。总的来说,纽拉特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要向泰勒主义学习,既要提高生产效率,又能给工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生产的关注点应从利润转向效率,效率与生活条件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以提高人们生活条件为最高目标,消除集团特权,用社群经济取代主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最低的住房、实物、衣服、教育和休闲保证,每个人都承担不同类型的工作。社会主义实现完全的社会化和实物经济,用计划来管理整个经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再考虑利润问题,而是要考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照能力遴选经理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取消商品和货币,对产品实行计划分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一切为了利润或财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切为了使用或效用。在经济计划为基础的实物经济秩序中,社会主义将更好地考虑人的幸福问题。

除了经济方面的改变,纽拉特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是一种热爱社群的生活秩序。”无产阶级不仅要提高物质生活,也要提高精神生活。“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表明:爱、和谐、超个人的奉献不仅被社会主义所庇护,而且是被其组织形式所提倡,甚至与经济计划和实物计算——否则它们仅仅作为冰冷体制被我们所知——一道最紧密地发展。在其效果和目标的感知形式中,社会主义劳动运动永远是影响整个人类的,是为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自由个性进行的文化运动。”

4、纽拉特与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

纽拉特对技术治理实施战略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计划体系和社会测量两方面。他对社会测量尤其是经济学测量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想法,比如上述提及的对生活标准的物理主义测量方法。但是,他的社会测量思想偏重于统计学的技术性方面,比如前述的图像文字系统方法。纽拉特创造它的目的是希望对工人进行教育,这在他主持的博物馆中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和展示。从理论上说,他对经济计划战略的讨论更有创新,这也与他的社会统计学思想紧密相连。对于他来说,计划尤其是经济计划非常重要,要实施计划战略,既需要能胜任的社会工程师,也需要能胜任的自然工程师,更离不开物理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指导。因此,纽拉特主张赋予专家更大的政治权力,这符合技术治理的第二原则:专家政治权力原则。

计划革命与社会工程的核心位置。

经济计划在纽拉特的社会化进程中处于核心位置。他指出:“我们知道社会化的目标是:全效使用和社群目标的经济。我们知道这是如何达到的:通过管理经济的经济计划,它在一般规则之下将导致一种实物经济。”纽拉特认为,当时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计划革命的时代:“也许,我们处于某种将被称为‘计划革命’时代的前夕,与‘工业革命’相对。计划变得几乎普遍:计划作为一种战争方法,计划作为经济学家抑制经济衰退的良药,计划为建筑师所爱,而且计划成为我们社会新模式的特征。”在他看来,制定计划的实质是在不同人群之间分配不同的生活条件。

社会化需要清晰的经济计划来实现,并提高经济的效率和弹性。这导致对社会统计学的作用和需求大大提高,尤其需要对生活状况进行具体的数据测量,以作为整个经济计划的核心。纽拉特区分了两种社会统计学,一般统计学对各种资源进行动态统计,而新社会统计学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统一统计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他对新社会统计学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改进方法。纽拉特还讨论了建立欧盟和国际计划的问题,主张创立世界邦联,并设想在欧洲范围统一测量和调配资源。

纽拉特一再强调,计划和社会工程并不一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相冲突。他把社会工程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社会工程并不等于国有化。他指出:“对一个社会工程师而言,显然可以使用合作、卡特尔、混合公司、贸易联盟、消费者协会、商业会所、农业会所和其他大型组织与国家一起作为社会化的实施者。”他还认为:“经济计划的结构和实现可以被分为如下部分:机器的技术(应用、方法等)、劳动的技术、管理、社会工程。社会化有意识地使用这些计划,理性地推进,有时也许有目的地在一般计划中培育非理性、传统的行为。”也就是说,纽拉特所谓的社会工程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属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设定工业标准和类型,以及专业化,是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只有在大多数公司均牵涉其中时才能实现。”但是,如前所述,纽拉特经济学并非狭义的经济学,而是传统意义上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在很多时候,他将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统称为物理主义的社会学,既包括对社会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考察,也包含社会学的内容。他认为,社会学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因此,他所谓的社会工程,就是运用物理主义社会学或科学的社会学来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纽拉特的社会工程主张总体化倾向明显,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

