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未来中国发展的五大限制——中国发展的势头能不能保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3 次 更新时间:2007-02-27 2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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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摘要: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走得挺好。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五大限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生态、能源能否提供一个支撑的环境?国际社会能否支持中国的高增长?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一、改革30年,中国走得挺好

  

   对于改革30年的整体评价,国内社会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会由于专业角度和知识分子立场,多数是从问题着手,带着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的。包括笔者自己,在前一段时期国内召开的一系列社会学会议上,也说过批评的话,表示对中国的未来不能太乐观。由于笔者一直是从问题着手,因此对下一步中国的发展是比较悲观的。

   在悲观的同时,笔者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了乐观:“超过10亿人口的规模,连续接近30年保持9%以上的GDP增长,差不多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1亿多人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乱、起义、暴动、革命和战争,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扩张和侵略,把这几大因素加在一块儿,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做到的。”总之,笔者的确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还是走得挺好的。当然,我们要好好总结这30年的过程,因为对今后30年或10年的路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善治

  

   在2005年10月底的一次中欧学术会议上,瑞典大使问到笔者:中国到2020年会是个什么样子?他的提问所指,自然并不仅限于笔者的专业――社会学角度,还包括政策。笔者坦诚:2020年不好说,如果指未来5—10年,可以试试展望一下会是个什么样子。

   作这类展望时,笔者想到换一个说法,或一种视角:即不是说未来5—10年会是什么样子,而是说未来5—10年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会只是狭义上的社会学的问题,主要应是我们全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有一个,中国学界一般把它叫作“治理和善治”。这让笔者回想起1989年风波时遭遇的一件事。当时笔者正在英国,包括一些相当资深的外国人士问笔者对事件的看法。记得笔者的回答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治理”。当2005年10月底中欧学术会议上,笔者一说到“善治”,这些外国朋友马上就反应了过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民主,而是治理?”

   笔者所讲的善治或治理,指的不是简单的西方议会式的民主,而是指在一种普遍共识基础上的决策。这种决策,是在共同交流、认识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这样的决策,不仅是政府的事,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包括沟通、参与、透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制社会结构,可能比直接进入十几亿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议会选举式的民主更有效。

  

   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五大限制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道路怎么走?至少笔者现在讲不清。不过,笔者觉得有五个限制,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努力克服的。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这是所有问题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走过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道路,但直到今天,我们的基础仍然很薄弱,还得再保持30年的经济高增长,才能使整个社会进入小康。那么,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分析,中国到底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势头?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

   第三,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等,能否提供一个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环境,从而使得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社会公正也好,都能有一个可测量的前提。

   第四,外部环境能否支持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整个外部环境、包括全球环境,能否为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按我们自个儿的说法是“和谐发展”)继续提供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更多地是看国内问题,讨论的东西也很实在:贫困、就业、流动人口、住房、养老,等等。但实际上,外部环境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处理的不好,遇到一个不亚于冷战的环境,也并非不可能。总说冷战是两个阵营,我们在苏联这个阵营中,但至少在那个时期中国并没有与其他的国家发生全局性的重大冲突。但未来如果一旦全世界形成了没有道理的“中国威胁论”,且不说日本、美国,甚至就连尼泊尔、越南也可能会认为你掠夺了他的资源、搏夺了他的发展机会。如果不知不觉中外部世界都敌视中国,那么我们的内部环境又如何改变?

   第五,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背景的挑战?从今天的发展状况整个地来考虑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这已经不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的大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解决国内偏远地区的生计问题,比如云南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就象,最近在云南采取的限制砍伐烟草举措,以及云南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松茸出口受阻――他们的松茸居然被卡在日本的海关,这就不只是海关一天罚多少万的事了,而是云南农民的收入一下子降低、影响生存的大事。所以,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一员的背景下考虑中国问题,将考验我们整个的精英阶层(包括媒体精英、经济精英、学术精英等)和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社会上对整体利益的共识,没有危机意识的提升,今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会很严峻。

   虽然存在这上面列举的五个制约,但总的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比较大,内部自我平衡、自我互补的能力比较强,有回旋的余地。不像一些小的国家,一旦遇到一个大的问题,一下子就会垮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社会学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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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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