实际上,纽拉特支持经济领域的乌托邦主义,认为社会工程就是科学乌托邦主义。在他看来,物理主义的社会学不仅能预测历史,而且可以根据预测对未来进行设计和调节。他认为乌托邦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并不矛盾,应该鼓励社会工程师对未来进行调节,他反对寂静主义者的无为态度,而传统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必然性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纽拉特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论述主要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尤其是并不涉及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的计划控制,他并非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一种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常见成见。并且,纽拉特认为,社会工程根据计划对未来进行调节,但这不表示社会工程是简单而粗暴的,相反,社会工程不是简单的修剪,而是要宽容,反对暴力,坚持和平改良。他还极力强调社会工程要避免过于机械性,要考虑人性。然而无论如何,必须要承认,纽拉特对社会工程的设想,在现实中很可能沦为完全总体化、机械化的激进革命的乌托邦追求,尤其是过于强调取消市场经济,反倒会威胁经济计划的良好运行。真正温和而宽容的技术治理者肯定会认识到:即使是经济领域的计划也不可能是无所不至的,而应给市场的自发调节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且好的经济计划必然是一个相互协调的杂多的局部计划体系,而非惟一的总体化计划。

工程师与建议的专家政治。

与社会工程的泛义理解相一致,纽拉特对社会工程师的理解也是泛义的。社会工程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和执行项目计划,以达到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按照纽拉特的理解,社会工程师不仅包括管理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还包括银行经济学家、职业经理人、精神病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法律专业人员如律师、法官等,很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将自己也视为一名社会工程师。纽拉特的理解与目前对社会工程师日益泛化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社会工程师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将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的专业人员。

纽拉特认为,专家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工程极为重要,必须给专家以一定的经济管理权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管理经济将给各类专家打开新的活动领域,特别是工程师、医生和经济学家。完全不考虑净利润地处理经济的科学管理将鼓励对心理学家、生理学家以及技术的、管理的和社会的工程师的需求。”同时,纽拉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暴露出缺陷,也佐证专家和工程师的重要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化过程中,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计划机构不得不通过专家来控制公司的人财物,政府需要制度性地咨询专家。因此,在过渡经济阶段,经济运转工作必须由专家和经济官员共同负责。换言之,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治国主张。在整体架构上,纽拉特主张国家经济在过渡时期由逐级选举的经济委员会管理。专家帮助经济委员会控制工程和生产行会,推动社会化和科学管理。具体来说,纽拉特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专家团体要处理五类问题,分别是与会计程序相关的商业问题、与劳动者心理和生理相关的工作方法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的、统计的和法律的问题,这是由社会工程超出个别公司所辖范围而引发的。

同时,纽拉特又认为,专家并非管理经济、实物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决策人和最高权力者,相反,专家政治要受到民主制的制约。伯恩汉姆等主张“经理人革命”的理论家认为,发达国家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而走向“经理人社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者结合的新社会,其中经理、管理者是统治者。经理人运转整个社会,资本家力图变成管理者,而经理人社会将从极权主义阶段向民主阶段变化。纽拉特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虽然专家到处提供建议咨询服务,但未来的管理社会是没有特权的平等民主社会。并且,纽拉特主张社会工程所追求的最优解决方案要适可而止,而且对最优的判断不应交给专家来决定。计划主义的技术治理必须在民主制的控制之下,必须能很好地适应整个民主制的模式,可以提供必要的数据用于民主讨论。并且,纽拉特还指出,专家政治在实践中的困难恰恰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主人士不信任专家政治,二是很少有企业认为社会化不可避免,因而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改变。应该说,纽拉特提出的以民主制约束专家政治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在智能革命的新时代越来越值得深思。

虽然纽拉特认为民主会导致一些混乱,但他也认为社会工程与民主制并不矛盾。科学乌托邦主义只是提出关于未来的方案,想象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但不判断哪种方案是最合理的。因此,科学乌托邦主义并不意味着专家支配社会改造。它把实际的实践决策交给民主制完成。专家在政治活动中主要的权力是建议权,而不是最后的决策权,他们扮演的是思想库的角色。无论是自然工程师,还是社会工程师,都不是预言家。并且,纽拉特认为科学家也不擅长决策或执行。“极权主义者可能试图让科学家做新社会的领导人,像以前社会的魔法师、贵族或教士一样。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百科全书主义不明白,为什么被训练来发现尽可能的替代方案的科学家有特别的能力选择一个方案(一种不能以计算为基础的方案),尤其是他们仅仅为有着不同欲望和态度的他人作决策或执行一个行动。”

指导社会工程的社会科学。

统一科学指导改造世界,其中的社会科学是指导社会工程的知识基础,必须依靠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实施社会工程。对此,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家对于大众的重要性,主要基于将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将历史学的结果用于社会工程。”但是,纽拉特这里指的社会科学是当时要进行改造的未来社会科学,是与德国精神科学的旧传统决裂的社会科学,属于统一科学的一部分。如此,既有的社会科学要进行概念和陈述的澄清,剔除形而上学成分,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并统一于物理主义的旗帜之下。但是,纽拉特指出,统一科学并不是把其他学科变成物理学的分支,各门学科仍然有各自的不同对象、问题和方法,作为统一基础的物理主义语言是有模糊性的。就社会科学而言,物理主义主张仍然允许它保留自己与自然科学的一些不同地方。比如,不可预言性在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纽拉特比较了物理预测与社会预测,指出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即预测者及其预测会影响预测的实现。无论如何,纽拉特设想的社会科学是一种自然科学化的实证性社会科学,而不是思辨性浓厚、更接近于哲学的社会科学。

纽拉特认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是统一的,都是经验科学的方法。不仅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而且法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都可以贯彻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并要进行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改造。

在心理学领域,统一科学意味着剔除“活力论”等形而上学实体,全面转向华生等人提出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可以研究人与人的经验关系,而不要讨论准则、价值和本质之类的东西。“在物理主义的框架中,‘心理学’变成最宽泛意义上的行为主义系统。社会学也不得不在物理主义语言中表述为‘社会行为主义’。”物理主义心理学反对视角理论(aspect theory),主张普遍的行为主义,其主要分支包括:精神分析学、条件反射性、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纽拉特仔细讨论了各个分支如何清除形而上学的问题,主张编撰物理主义的心理学术语辞典。

在社会学领域,物理主义社会学是经验社会学,必须探讨某个群体对某些刺激的典型反应,从而对重大历史运动作出预测,纽拉特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所谓社会行为主义,即“社会学不是一种“精神科学”,也不是一种“心灵科学”,“精神科学”和“心灵科学”的基础不同于其他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是一种作为统一科学一部分的社会行为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经过社会行为主义改造后,就成为和天文学一样的经验科学。“人们可以和星群相比较,星群内的星星间相互联系比其与其他星群更紧密。社会学科可以和生物学比较,生物学研究地区和单个大陆的动物种群”。社会学实际成为了一种社会技术。纽拉特所谓的社会学,是包括了传统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泛义的社会学。他认为,之前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形而上学和神学束缚,科学的社会学或物理主义社会学要成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如何运转的社会技术,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剔除社会管理以及社会工程的一般理论。因此,纽拉特所谓社会学包括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内容,他甚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与工人运动联系紧密的最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并且,他认为自己主张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某种科学的物理主义方法。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却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5、纽拉特与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

纽拉特的技治主义主张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换言之,他希望实现的社会科学运行是依照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解来进行的,在此理念之下,只有信奉物理主义的工程师才是真正的科学专家。概括起来,它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其一,同时从逻辑构造和实际效果两方面理解科学,坚持科学的可控性。

一方面,科学是思想构造物,甚至整个知识世界都是逻辑构造的产物;另一方面,科学构造与实际行动及其效应相对应,而不仅局限于观念。然而,对于这种两面性更深的根源,逻辑实证主义左翼并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形而上学问题。纽拉特的两面性观点,显然与他对启蒙观念的坚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等于启蒙的推进,希望把科学视为将人们从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并且还要将它输入自然世界、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以达致人们进一步的解放。构造科学知识的科学理性就是人类理性的全部,科学理性同时在观念和实践两方面都是解放的,原因就在于科学观和科学实践是可控的,且不仅自然是可控的,社会是可控的,而理性本身也是可控制的。所以,有人把纽拉特理论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可控理性”的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科学及其应用后果都是可控的。这也是霍克海默批评纽拉特的根本原因,因为在霍氏看来,启蒙是太阳一般无法控制的力量,先是带给人们光明,最后将避免不了烧毁一切。

其二,技术治理的目标是有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控制。

一般说来,技治主义对社会科学技术化的理论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领域,这意味着它们在理论上习惯于将政治与经济融合在一起考虑,换言之,技治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科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技治主义者而言,区别政治与经济意义不大,因为科学时代的经济自由意味着政治运行的全新可能,而当代政治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适内容,甚至经济计划成了政府的最重要职能。当然,除了政治经济学,技治主义者还主要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保护(环境规划)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纽拉特对技术治理战略的探讨基本上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虽然他讨论过住房、教育和文化等问题,但是实际上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问题展开的。他深入研究社会测量和经济计划问题,目的都是要实现经济领域的控制。如前所述,纽拉特对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必然会使他的技治主义理想涂上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始终知道可控理性意味着有限理性,无限理性必然将可控性吞噬。所以,纽拉特反对激进的革命,坚持技术治理要服从社会主义和民主制的大框架,主张专家政治不得与民主相冲突。当然,他的类似辩解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难以消除其主张的明显的机械性气质。纽拉特过于强调经济和计划,显然是由他的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立场所决定的。实际上,技术治理常见的实施战略很多,比如社会测量、计划体系、智库体系、科学行政、科学管理、科学城市和综合性大工程等。技术治理模式应结合不同的国情加以选择和调适,统筹多种实施战略,更重要的是诸种战略的运行都应该具有本体化的特色,既不存在某一种普适战略(比如计划),也不存在某种全球通用的唯一模式。

其三,通过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完成真理到行动的“治理转译”过程。

按照休谟的两分法,科学知识是一种“是如何”的学问,而治理是一种“应如何”的方案,而“是”在纯粹逻辑的范围中是推导不出“应当”的。因此,从科学知识到治理行动的指导性观念,就要经过复杂的话语转换过程。对此,纽拉特是通过统一科学概念来完成的。按照纽拉特的观念,科学之所以要统一,就是要指导实际行动,特别是要指导工人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而改造社会的活动则需要社会科学的指导。实际上,只有一种统一的科学即物理主义科学,包括物理主义自然科学,也包括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和物理主义的哲学即科学哲学。也就是说,纽拉特提出了一种物理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实际上如于贝尔所言,物理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是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主张,而不仅是纽拉特一个人如此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不能直接指导改造社会的行动,但它蕴含的物理主义主张是可以也必须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指导也是清除形而上学,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于是,所有社会科学概念都要放在时空框架中刻画,且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须接受科学理性的指导。这看起来是一种对社会科学进行自然科学化改造的主张。实际上,即使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将理想的自然科学归结为物理主义,也不能说明当代自然科学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发现物理主义观念不是局限于自然科学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观念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苏珊·哈克所称的探究活动之中。换言之,治理转译不是一般理解的直线应用过程,而是一种先升华再扩散的转译过程,在其中,社会科学并没有从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从属于物理主义并平行于自然科学。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转译过程存在无限多的可能解释,而既有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其中一种。

其四,从工程角度看待世界,坚持泛专家的专家观念。

当可控性被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无论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被视为工程活动的对象,因为只有工程世界才是完全渗透可控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技治主义者会最早开始讨论环境保护问题的原因,即不能再任凭环境自然而然了,而是应将其纳入计划之中,使之成为文明的自然而非野蛮的自然。一般认为的技治主义者忽视环境问题的想法是错误,最早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回顾》中提出环境保护的爱德华·贝拉米就是技治主义者,而早期提倡建立环境保护区的进步主义者与技治主义关系也非常紧密。在工程的视角之下,为当代理性的实践活动提供知识指导的人都应该被纳入专家之中,环境保护活动则需要环境工程师的指导。因此,纽拉特的泛专家的理解对应的是工程世界的观念,而工程世界是从可控科学视角中折射出来的。现实世界中的大型工程项目往往不仅涉及对自然的改造,更牵涉移民、环境、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时兼具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的属性。经波普尔和哈耶克的批判,一般认为总体化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既不可行,又极其危险,但他们并没有否认局部而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可能性,而在现实中局部社会工程一直在发生着。如斯诺所言,的确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两种文化”问题,这正是自然工程-社会工程、自然工程师-社会工程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二分法的背景。在理想状况中,专家教育应该全面化,不同专家团体应该团结起来,工程目标应该多元化,打破上述二分,共同为人类福祉服务。这实际上也是统一科学的基本精神。

其五,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因而某些主张尤其是计划思想与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有类似之处。

在逻辑实证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直是无法绕过的思想渊源,这与当时维也纳学派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奥地利帝制崩溃,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崛起,除了纽拉特,逻辑实证主义者中很多人如齐尔塞尔等都加入了奥地利民主社会党,这也是为何统一科学运动后来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压制的原因。纽拉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多人也这么认为,比如于贝尔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波普尔则认为纽拉特是“半社会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纽拉特还将自己主张的物理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社会学称为“唯物主义基础的社会学”。有人认为,纽拉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受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思想和科学都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其二,受马克思式认识论的影响,认为科学和知识都是集体思维的产物。其三,受马克思主义前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坚持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模式。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对纽拉特的影响还在于:第一,纽拉特对反形而上学的理解受到马克思革命精神的影响。他认为,在反对形而上学方面,科学世界观与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参与社会实践方面,很多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都努力成为一个战士。第二,纽拉特的科学史研究思想从根本上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实际上,左翼科学史方法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典型的如齐尔塞尔的《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他的“现代科学兴起的三个社会阶层说”,明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因此他被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史的重视,与维也纳学派左翼关注和参与现实是有关的,与马克思主义倾向也是相关的。第三,纽拉特对无产阶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的理解受到马克思的明显影响。纽拉特认为,无产阶级能最好地发挥科学的作用,而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日益阻碍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的乌托邦的实现,社会主义从总体上依靠新技术和新技术的使用,不会导致失业。社会主义的生产计划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无产阶级的胜利只会大幅度推动技术进步。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纽拉特是被忽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典型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曾经被列宁和斯大林批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强调民主的作用,主张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还主张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改造和发展,尤其主张用马赫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它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社会主义文化,认为文化在阶级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纽拉特的理论具有上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别很大。比如,在纽拉特看来,科学理论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统一科学及其运动是为社会化服务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转变意味着暴力革命和总体化的乌托邦转变,他希望宽容和温和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区别了管理经济与实物经济、社会化与完全社会化。总之,他有一个最终的实物经济的总体蓝图,但认为实现它的过程是逐步的、渐进的。再比如,如前所述,纽拉特的思想虽然明显出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但是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更有弹性,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两者完全不可分。因此,他认为可以对经济系统进行单独的计划,比如在计划和社会化问题上,他认为计划并不只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化并不等于国有化。实际上,纽拉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的技术性和计划性的特征,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工程主义者,而物理主义是唯物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是严格的唯科学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支持社会工程,而无产阶级斗争坚持科学态度,重视科学方法和成果的应用。并且,在所有反对形而上学的物理主义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坚持,而且还指导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但是,唯物主义仍然有形而上学的成分,继承了19世纪的东西,而现代的物理主义是现代的逻辑化的唯物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工程的根本基础。纽拉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人的战略,是一种社会工程的教程。也就是说,纽拉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支持总体化的技术治理的,并且对社会工程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的社会工程在根本上一致,是其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狂热的特点,但是毕竟这也应用了科学。对于列宁而言,能否在专制时代组成并用好精干且严密的政治先锋队,是一件与英雄主义、殉道等任何情感无关的技术分析性事务。但是,历史充满逻辑上正确的科学态度与强烈的感情元素结合的例子。”也就是说,按照纽拉特的理解,马克思甚至可以被划为技治主义者,而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不可分割。他甚至认为,很多马克思的批评者批评马克思的技治主义,实际是反对科学,是要从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不科学的乌托邦主义”中。

如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不仅纳粹主义和天主教等右翼势力攻击逻辑实证主义,许多左翼力量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对它进行批评。右翼势力把逻辑实证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思想的威胁,这个很好理解,比如纽拉特不论思想还是行动上,都主动反叛既有资本主义秩序。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是反人道的科学主义、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无视卡尔纳普宣称自己的立场是“科学的人道主义”,无视左翼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为社会改革运动服务,而运动就是当时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应该说,后来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日益退出社会和政治领域,而完全退入逻辑主义和语言哲学的保护之中,既有右翼打压的原因,也有左翼同行者不理解的原因。我认为,无论是右翼的批评,还是左翼的批评,都是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先行的方法的结果,都没有深入地理解纽拉特的逻辑,尤其是没有深入理解其科学形式分析与社会主义主张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对于右翼来说,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对于老左翼来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就是支持资本家;而对于新左翼来说,科学和启蒙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他们都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真正深入的哲学批判,尤其没有找到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科学的专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理解纽拉特的关键在于理解科学哲学在他那里乃是为改造社会服务的。这里的逻辑是:理性的实践需要科学知识作为基础,而科学哲学肩负着澄清和改造所有科学知识的任务,是作为全面社会化的知识基础的统一科学的先行者和把关人。这的确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自信,自信能将理论与实践在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完美地统一起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蓝图,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居然还是可以控制的。显然,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在理论上太过乌托邦主义,而在现实中的影响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比不上它“左”“右”两边的批评者。

纽拉特把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等同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并不是唯科学主义者,尤其不是科学决定论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进步的最终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是阶级斗争。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第一生产力),但整个劳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部分,科学技术只是作为手段和工具为劳动者所用。因此,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无论是将之运用于自然界的技术改造还是运用于社会的技术治理,都只是社会主义社会运行的手段,而非它的目的。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技术治理工具论”。并且,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手段,技术治理同样也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可以利用技术治理的方法,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但这并不代表技术治理能超越阶级或阶层的范围。总之,马克思对社会运行的技术分析是为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而不是将技术治理凌驾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上。当然,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运用技术治理方法,也应该和有能力更好地运用它。因此,对逻辑实证的技治主义的批评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它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它的思想资源,比如纽拉特的计划、社会工程和治理转译等思想,为重构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技术治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005】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0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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